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公刘禅 季汉王业的中常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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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公刘禅，季汉昭烈帝刘玄德的儿子，在历史上又称刘后主。他在三国历史当中，享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
　　作为首先向曹魏臣服的分据王侯，他亲手掐灭了父亲与辅臣诸葛孔明为之追求不懈的汉室中兴之梦。然而，即便我们对刘禅满怀偏见，也不能将这亡国投降的骂名全部扣在刘禅的头上。事实上，当时季汉国力迅速衰弱，而北方皇廷却恰恰相反，军势强盛，朝纲清明。
　　灭亡对于季汉来说是迟早之事。
　　但是，我们同样不该忘却的是，虽然季汉灭亡是迟早之事，可刘禅的资质平庸却是司马昭决定率先伐蜀的重要原因，他所造成的军政统治层的分崩决定了自己国家的速亡。

　　晋书-景帝文帝篇
　　【夏，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司马昭对刘禅的才能毫不期待，在他看来，蜀中除却姜维，已无较大威胁。而姜维，因为宠臣黄皓的威胁，已不敢回到成都，造成国家政治与军事中心的分离。以至最后，刘禅这头投降，姜维在另一边仍奋战不知。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后主刘禅评价道：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当代之人很热衷于翻案，尤其热衷于对历史负面人物进行一番新的考究，然后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以显示自己的不凡。
　　但其实，认真读一读三国志刘后主的评价，陈寿并非大斥其为昏君，而是说后主“素丝唯染”，本身没有治国才能，但却头脑清楚，认得出孔明之忠，蒋琬、费祎的可靠，足可以谓之“中常之君”。
　　在孔明身故后，一般嗣君都会更改年号，以示自己掌权，气象一新。但后主将建兴之名又延续了三年，很像是在为孔明守丧。不管他心中多少都有对孔明不满，但我们必须承认——
　　尽孔明才者，刘禅也。信孔明者，刘禅也。
　　除却黄皓，孔明是刘禅给予信任最全面的大臣。或者他也会像父亲一样，怀疑孔明是否会自立，任何一个处在他这种位置上的人都会因为这担心而日夜不安，尤其在曹魏有篡主先例的情况下。
　　但刘禅从没有因为这担心而影响了自己与孔明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说，后主刘禅的头脑是清晰的。但他同时也有致命的缺点，没有治国之能。
　　刘禅之世，先后有三位辅臣辅佐：
　　诸葛孔明、蒋琬、费祎。
　　三者的才能也是由前往后依次递减，能够看出，季汉的国力也是按照这个路线渐次衰弱。孔明在生，后主几乎将一切大权都交予他手，以致魏略谣传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事实是否真的这么夸张，不得而知。不过这段魏略以错误百出而闻名，不能够成为取信的证据。
　　魏略：
　　【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刘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
　　裴松之随即在下面指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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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主生于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坂，备弃妻子走。《赵云传》云：“云身报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于小沛，禅时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则败于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三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
　　大意是，刘禅登位时并不如魏略所言三十几岁，而是十七岁，这在各方三国史料中已有验证。而孔明也从未成为太傅，而是季汉丞相，刘禅的太傅应该是许靖。
