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曹魏的双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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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汉吴同盟
　　三国成鼎足之势，汉吴同盟，矛头指向魏国。这个大方针，经过鲁肃、诸葛亮等政略家的多年经营，终于在公元222年达成共识，由吴国太中大夫郑泉和蜀汉太中大夫宗纬互相拜访盟国，结成深刻友谊，224年张温又聘于蜀汉，自此汉吴人员外交和书信来往不再断绝，在历史上也是比较有名的国家联盟。
　　在外交方面，邓芝、费祎、张温等都曾充当重要使臣，凭借自己不凡的仪表气度和出众口才赢得了盟国君主的赏识，并有“孙权宝剑赠费祎”的美传。孙权称帝后还提出了与蜀汉二分天下、共治中原的前卫看法，并赢得了诸葛亮的表面应允，可见两国确实都已经把荆州之战的前嫌摒弃，专心对魏，具有稳固的后方保障，基本上无后顾之忧。
　　特别是陆逊坐镇武昌后，极力支持发展孙吴经济民生，以西陵为国之藩表，与诸葛亮常来往信件，议论时事，交流心得，在北伐的观点上形成了默契。故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开始后，孙权秘密遣周鲂进行“谲挑扬州牧曹休”，实际上就是在积极配合诸葛亮和陆逊定下的共同作战计划，致使曹魏形成双线作战的态势。
　　众所周知，魏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政治经济都在三国之首，可谓兵精粮足，实力强大，要想取得对魏作战胜利，必须使其分兵，故而诸葛亮、陆逊包括后期的姜维、诸葛恪等都希望自己能够与盟国同时出兵，使魏首尾不能呼应。
　　那么，下面看看，汉吴同时出兵迫使魏国双线作战的具体例证。
　　双线作战：
　　公元228年街亭之战、石亭之战
　　石亭之战爆发在街亭之战之后数月，曹真张郃已经平定了陇上诸郡，故而魏国并没有双线作战，失败原因也是因为曹休的战略失误造成的。故不详说。
　　公元234年的共同北伐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是在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得到了第四次的鼓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北伐。通鉴上明言：“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可得知，诸葛亮眼见自己身体在近两年的军旅生活中日益操累而天限将至，故而在休养生息后几乎倾巢出动；亦可知汉吴在此前是有过商议的。其策划人应当是东吴上游最高军事将领陆逊，因为孙权当时非常信任陆逊，关于联蜀政策，孙权主要是与陆逊商量的，所以此战孙吴东西两路并出，也只有陆逊的表现不错。
　　当曹睿听到两国倾兵来犯的消息后，应该是十分震惊并且忧虑的。原因有三：其一，曹睿知道诸葛亮的能耐，前番几次较量，魏国并非完全占优；其二，曹睿最引为信任的武帝时代名将张郃战死，使曹睿在信心上深受打击，曾经在朝发表悲观之论，自己对司马懿又没有绝对信任；其三，孙权善于水战，陆逊善于大军团作战，吴国的联合举动使曹睿需要分心甚至调兵东顾，以至于把自己卡在一个瓶颈里。
　　故而曹睿有意安排司马懿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以待，不要盲目作战，虽然史书未有明说，但我认为这是曹睿曾与司马懿心领神会过的战略方针，以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遭受两面作战的困扰。故而，受到司马宣王节制的将领们都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要出战的时候，司马却一直冒充妇人，坚决只观不动，决不违反曹睿与自己暗合的战策底线。
　　结果，诸葛忍无可忍，在百余日内装神弄鬼用尽各种办法（有的学者认为诸葛亮故意打扮羽扇纶巾坐独轮车也是为了引诱司马出战；电视剧中干脆让魏延在司马大营外踢司马懿的头盔。这些都是诸葛无奈之策），还是无法激怒司马懿，其不愧是个成大事者，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敌人可制，但内部容易不团结，军心坏灭，于是司马懿假意写了一份奏疏请战，意思就是“皇上，两面作战吧，没办法啦，快内变了！”但曹睿也很聪明，他看出了司马懿的用意，实际是想让自己想办法以皇权安定军心罢了，于是“使卫尉辛毘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故而众将咸服。
