从湘水之盟说起——再谈荆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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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刘荆州之争，可以湘水之盟中分，前期围绕刘备“借荆州”问题展开，后期则为孙权一方阴谋为体，图取荆州。作为界标，探讨湘水之盟始末至为重要。
　　一
　　赤壁战后，荆州三分，曹操据北部诸郡，刘备取江南四郡、孙权势力中心在南郡。周瑜既故，刘备自孙权处借得南郡，即所谓“借荆州”之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债主自然叫起撞天屈来，于是冲突难免。
　　《三国志•先主传》记录“讨荆州”事件过程如下：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简明扼要，承祚文体，然而事实尚待厘清。再索《吴主传》：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
　　孙权要价标的已向南三郡聚焦。再索《鲁肃传》：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
　　千呼万唤始出来。毫无疑问，孙权所谓的“求荆州诸郡”即求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故有置南三郡长吏的行动。也即，孙权所谓“讨荆州”的理想蓝图是以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换取南郡属刘的结果，那么，假定孙仲谋仅是按图索骥，而非漫天要价，则“讨荆州”如此，史书记载阙如的“借荆州”的契约内容如何也便一览无余了。即，“借荆州”的结点为刘备得蜀，结算方式为让渡南三郡。因此，所谓“借荆州”一说非但名不副实，更且本质错误。刘备非但未借全部荆州，甚且未借南郡。与其名“借荆州”，不如称“换荆州”，刘备取得南郡，以南三郡为对价，只不过这一交付是预期的，即在刘备取蜀后实现。
　　二
　　厘清了荆州纠纷的纸面关系，便可探究孙刘首次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即孙权要求兑现约定遭拒事件。就史书直接记载看，南三郡并非必争之地，因此开罪江东，甚至不惜会猎荆州，刘备之行为实是难以理解。但透过纸背，不妨深入探讨，“换荆州”契约中是否尚有深文。
　　如前所述，“换荆州”的最终兑现以刘备取蜀为充要条件，既然最终兑现出现问题，则症结尚需在取蜀中寻求。
　　取蜀伐谋，孙权在吴方记载中完全以天真善良的冬烘形象出现。先是被一纸书信便忽悠得放弃了周瑜、甘宁等的图蜀大计，待刘备入川后才大梦初醒，无可奈何，骂骂“滑虏”了事。在此姑且不论孙权是何等人物，综合各方史料已大有可议之处。
　　《三国志•吴范传》云：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
　　“白帝”疑为传抄之误，《集解》有辨，不赘。显然，在二刘争蜀之际，孙权重臣吕岱身在益州。此公意欲何为？
　　《三国志•吕岱传》注引《吴书》云：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
　　原来是给张鲁下套去了。孙权与张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相隔数千里，何苦设此暗算？结合刘备受任讨鲁，北到葭萌的记载，很显然，吕岱是为刘备助拳去了，换句话说，孙权为刘备助拳去了。
　　对此，在刘备方的记录中亦可寻得踪迹。《法正传》所载与刘璋书即称：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虽是政治宣传，但孙刘联合取蜀应当是为刘璋所明知的事实。
　　三
　　如上所述，刘备入蜀，孙权出力，成事后一得益州，一分荆州，各取所需。
　　然而，孙权一方于取蜀的最初设计却大相径庭。无论《三国志•先主传》，抑或《华阳国志》，都记载了孙权版以江东军为主导的联合取蜀计划，甚且按察各史，东吴君臣尚有独吞益州之志，仅因刘备不惜兵戎相见，这一谋划方才束之高阁。
　　两国相交，唯利而已，从取蜀自肥到助刘取蜀，孙权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纵览史书，刘备既取南郡，孙权要债，却不及南郡，反索长、桂、零三郡，并以刘备取蜀为口实，据此不妨大胆推测，建安十四年刘备“求都督荆州”，孙刘订约，其初步内容确为借南郡，然而，世事变迁，随着南郡易手，江东入蜀之路断绝，一番折冲下来，孙权固不能跨刘伐蜀，刘备入蜀亦须防备萧墙之祸，双方妥协之余，便形成了刘备入蜀，孙权出兵协助，取蜀后以三郡换一郡的荆州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也即，从最初的“借荆州”变易为最终的“换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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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即定，两家遂合伙去算计刘璋（或许还有张鲁），但事到紧急，江东军却没了踪影。