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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惜败赤壁新探:忽略了夏口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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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5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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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权、刘备联军,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三国鼎立之势初步形成。古今学者在分析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原因时看法颇多,王夫之认为曹操有太多主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热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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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曹操一时的骄傲自满而招致赤壁之败:“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当代学者从“经济均衡论”的视角,提出曹操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5。。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进而丢掉几乎整个荆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攻击屯驻于夏口的刘备残余势力,致使刘备得以与孙权结盟,并以夏口为据点向曹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忽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曹操的战略失误,并直接导致赤壁惨败。本文将以夏口的战略地位为重点,从新的视角对曹操赤壁之战的得失进行分析。
  1.荆、扬二州之“心喉”——夏口的战略地位

  夏口,东汉时属荆州江夏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沔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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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勋,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所占据的江东接壤,遂成为孙氏势力进攻的主要目标。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并于最后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孙权在攻灭黄祖后便匆匆撤兵,并未占据夏口,这也使人误以为孙氏屡次进攻黄祖只是为了报孙坚被杀之仇。实际上,孙权及江东将领对夏口的战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认识。鲁肃在向孙权进立国之策时,就提出应“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大将甘宁分析形势时,也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西而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在鲁肃、甘宁看来,剿灭黄祖、占据夏口是成就王业的第一步。对鲁肃、甘宁的这一战略思想,孙权十分赞许,并坚决执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后未立即占领,大概是出于荆州刘表势力仍较强大,夏口失守后,刘表必全力反扑,孤城难守的考虑。且当时东吴内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驻守,所以孙权弃城不守,只是“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重大战略失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

  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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