　　由于满段几乎都是臆想，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它作为事实根本。试想，一段话从头到尾都是谎言，你如何能保证最末话语的真实性呢？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孔明时代，刘禅在政事上就算有插手，也不会五五对半分，最多他也就是管理着三分事务吧。
　　所以，孔明之世，季汉的清明，几乎可以归功于这位汉相。待到孔明亡故，刘禅开始逐渐收回帝权，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确是有为帝的意识，并且有人主的头脑。
　　然而却也再一次验证，他的确没有治国的才能。收回帝权是一回事，然而国家治理又是另一回事了。孔明治理了季汉十一年后便故去，继任他的是先主时代的旧臣蒋琬。蒋琬干了十一年以后便离世，接任人是费祎。
　　孔明为季汉积蓄了许多物质资本，但因为他的一次南征、五度北伐与一次预保卫战，积累的资本被挥去不少，无法支撑蒋琬继续发动军事行动。
　　于是蒋琬便采用闭国息民的政策，积蓄国力，休养士卒。他不曾对曹魏动过一兵一卒。在蒋琬当政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延熙元年，他带着蜀中主力进驻汉中，
　　刘禅这时下了一道诏给他：
　　“寇难未弭，曹睿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许多热爱刘禅的人物都将这段诏书视为刘禅有明主潜质，治国之能的标志，因为在这段诏书里，刘禅视野清晰的对蒋琬说道：“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需要明确的是，这段诏书只可以说明在孔明当政时期，刘禅的确是用心学习了。因为在建兴七年，孙仲谋称帝的时候，孔明曾做绝盟好议，来劝说众臣接受孙权的地位，他在议中这样说道：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
　　”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上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连吴制魏，是孔明时代一直奉行的政策，几乎他每一次北伐之前或之后，都伴随着吴主的出兵。掎角之势也由他率先告之众臣。可以看出，在孔明处理朝务的时候，后主刘禅其实是进行了学习，并转化成自己的知识。也着实证明他具有才智，不似罗贯中描述的那么无能。但以此来说明其为明主，尚显薄弱。
　　因为后主这番话，若说在孔明时期，便是明言，然而说在当下，已然失却指导作用。蒋琬在军事上虽然以汉中为经营中心，绍志伐魏。但却从未出兵，只守不攻，并且最终把汉军主力撤到了涪县。
　　而这期间，东吴曾三次对曹魏动兵，可蒋琬并没有遵照后主之命出兵，而是一味等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孙权已然老迈，其志不在夺天下，而在守境，再也不会与季汉形成“掎角之势”，故而蒋琬在疏中写道：
　　“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
　　刘禅对于蒋琬的指导，失却时代效力，成为一纸空谈。蒋琬为季汉积蓄了一些国力，随后他将大权交给费祎，只留下一个虚衔给自己，不久便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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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琬的才能，不及孔明，但他当得起“公忠体国”这四个字，便如孔明一样，他一心为公，从未有过半分私念，他提拔保举姜维，并经营凉州，为季汉打下长期抗魏的物质基础。
　　在内政方面，蒋琬延续了孔明时代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局面，官民和睦，国内状况良好。蒋琬时期的刘禅，已经逐渐掌握住国家大权，但在治理国家方面一无所成，只依靠着蒋琬，不见帝王作为。
　　费祎当国，一共六年，这期间，姜维作为军事首领，吕乂分民政，三者共同协作。其实，后主对于费祎与姜维的任命，充满了孔明时代杨仪与魏延的味道。费祎上台后，沿用了蒋琬的守势，保守过余，处处限制姜维的军事行动。
　　姜维，则立志伐魏，欲仿效孔明北伐之策，逐渐蚕食曹魏边境。这两人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对错各半。蜀亡后，世人纷纷批评姜维穷兵黩武，大举北伐最终拖垮季汉国力。
　　事实上，费祎的只守不攻也是拖垮季汉的一大重要原因。他不似蒋琬，是有心而无形势，东吴无法配合，加上孔明前五次的北伐以使蜀人疲惫，必须闭关息民，休养生息。
　　蒋琬倚重王平、保举姜维，都是他在为季汉后期的出兵做足准备。他派遣姜维去经营凉州，避实就虚，以羌胡的兵源物资扩充季汉，以达到长期抗魏之备。