　　这一点诸葛亮当时就想到了其中的玄妙，史载：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这场大型会战的最终结果是，东线抵抗孙权的满宠表现极其出色，仿效张辽，坚守反击，使吴军折将，曹睿又以声势威慑，致使孙权再次退兵，而陆逊稳步撤退，并没有给敌人可乘之机，反而歼了一部分敌，保证了顺利回到武昌，和赵云撤退斜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诸葛亮也因身体原因病逝五丈原，杨仪总领部队撤还汉中乃至成都等等。总之是魏国取得双线防守胜利，而汉吴都面临损将薨勋的悲惨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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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曹睿、司马懿这么做的原因就是避免左边和陆逊打，右边和诸葛亮打。从此也可以对司马懿的战略思想做一个新的认知，他并不是完全慑于诸葛亮的智谋或统帅本领才不敢应战，而是有特殊原因的。
　　如果这个事例仍无法证明的话，我再举下一个邓艾姜维时期的例子佐证。
　　公元257年：诸葛诞叛乱和姜维北伐
　　时过，境未迁。姜维继承诸葛武侯遗志北伐，屡次出兵并未获得成功，虽说有国力因素、粮秣关系乃至人才多寡原因，并且郭淮陈泰邓艾等敌首亦皆名将，但姜维本身的武断主义精神也是最大的一个自身因素。姜维明于军事，擅长战略部署，但缺少冷静的心态做详细思考，加之手下将才不多，文官出身、从平叛中成长的张翼廖化又不如姜维有长期作战经验，所以他们的话往往不受姜维之用，虽能用其才却不能用其言，故而在许多关键时刻就是因为做不到兼听的自大心理使汉军在胜中反败，几乎天怒人怨。
　　到了公元257年，东南发生了一件大事，故而心态一向格外活跃的姜伯约又蠢蠢欲动了。
　　诸葛诞在寿春作反，声称是要剿灭司马家族振兴曹氏，也不知道他是否出自真心还是为了自保，总之口号是很响亮，能得到那些反对司马的忠曹派的支持，故而皇帝曹髦心中是万分支持和感激诸葛诞的“作乱”，因为他始终坚信曹家不灭，魏国还是有忠臣的，所以他虽然不掌权，但心里完全偏向了反对司马昭的诸葛诞。此时司马昭秉政初期，正是政治上薄弱的时候，必须在心腹谋臣上多下点功夫，于是贾充钟会傅嘏这样的智士谋臣就有了表现的机会，特别是这三人都是名臣之后（贾逵钟繇傅干），有一定政治威望，故而也得到了司马昭的重用。在平诸葛诞之乱的阵势中，司马昭不仅挟天子亲征，而且出动兵力数十万，诸葛诞和吴国的联军与魏军交战半年有余，丝毫没有占据优势。（其中钟会献策最多，故而被评为时之张子房而得到司马昭的重任）
　　那么，在东线时局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司马昭为何能获得最终胜利呢？西线难道放弃了吗？这就又说回两线作战的要点上来了。
　　自武皇帝那时开始，刘备就曾邀请孙权与其同时北伐，结果刘备攻汉中，孙权围合肥，虽然战绩各有胜负，但这种组合式战略从那时已经有显著的效果。不过，当时魏国良将基本健在，张辽张郃徐晃等国家良将又皆是建功立业的年纪，并未衰老，故而魏国有实力去同时应付这种作战。但是，丢失汉中的教训让曹操醒悟到，如果要同时应付两个国家的进攻，必须还得有两个曹操才行，不可能把我分身了，于是此后他开始在策略上加以改制，并叮嘱曹丕牢记这种大手笔作战的可怕所在，可惜曹丕也是个愣小子，刘晔曾为其献策先与蜀同期灭吴，然后蜀小国可灭的天才建议，可惜曹丕被孙权的马屁感动了，对刘晔的妙策无动于衷，结果良机错失。以至于之后多次使国家处在两线作战的盲目状态中。
　　再说姜维，得知诸葛诞反乱之后，心里一定把丞相又感激了一遍，原来魏国还安排了诸葛家的无间道啊，大喜，于是乎“欲乘虚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谷，至沈岭。”当时魏国西线的部分兵力，已经去保护曹髦和司马昭，扩大声威去了，居然有粮多兵少的反常现象。
　　史载：“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维壁于芒水，数挑战，望、艾不应。”
　　对于姜维的挑战，名义主帅司马望和实际军事策划人邓艾决定学习司马家训，做个妇人，不与蜀国交战，故而重现了几十年前渭水前的那一幕，姜维此时一定也气得一塌糊涂了吧，估计也想把邓艾的头当球踢。不过，攻守就是这么一回事，敌人坚守，惑不能引，策不能动，攻方要考虑吃饭问题，于是还真的就是束手无策。一向以谋划见长并且善于走险和歼敌战的邓艾同样采取了避免两线作战的柔怀决策，能伸能屈，安于嘲讽，故而再次没有给蜀军可乘之机。
　　本战的最后结局同234年的那次差不多，吴国先败，蜀汉粮尽无计而还。
　　总结：从政治上看，吴蜀联盟，增强了两国的道义理据，增添了信心，稳定了证据，没有了后顾之忧，并且给敌人一种威慑忧患的心理压力。
　　从军事上看，吴蜀联盟的多次协力出战，更是让魏国一度陷入手足无措的情况，如双亭之战（街亭、石亭），若非战术指挥失策，本来会给魏国造成非常巨大的打击。其后的数次大规模出战也都有其可道之处，魏国不得不缓于西线而急制强吴，故而司马懿邓艾这样能够担任方面的国家统帅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足够的情商和智商应对能力仿己的诸葛姜维。在战略上或攻或守，依形势而定，见机行事，故而总是处在不败之势，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名耀千古。
　　想诸葛亮、姜维无法成功的原因，并非完全究责自己的能力，而是敌手确实也都是当代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