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击狂胡 下马草军书的卢植

三国文化博览

　　卢植、朱儁、皇甫嵩这三个人从根本意义上讲属于东汉性质的人物，而不太贴近于三国的政治生活。但因为他们与董卓一同镇压了黄巾起义，所以又不得不在三国史前重要地点上一笔。
　　其实研究一段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往往要上溯、要后延。譬如最最令人头疼的青徐氏族与豪强的问题，历史专业的人细研究起来，可以从臧霸谈起，涉及陈登势力、吕布部众、广陵之役、历城兵变、唐咨问题、王祥崛起，一直要说到王氏南下，说到王导、王敦才算有个成果性的总结。
　　可是真要是这样，我们看《清史稿》的时候岂不是得把二十四史都放在一边备用了吗？所以就暂不交代梁冀和五侯的政治背景了，且从他们出世说起。论得对与不对，咱们一同研究。
　　皇甫嵩、朱儁、卢植、董卓，这四个人是镇压黄巾起义的主要将领，但是这四个人的事迹却大不相近，可以说各有各的特色，但对于卢植，这个形象不是简简单单一想就出来的，太复杂了，甚至这个人自身很矛盾。

卢植四人在演义中的战争数据对比（出自三国演义电子辞典）

　　卢植，字子干，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刘备的同乡。人皆道自古燕赵出慷慨豪杰之士，刘备是，卢植也算一个。应该说过卢植与刘备存在着许多相同点，最值得一提的是相貌。史书称卢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可见他也是河北的帅哥。
　　光是相貌好不算什么，卢植还是文武双全的人。论文，他是东汉大经学家马融的弟子，经学泰斗郑玄的同门。说起向马融求学还有一个小故事，马融这个人是豪族，家里长年有许多“女倡”作为侍女，（《三国演义》介绍郑玄的时候都提到，马融讲经的时候这些漂亮的侍女都在一旁侍奉。）而卢植在马融府上习学多年，据说心无杂念，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些侍女一眼。当然不能因此断言眼里不看心里就没有，但是至少可以说这个人“定力好”，而往往善于笃行的人是能够成就事业的。
　　学成之后，卢植回到家乡又开始自己讲学教授弟子。可是卢植教出来的弟子可跟郑玄不一样，郑玄的弟子不少成了朝廷重臣，比如郗虑、国渊、崔琰，而卢植的弟子事迹不明，最为人熟知恐怕就是公孙瓒与刘备了。由弟子可见师傅的一般，当时的卢植“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注定这样的人不会像郑玄一样隐居做学问，他一定会参与政治，这是卢植的性格决定的，也是马融弟子的特殊身份决定的。然而卢植最早参与政治的方式却很耐人寻味。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外戚大将军窦武迎立汉灵帝，朝廷讨论给窦武加封爵位，这个节骨眼上卢植行动了。卢植仅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给窦武写了一封信，“规劝”窦武不要接受册封。说规劝是客气的，实际上看看这封信的口气，简直就是责备，而且其中有不少措辞是很危险的！
　　“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奭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已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竞，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后汉书·卢植传》卢植致窦武书）
　　这就是卢植给窦武的原信，里面大部分的措辞是列举先人说明窦武身份的重要，指出他不该接受册封。更重要的是其中有这么几句“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这简直是跟窦武玩起了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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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大都短命，而外戚和宦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多立年幼的皇帝以便自身擅权。窦武虽然较阎显、梁冀之流清明正直，有着党人三君之一的名号和关西名儒的声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所有立场。所以汉桓帝去世后，他同样没有选择汉桓帝的亲弟弟勃海王刘悝（实际上汉灵帝即位后几年，刘悝就被冠以谋反的罪名连同他所有子女一起被处死了），也没有选择其他年长一些的宗室子弟，而单单接受光禄大夫刘倏提议，选择了年仅十二岁的刘宏，也就是汉灵帝。