　　事实上，蒋琬生前也曾打算袭取魏兴、上庸，可由于他身体不好，加上后主干预，因而未能成行。费祎之世，经过蒋琬十一年不懈的努力，已经积累下了一定的战略物资，其实是可以抓住时机，支持姜维动兵。
　　况且经历十一年的休养，军队、民生已得到极大恢复，只守不攻只会导致季汉上下一片偏安之状，军队松懈，人心松逸。倒不如给姜维足够的军队，让他去试试手，也给全国上下上一道“偏安即亡”的紧箍咒。
　　如果胜利，便会极大鼓舞国内伐魏的信心，也可使军队士气高涨。一旦失败，也可有理由限制姜维出兵，继续养民。
　　此时季汉立国已有二十四年，孔明时代的清平已逐渐退去，费祎的守成过度，致使士大夫惯于苟安自便，政务松弛。军队也因常年不出战而日渐松懈，衰亡之像开始显现。
　　如果刘禅真有治国之才，很应该在这时站出来积极调整国内的衰颓之势。季汉此时历经孔明、蒋琬两代治理，国力相较先帝过世之时，已经强健许多。费祎世，士大夫已然可以有偏安之思，足见其国力不弱。
　　然而，后主此时却一无作为，眼睁睁瞧着国内大臣越来越安乐，不发一言。他这时已握有国家大权，不似孔明时期鲜碰政事，却依旧不行君王革新之事，任由当国大臣处理国务。
　　费祎当政，对姜维的出兵极为限制，并深信自己不敌孔明，无力北伐成功，故而对姜维出兵不抱信心。姜维的前几次动兵，因为费祎的缘故，所率人数不过万余，无法尽展自己的北伐之志。
　　而他两次的无功而返，亦令惯于苟安的朝中上下充满了对北伐的不满。费祎执政六年后，便死于刺杀。而此时后主已然坠入安乐乡，宠幸宦官黄皓，致使朝纲败坏，群臣争相趋附阉党。不被黄皓所喜的，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重臣良将，都会被废黜边境，远离朝堂。
　　季汉的衰亡由此正式开始。
　　姜维先后十一次伐魏，可以说是胜败兼有，但对于战局的推动则帮助不大。并且由于连连兴兵，拖累季汉国力，使得费祎时代就开始的衰落进一步加深。加之，其主荒废朝政，怡然自乐，在无力节制姜维兴兵的同时，又受到黄皓的蒙蔽，致使朝纲败坏，国力崩溃。
　　姜维欲杀黄皓以正朝纲，后主却包庇其道：“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姜维其后因害怕黄皓的报复，而避回汉中，导致季汉军政层分离的局面。此时，季汉名存实亡，再无力重现昔日的良况。
　　对此．吴国赴蜀使臣曾做出精确的评价：
　　【主暗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辟菜色。臣阁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然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也有人为刘禅辩解道：“黄皓当政时，后主已经中年。怎么能以晚节不保来否定他的一生呢？难道你看不到刘备诸葛亮夸他的聪慧？看不到他在面对孔明独揽大权时的宽容？瞧不见他面对董允干预自己政事时的大度？”
　　晚节不保，并不是用来形容刘禅的，而是可以用来形容孙权与唐玄宗的。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孙权与唐玄宗前期都曾为各自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立有卓著的功绩。而回观刘禅前期，完全是依靠孔明、蒋琬治世才得来了清明世道。他个人的作为与功绩呢？史书中寻不见。
　　刘禅对孔明的宽容大度，我相信有一部分的确是出于他个人的性格，并且刘禅并不是白痴，相反他的头脑比较清楚，明白是非对错。知道孔明是为国家好，是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不在意他的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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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究竟他到底是宽容大度，还是暗中心怀不满而未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孔明死后，刘禅确实表现的有些失常。他不但拒绝为孔明立庙的要求，并且在全国人民纷纷纪念孔明于路边的情况下，他还是把立庙之事拖了三十年，才迟迟成行。
　　刘禅起初不为孔明立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孔明新丧，正是国君立威之际，且人臣立庙，古来鲜有先例。庙即意味着生生世世，香火永继，该是皇家才享有的殊礼。所以刘禅起先犹豫，不同意，是很正常的，毕竟在季汉，他才该是那个享有立庙权的人。
　　刘禅的帝王意识很早就开始萌动，这从他在孔明死后迅速裁撤丞相职就可以看出来。孔明死时，他已经二十七岁，开始逐渐将帝权控入手中，加强自己的权力。
