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崔琰之死兼论“唯才是举”

三国文化博览

　　崔琰是当时有名的正人君子。他早年酷爱武术，喜欢击剑。后来又跟随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学习儒家经典。由于他是冀州人，所以很自然地来到袁绍的手下当官。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都抢着要他。但是崔琰觉得这两位都不能成大事，声称自己有病，辞职不干。结果被关进监狱，差点儿被杀死。曹操平定冀州的时候，得到了崔琰，让他当别驾从事。当崔琰来拜见曹操时，曹操对他说：“我昨天审查了一下冀州的户籍，可以征召三十万大军，真是个大州啊！”崔琰义正辞严地回答说：“现在天下大乱，袁氏兄弟又互相残杀，百姓苦不堪言。您来到这里，也不先问问百姓的生活风俗如何，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反而先问户籍，这岂是冀州的百姓所希望的！”这话不禁让曹操肃然起敬。后来，曹操一直以崔琰为众人的表率、楷模，并让他主抓人才选拔和地方官员的管理。
　　就是这样一个正人君子，被曹操莫名其妙地杀掉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写道：崔琰之死“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这事也确实古怪。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以后，有个叫杨训的人写了一篇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德。有的人就说他迎合权势，是个马屁精，进而又指责崔琰居然举荐这种人当官。于是，崔琰就把杨训写的东西拿过来看了看，然后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就因为这封信，崔琰被逮捕，后来又被迫自杀。
　　一封信仅有十四个字的信，怎么会就让曹操举起了屠刀呢？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这十四个字。“省表”，意思非常明确：表章我看过了。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事佳耳”，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事情做得还错嘛”。这就有疑问了，“事”是什么事呢？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这份表章写得可以；二是写表章这件事做得可以；三是表章中所写的曹操干的事，做得可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从字面上讲，意思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会发生变化。”问题又来了，什么情况会发生变化呢？一种解释是，人们对杨训的评价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解释是，曹操权倾天下的形势会发生变化。
　　曹操的理解显然与众不同，他认为崔琰所谓的“事佳耳”，是说自己做的这些事还可以，所谓的“会当有变时”，是说自己一定不能长久保持权势。因此当然就勃然大怒。
　　这个案子，一看就知道是冤案。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曹操的表现，则近乎歇斯底里”。更为让人惊讶的是，曹操在杀崔琰的同时，还对与崔琰一起主持人事工作的毛玠下了毒手。毛玠也是曹操的老部下，当年提出“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三大主张的就是他。他一直是曹操集团的栋梁。但是，当有人控告毛玠因崔琰被杀一事对曹操很不满时，曹操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毛玠抓了起来。幸亏有一贯支持曹操的桓阶为他说好话，曹操才没有痛下杀手，但依然罢了毛玠的官。
　　曹操这是怎么了？
　　易中天先生给了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神经过敏。按照传统观念，正人君子当然是忠君的，所以对崔琰这样的正人君子，曹操就格外不放心。结果崔琰的这封信，就让曹操起了疑心。最终，曹操决定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毛玠的情况也类似。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曹操为什么会神经过敏却语焉不详。
　　二是报复杀人。前面提到，崔琰曾义正辞严地责难曹操。因此，易中天先生认为：“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大家自己想想，你会因为一个人十几年前骂过自己就痛下杀手吗？曹操就会为了这点儿小事而杀人？肯定不会。一个旁证就是，骂曹操骂得最凶的是陈琳。他的那篇檄文简直把曹操祖宗八代都骂到了。结果怎么样？在崔琰被杀一年以后寿终正寝。
　　三是安排后事。崔琰的侄女是曹植的妻子。杀崔琰是在剪除曹植的势力。这个解释其实也不通。首先，曹操当时还没有决定立谁为太子。其次，无论是崔琰还是毛玠，都是支持曹丕的。第三，真正支持曹植的丁仪，正是陷害毛玠的凶手之一。
　　否定了后两种解释，那么是否就能肯定第一种解释呢？不能。曹操神经过敏不假，但还没有精神错乱。作为大文豪的曹操，不会不知道这句话有歧意，更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随便杀人。如果仅以崔琰是正人君子曹操就对其生疑来解释，绝对难以服众。因为正人君子多了，荀攸、钟繇、陈群，哪一个不是正人君子？怎么没被曹操施以毒手？难道就是崔琰和毛玠二位点儿背？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崔琰和毛玠都主抓选拔官员。对于曹操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选拔出来的官员是拥曹而非拥汉的。崔琰、毛玠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忠汉派提拔到政府的要害部门。这恐怕才是曹操真正不能容忍的地方。

