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袭杀曹嵩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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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谦坐镇徐州六年，是汉末东方诸侯之一，先为刺史后为州牧，可就在这里，成为他从辉煌到末路的见证。陶谦在任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引来曹操兵伐徐州的祸患，此事的由来是，曹操父亲曹嵩，当初避难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东南），初平四年（193年）六月，曹操代理兖州牧时，曹嵩自琅邪迁徙至兖州途中，途经徐、兖交界的泰山境内（郡治今山东泰安，当时属兖州管辖），全家被杀，关于这事的始末，诸传记载也不尽相同。
　　《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初，太祖父嵩去官还谯（今安徽亳县），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
　　该书裴注引《世语》记，“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至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被害，阖门皆死。”
　　该书引韦曜《吴书》记，“太祖迎嵩，淄重百余辆。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华县，今山东临沂东北）、费（费国，今山东临沂）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后汉书·陶谦传》记，“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今山东枣庄），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资治通鉴》与此记相仿，并提到杀次子曹德。）
　　《后汉书·应劭传》记，“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
　　从这些记载中，归结有两种说法，一是陶谦与曹操素有仇怨，借机谋杀；二是陶谦派遣护送的部将，见财起意所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因果关系，也涉及到陶谦与曹操的是是非非。为了试图探讨真相，先从陶谦在徐州说起。中平五年（188年），陶谦被汉灵帝调任为徐州刺史，当时正值黄巾拥入徐州，陶谦率军击溃黄巾，使境内宴然。接着他擢选州中俊士，如陈登、糜竺、王朗、赵昱等，适才委用，终于使“徐州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在汉末战乱中，徐州成为少有的安稳之地，可见陶谦治下的成效。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十二路诸侯同时起兵讨伐董卓，每路都有数万之众，声势浩大震动全国。当时陶谦有步骑十万，没有迹象表明，陶谦与董卓一伙，也看不出他对联军有什么抵触，但他却没有参与这次行动。三月，董卓挟持皇帝西迁长安，留朱隽守洛阳，朱隽与山东诸侯通谋以为内应，后来他移驻中牟（今河南中牟东南），传檄州郡讨董，这时陶谦率先以三千精兵相助，他从以前的观望，到现在的参与，变化如此之快，其中不排除以三千对数万兵力，在表明态度，有保持实力的因素。分析起来，可解释的理由，就是要保持徐州的稳定。
　　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董卓覆灭后，当时的长安由李傕等把持朝政大权，陶谦在别人无暇顾及中央时，遣使贡献，被封为徐州牧（州牧比刺史掌握更强的军事大权）、擢升安东将军、溧阳侯，再一次看出陶谦在先人一筹。
　　至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徐州惨遭曹操两次兵祸后，陶谦昏乱忧思，病危时告诉糜竺，要刘备为代理州牧。嘱咐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刘备是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县令，在解救徐州时，被陶谦表荐为豫州刺史，现驻小沛（今江苏沛县）。那么，他为什么要将徐州，让于名不见经传的刘备？从中不难发现，刘备属于公孙瓒一派，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袁反目时，袁术求助公孙瓒牵制袁绍，当时属于公孙瓒一派，陈兵各地抵制袁绍，其中有陶谦屯兵发干（今山东堂邑西南），结果诸支兵马，被袁绍、曹操军击败。此时推荐刘备，不仅可保持与公孙瓒的同盟关系，而且当时刘备与曹操，还没有明显冲突，这就可减少曹操对徐州的压力，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反之，将徐州交与淮南的袁术，袁术于前一年（初平四年）正月，被曹操追至九江（治所今安徽寿县），袁、曹之间积怨已深，等于火上浇油，徐州必将再次陷入战火之中，可见让徐州于刘备，陶谦是深谋远虑，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徐州的自保。《三国演义》中，陶谦三让徐州时，对刘备说些堂而皇之的话，是对他刻意的美化，其实并非如渲染所述。
　　且不说陶谦其人在历史上如何评价，单就他对徐州前后的一系列作法，在谋求稳定上有其连续性。以这一前提，再回过头来看他对曹嵩问题，显然，陶谦犯不上杀曹嵩惹怒曹操，如若杀曹嵩，后果他是十分清楚的。所以韦曜的《吴书》与《后汉书》的记载应该靠谱，陶谦派遣驻守阴平的别将，率骑兵二百余，护送曹嵩一行人出境，其中都尉张闿之流见财起意，乘机杀害曹嵩全家，夺其财宝而去，这一说法有合理性，可信度较大。当然，陶谦其中有失查之过，负有决策不细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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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曹嵩当初避难琅邪，这也是徐州辖地，陶谦既然不怕得罪曹操，就在这里解决曹嵩，岂不容易！何必动用骑兵在界首追杀，倘若曹操事先派兵接应，陶谦不仅暴露本意，而且计划也将落空，岂不是愚蠢之为！陈寿《三国志》记载简略，只一句“为陶谦所害”，留下了多种解释的空间，而韦曜的《吴书》，要早于《三国志》成书，更接近于事发时间。
　　至于说陶谦派兵护送原因，曹嵩带百余车细软，大摇大摆招摇就途，在战乱年代，尽管徐州平静，也是冒风险的事，看来这一点，他赶不上其子曹操精明。但这也间接透露出，在曹嵩看来，陶谦不会对他如何！才敢放心而行。对于陶谦来说，也是敏感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出于对徐州大局考虑，与曹操缓和一下关系，表示一些态度，派兵护送一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有别于《三国演义》所说，“向欲结纳曹操，正无其由”的讨好方式。
　　可是，事与愿违，曹嵩全家被杀即成事实。初平四年秋，曹操为报父仇，重兵伐徐州。《后汉书·陶谦传》记，“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今江苏徐州）傅阳（也在徐州附近），谦退保郯（今山东郯城北），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今安徽灵璧东北）、雎陵（今河南商丘）、夏丘（今安徽泗县东），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最后，曹操因粮少退军，可见曹操给徐州带来的浩劫！第二年，兴平元年（194年）二月，曹操再次兴兵伐徐州，陶谦也有所准备，约青州刺史田楷相助，田楷又约刘备前往，陶谦又资助刘备四千兵。曹操略定琅邪、东海（郡治郯城），陶谦准备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这时张邈、陈宫等叛离曹操，迎吕布占据兖州，曹操才从徐州撤兵。
　　曹操的征讨，是徐州挥之不去的伤痕，兴平二年（195年）麦收季节，曹操又想到攻取徐州，《三国志·荀彧传》记，荀彧说：“且陶谦虽亡，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弟子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可见徐州百姓，对曹操是恨之入骨，这是当时的写照。也正是此事，留在历史上，最早东晋史学家孙盛评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