　　立庙之事拖了这么久，实在蹊跷。景耀六年，季汉已近崩溃的边缘，刘禅终于想起了孔明，他同意立庙的旨意姗姗来迟，而且没有在成都为孔明立庙，而是选择在了沔阳。
　　刘禅对孔明，宽容有之，但最重要的是，他头脑清楚，知道自己不得不这样，不宽容也要宽容。
　　水经注有云：
　　【亮德轨遐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实赖斯人】
　　如果他失却孔明，怕是早就要亡国灭生。当时季汉弱小，强邻环伺，以刘禅的才能，根部不足以应付，所以即便他不满孔明的言行，也断然不会表现出来。
　　刘禅对臣下的宽容是很奇妙的，就用董允为例：
　　董允是刘禅的侍中，是刘备选拔到刘禅身边。而后孔明又倚重他规劝后主言行，匡君正典。
　　董允面对后主的态度也比较强硬：
　　【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一千一百二十七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
　　他什么都敢管，什么都敢挡，很有他爹的作风。
　　他爹董和是孔明任军师将军时期的掌军中郎将，是个直言善谏，根本不怕上司的主儿。而且他为人正直，清廉，死时家无余财，一贫如洗。
　　孔明在董和过世后曾评价道：
　　【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意思是说，董和这个人啊，待在我身边七年，一旦我有事情做得不到位，他看着觉得不好，就会一遍遍的跑来劝谏我，有时候甚至会反复十次也不嫌麻烦。
　　孔明呢，也不嫌董和麻烦，一遍遍与他商议，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
　　董允明显是遗传了他爹的这一点，到刘后主面前。纳妃无度，他管；宦官专权，他还管。
　　后主对此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益严惮之】。
　　好在他毕竟听了，没像曹丕一样把董允砍了完事，也是他头脑清楚的一点，说他宽容也可以。
　　但是，后主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宽容董允的作为，因为真的宽容，就该像孔明一样，不会因为董和的麻烦和多事而生气，并且感激他的作为。
　　而后主对董允的态度，生前严惮之；死后，【自祗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
　　不大像真宽容的样子，各位，你们觉得呢？
　　还有朋友以魏延之死，后主的反应来说明刘禅贤明，处事快：
　　孔明死后，魏延和杨仪势如水火，各表说对方造反。刘禅于是就问董允和蒋琬：“你们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魏延个性骄傲，不会做人，和同事们的关系不怎么样。而且加上他之前总是被杨仪激怒，一怒就拔刀威胁，弄得杨仪哭哭啼啼，看似欺负人。更糟的是，他还烧绝阁道，率先南归，看上去极其可疑。
　　于是董允和蒋琬就开始力撑杨仪，质疑魏延的行动。魏延因此获罪被杀，头被割下让杨仪当球踢了。后主在此的作为是啥呢？
　　【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
　　宿卫是指皇室禁军，当时皇室禁军在谁的手中呢？在董允手中。
　　蒋琬为什么要率领禁军去呢？显然不会是去帮魏延了，而是去探听前方消息，更可能是为杨仪增加军力。我有些怀疑后主在其中的作为。
　　当时统领禁军的是董允，董允又是个自己有主意的人。有极大可能是他让蒋琬去探查消息，而刘禅不过是下了命令而已。
　　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是后主让蒋琬前去，他显然也不是去帮魏延的，否则在事后，是不会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将杨仪以此问罪的。
　　如果后主真有心帮魏延，那么杨仪就是未得命令擅动，发起内乱，怎么也要在回来蹲几天大牢吧。没理由轻松放过，还让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如此自我感觉良好，以为由此发达。
　　也就是说后主当时是主张灭魏延的，只不过蒋琬去晚了，没灭到。魏延之死乃是冤案，众所周知。后主只听凭臣子之意就做出如此错误的决定，明主之风体现在何方？若孙权前期也如他这般，那陆逊、诸葛瑾早就一命呜呼，何来后日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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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说明刘禅为明主，真大误也。一个人英明一世，若是在晚年做出如孙权、齐桓公这样的糊涂事，还可以说为晚节不保，偶有糊涂。然而刘禅，一生碌碌无为，一抬手的举措就是如此错误，也堪为明主吗？