从吕岱所见刘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的景象可知，此时的刘备正处于悬兵敌后，“兵不满万，野谷是依”的不利境地。果然盟友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正当刘备在蜀中苦战之际，孙权有何贵干？“大发舟船迎妹”，最终演出一场截江夺阿斗。孙权的趁火打劫与吕岱带回的刘备利空消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史书阙如，却不难从逻辑推断。
　　既然孙权从合伙到散伙，乃至下眼药、放冷枪，那么刘备定蜀后对孙权的上门讨债白眼相向便不难理解了。
　　四
　　建安二十年的荆州冲突，《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甚详：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於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
　　则按东吴史料，荆州之争的路线图为：孙权置南三郡官吏被逐—>吕蒙取南三郡，鲁肃屯巴丘，孙权住陆口统一指挥—>刘备下公安，关羽入益阳—>孙刘益阳对峙—>曹操入汉中，孙刘湘水定盟，中分荆州。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为：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则蜀汉方的路线图为：吕蒙取南三郡—>刘备下公安，关羽下益阳—>曹操入汉中，孙刘湘水定盟，中分荆州。
　　看似两书记载相互补充，但按察《建康实录》却更有异闻。《实录•卷一•太祖上》云：（建安）二十年，权使诸葛瑾往诣备，求荆州，备不与。权征之，置南三郡守，使吕蒙讨定其民。蜀将关羽尽逐出之，权大怒，自上镇陆口，使汉昌太守鲁肃南讨。
　　依此则出现另一始末，即吕蒙取南三郡后遭关羽驱逐，孙权方才倾巢而出。此一记载与《吴书》相冲突，却与《蜀书》相补充。从逻辑推断，荆州遭袭，连失三郡，守土有责的关羽毫无反应，显然存在疑问，《实录》记载更为合理。从事实推断，湘水之盟，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因赤壁战后孙权实际控制江夏，实则孙权做出让步，将战前索要之南三郡降为南二郡。倘若按《吴书》记载，南三郡已为孙权实际控制，则在刘备后院起火，江东占有先机的情况下，尚降尊纡贵，自降要价，吐出到口肥肉，无乃太弱乎？《实录》所描绘的关羽收复南三郡，孙权大举反攻的局势更符合湘水之盟妥协的内容。
　　因此，固不能断言《建康实录》之记载可信无疑，至少亦是极可备考的一说。据此，大约吕蒙无可理喻的关羽情结，乃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云云，亦有其本。
　　五
　　湘水盟成，刘备率军西归，收拾巴东汉中的残局，孙权则马不停蹄，东征淮南，打合肥的空门，双方可谓各取所需。但事后观之，刘备破张郃、斩夏侯，退曹操，名利双收，声势喧天；孙权举十万之众兵围合肥，末了损兵折将，人仰马翻，最终一番折冲清算，江东又成冬烘。然而，倒果为因，史家所忌，毕竟十万大军败于数千孤军，实非始料所及，倘若常理推断，孙权趁虚拿下合肥，跃马青徐，扬兵淮泗，则湘水之盟得失显然更有评说。可惜，不是我军不盘算，实是曹军太狡猾。
　　痛定思痛之余，江东决策层产生了以下这番言论：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当然，湘水盟约在前，“借荆州”已难以成为翻脸理由。“嗟哉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盟友比我强，有背盟能力，所以我就先背盟——便成为了后期荆州纠纷的主旋律。
　　庙算得失，湘水之盟于刘备，大约是个最不坏的结局。以南三郡之利与孙权翻脸，与日后孙权为三郡与刘备翻脸有异曲同工之不妙，不但丧失了轻取汉中的战略时机，置新造基业于前狼后虎之境地，更造成了两弱相争之势。幸得及时明察大势，悬崖勒马，终于收亡羊补牢之效。然而，四年后孙权站到了三岔路口，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断。于是孙刘联盟土崩瓦解，终至曹魏渔翁得利，平稳过渡。待到曹丕陈兵江陵城下，接受了震撼教育的孙权拿着旧船票再要求登上刘备的客船，已是覆水难收，“蛋几宁施，各必踢米”了。湘水和议后鲁肃辞世，数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发丧举哀，是否已意识到建安二十四年局面的不可避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