三国文化博览

　　大家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组织里，领导必须抓到手里的两项权力，一是人事权，二是财政权。掌管这两个部门的属下，必须和一把手同心同德。崔琰和毛玠这两位正人君子，显然没有和曹操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曹操，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却依然坚持选择儒士，也就是选择偏向清廉正直的人物。史书记载：“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更说明其选人以德为先的理念。在中国古代，最大的德就是忠君。这正好触到了曹操的痛处。
　　事实上，自从荀彧公开反对曹操以后，曹操对于那些正人君子的信任度已大打折扣。在曹操看来，这些君子、儒士必定和荀彧一样忠于汉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曹操为什么会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对于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如宋人洪迈虽然骂其为汉贼，但却不得不承认他所用的人，无一不有治才，无一不清正。甚至在其所著《容斋随笔》中专门写了《曹操用人》一条。当代著名史学家万绳楠先生也称赞道：“用人无疑，唯才所宜，是曹操不同于东汉与汉末其他军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曹操成功的法宝。”毋庸置疑，曹操在用人确实非常高明。曹魏集团也确实是人才济济。但是，“唯才是举”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曹操能够崛起并统一中国北方的原因之一。因为，曹操明确提出要“唯才是举”是在赤壁之战以后。事实上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唯才是举。
　　要谈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不能不提其于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发布的三道求才令。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发布了第一个求才令。这道令说了四个问题。一是治理国家应当求才；二是天下未定，正是求才之时；三是求才不必在乎道德；四是明确表示要“唯才是举”。这是曹操第一次公开宣布“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才令。这道令上明确指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也未必有才，并要求有关部门（其实也就是主管选举的崔琰和毛玠）“明思此义”，不要因为道德上的问题而放弃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也就是杀崔琰、废毛玠的第二年，曹操发布了第三道求才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在这个令中，曹操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有才者未必有德。并且明确宣布，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即使“不仁不孝”，只要他“高才异质”，“有治国用兵之术”，便要提拔重用。
　　历来论者都认为这求才三令的发布，是曹操公开发布了自己的用人方针，是曹操用人思想的结晶，“标志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从此进入了一个重才、求才的时代”。
　　然而，这些论断却难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从求才三令发布到九品中正制产生期间到底“举”出了哪些人才？曹魏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才都在求才三令发布以前就已经崭露头角。早期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二荀、夏侯氏诸将自不必说，后来被曹丕视为柱石的陈群、司马懿、钟繇、华歆、王朗等人也都是在建安中期以前就受到征召。仅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一人就推荐了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与杜畿等人。相反，在从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五年这十年间却未见有多少名传后世的智能之士受到破格提拔或征召。这如何解释呢？
　　其二，既然荀彧、荀攸、崔琰、毛玠等人推荐了那么多人才，而且其中很多人就是“唯才是举”的结果。比如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为什么曹操还要连续三次发布求才令？而且，在第二次求才令中还专门要求“有司明思此义”，即让崔琰和毛玠主管的组织部门严格执行“唯才是举”的方针。按万绳楠先生的说法，这么说显然是因为“有司仍然主张以‘行’取士，无行的不用”。这岂不是很奇怪吗？
　　事实上，“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在曹操一步步向皇位逼近的过程中提出并施行的。曹操的“唯才是举”并不是为了真正得到人才而去与刘备、孙权争夺天下，而是另有目的。当时曹操在争天下的方面是比较消极的，得陇不望蜀便是明证。曹魏集团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选拔出多少有才能的人士，一大批高水平的文臣武将都是在此之前就被选拔出来了。
　　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真正用意何在呢？从表面上看，曹操好像是说选拔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其实说到底，曹操所谓的不拘于品行，并不是普通的社会道德，不是盗嫂偷金、不仁不孝这类事，而是政治道德，即忠于汉室。他要建立一个不忠于汉室的官僚队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国文化博览

　　崔琰和毛玠（包括之前的荀彧）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领会曹操的真实意图，依然选拔“清正之士”。这才使曹操连发求才令，并让他们“明思此义”。《资治通鉴》上提到一件事，说崔琰的堂弟崔林非常推崇崔琰，认为陈群靠着谄媚保命，不是大丈夫。陈群是后来曹魏篡汉的主要鼓动者之一。崔林的观点，反应出当时的“清正之士”对于陈群等倒向曹氏的士人的看法。可见这些“清正之士”是拥汉不拥曹的。这就不能不令曹操感到恼火。
　　由于崔琰和毛玠主持选举期间，选拔了大量不愿依附于曹氏的“清正之士”，尤其是当曹操一再重申“唯才是举”以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这就不能不让曹操怀疑他们是在有意与自己作对，是在蓄意破坏自己取代汉献帝的大业。
　　所以，当崔琰说一段模棱两可的话以后，曹操自然会神经过敏，最终痛下杀手。
　　我们不知道崔琰、毛玠到底支不支持曹氏篡汉，也不知道他们选拔“清正之士”究竟是不是因为心存汉室。反正，他们就这么被曹操杀掉、废掉了。曹操扫除了崔琰、毛玠这两个“疑似”忠汉派之后，唯才是举的方针得到彻底推行。但是，朝中的反抗势力却并没有偃旗息鼓，相反他们接连发动了三次重大的叛乱。
　　第一次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初（公元218年），少府（相当于宫廷后勤部长）耿纪、司直（许都直辖区的政务长官）韦晃、太医令（宫廷医院的院长）吉本父子发动叛乱。这些人没有兵权，只有一千多人的乌合之众，当然没几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第二次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守将侯音发动了叛乱。宛城是南阳郡的首府，处于争夺荆州的前线。侯音作为守将，手中有一些兵力。所以，这次叛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到第二年正月，曹仁率军攻陷了宛城，并且屠城，将这次叛乱镇压了下去。
　　就在平定宛城叛的这一年秋天，发生了第三次叛乱。不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叛乱在发动之前就因为泄密而被扼杀了。这一次叛乱的主谋是魏讽，涉及的人很多，据史料记载，牵连处死的多达数千人。魏讽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真能鼓动这么多人。显然，曹操借这个机会对朝中的忠汉派实施了一次大清洗。
　　经过这次大清洗，曹魏集团中的忠汉派几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