　　有人继续不服，刘禅至少为孔明稳定了后方啊。稳定国内大局，是每个君王必须的责任，连国政后方都稳定不了，那就十足是昏君了。在稳定国内的基础上能够提升国家，才该是明主的作为。
　　季汉的天下，刘禅做了四十年，确切些说，是三十九年零几个月。
　　前面十一年靠孔明辅政，朝政清明，毋庸置疑。中期又有蒋琬把持十一年，国家安定。然而在费祎墨守成规的六年间，政务日渐松弛，人心偏安时，却不见他有中兴之举，匡扶国家。最后十余年季汉则彻底衰颓，一败涂地。
　　刘禅的优点是头脑清楚，因而可以识得孔明、蒋琬、费祎之能，委以重任。然而他的缺点就是没有治理才能，完全依靠大臣辅佐，相贤则国家清平，相庸则国家衰弱，小人在旁十余年之内就败国。
　　所以，他不能够被称为明君，否则在费祎时期，必当有作为。但他没有孙皓暴虐凶残，也是头脑清楚，智力优秀。然而因为他的放纵，导致国家军政分离，被敌人抓住机会，一举攻陷，也是事实。
　　所以，中常之君用来形容他是再客观不过。他投降之后的表现，则完全与明君挂不上边，最多只能说他具有人类出众的保命智慧。
　　保命，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因为刘禅选择保命就指责他。没准我们在那个境遇下，也会如此，说不定我们做的还不如他逼真。
　　但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来证明刘禅的明主资格了。只能证明，他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如果他真的是为保命闹下“乐不思蜀”的笑话的话）。
　　说起保命的本事，还不得不提一个人，陈朝后主陈叔宝。这似乎也是一个极具保命智慧的亡国君主。但显然，我们不能称他为明主，只能说，陈叔宝这家伙作为人，还是很聪明的（如果他对隋文帝的话真的是装出来的话。）
　　李密将刘禅比作齐桓公，有道理可循，齐桓公也是依着管仲而称霸群雄，但齐桓公又不是完全依靠管仲，他还是有个人的作为与功绩，不可与刘禅一概而论。相比起刘禅，他优秀许多。
　　但事实上，历史上的诸多史家都不认为刘禅有明主资质，不过中常之主，还是当得起，孰是孰非，还是留给大家去评判吧：
　　【陈寿：“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承祚的评论，历来被认为是比较公允。
　　【诸葛亮：“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这句话应该是事实，但同样的情况可对比刘璋，刘璋是真的生性宽容、爱人，而且把益州治理的也很不错。刘备攻进去时，成都钱粮丰盈，人民安居。然而依旧不能够作为明主而被世人接纳。
　　【司马昭：“人之无情，乃可至於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李密：“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孙盛：“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
　　【李特：“刘禅有如此江山而降于人，岂非庸才？”】
　　【常璩：“主非中兴之器。”】
　　【张璠：“刘禅懦弱，心无害戾。”】
　　【王崇：“后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疏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括天下也。”又曰：“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易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己自招之。然以钟会之知略，称为子房；姜维陷之莫至，克揵筹斥相应优劣。惜哉！”】
　　【裴松之：“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朱敬则：“若乃投井求生，横奔畏死，面缚请罪，膝行待刑，是其谋也。马上唱无愁之歌，侍宴索达摩之曲，刘禅不思陇蜀，叔宝绝无心肝，对贾充以不忠之词，和晋帝以邻国之咏，是其才也。纵黄皓，嬖岑昏，宠高壤，狎江总，是其任也。剥面凿眼，孙皓之刑；弃亲即雠，高纬之志。其馀细故，不可殚论。听吾子之悬衡，任夫人之明镜。”】
　　【罗贯中：“祈哀请命拜征尘，盖为当时宠乱臣。五十四州王霸业，等闲抛弃属他人。”】
　　【魏兵数万入川来，后主偷生失自裁。黄皓终存欺国意，姜维空负济时才。全忠义士心何烈，守节王孙志可哀。昭烈经营良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
　　【蔡东藩：“成都虽危，尚堪背城借一，后主宁从谯周，不从北地王谌，面缚出降，坐丧蜀土，是咎在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