　　卢植信中“披图案牒，以次建之”这八个字很值得玩味一番。汉灵帝的即位是立长还是立贤呢？是按照宗谱次序选的吗？都不是，说穿了是因为刘宏年纪小、父亲死了、没有兄弟，找这么一个小皇帝太容易专权了。而且从选立过程看也不存在什么“披图案牒”，而仅仅是找宗室刘倏商量一下就订了。
　　卢植对窦武的这种晦涩指责是有道理的，也是窦武绝对能够体会得出来的。这封信说穿了就是讲“你窦武想专权不按规矩办，迎立了这么一个小皇帝已经够瞧的了，就别再自己给自己加爵位，别那么贪得无厌了。”古人书信皮里阳秋的东西可多啦！
　　卢植是真敢说话呀，好在他遇上的这位大将军是窦武，要是梁冀一类的人物恐怕这位布衣才子的命就没了……其实卢植不傻，他所以敢说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了解窦武的心性，虽然窦武不会接受他的意见，但这个人气量大名望高也绝对不会加害于他。事实上在他致信窦武之后“州郡数命”，他屡次被州郡征辟为官，而“植皆不就”。
　　卢植当的一个官是博士，可见当时世人看的还是他在经学上的才识。直到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九江的少数民族造反，卢植被任命为九江太守，他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最终使“蛮寇宾服”，之后他因病辞官。
　　前面我说了，卢植的形象不好设想，原因就是史书记载不细致。《后汉书》在记述卢植升任九江太守时写道“四府选植才兼文武”，这就让人不理解了。说他文才高可以理解，武略又从何说起？卢植当的是博士，搞的是经学，这样的人物被派去理乱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那么既然这么派遣，而且是朝廷共识，卢植就一定有武略，但是他的传记在这之前一点儿都没提到。
　　这个人的特别还在后面。看卢植的传记我总想笑，他这人似乎一心想成为知名的博士或者社稷重臣，可是朝廷却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培养他，要他成为一代能吏或者名将。
　　卢植在因病辞官期间，这期间编了两本书《尚书章句》、《三礼解诂》，这也说明了他的研究方向。他获知了议郎蔡邕他们在校订六经，在太学外立碑的事情，于是卢植也上疏要求考订《尚书》和《礼记》也刊立石碑，但汉灵帝对此不感兴趣。
　　这里我需要几点《后汉书·卢植传》里没有的问题，关于汉灵帝命令蔡邕校订六经是有深层原因的。依据《后汉书·吕强传》和《后汉书·蔡邕传》的记载，当时太学的博士为了在考核学生时让自己的弟子获益，贿赂兰台令漆改经书附会他们的个人注解。于是由宦官李巡提议，由议郎蔡邕执行校书，校订之后的六经镌刻石碑立在洛阳南郊太学的门外，目的是订正文字内容，作为官方的学术规定。所以这件事是有实际意义的，相比而言卢植的建议则没有什么迫切进行的必要，当然不会引起汉灵帝的重视。
　　其实卢植前面写了《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很明显，他是想叫朝廷派他校订《尚书》和《礼记》，并且想当这两门经学的博士。但是朝廷予以了回绝，他注定不会再当博士了。
　　相反朝廷又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差事，但是南方少数民族有闹着起义，卢植被派去当了庐江太守，依旧干着理乱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卢植都是干着“不符合自己心愿”的工作，他自己似乎也不是很乐意，即便是他做得还算有成绩，史书就说他“弘大体而已”。
　　同样，叛乱一结束卢植又被调会京师担任议郎，做回到闲职的位置。这时他在洛阳东观帮助马日磾、蔡邕等人修编《东观汉记》。干了不久，卢植的好运气来了，他迁为侍中，转尚书，真正参与了朝政。
　　卢植“怀济世志”的抱负似乎真的要实现了，但是人的理想真的那么容易就能够达成吗？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的事件，其中包括城墙自然倒塌、神秘白衣人入宫、日食、雌鸡化雄、黑气临殿，重重不详纷纷出现。汉灵帝开始向大臣征求这些事件的含义，杨赐、马日磾、蔡邕进行的奏对，这就是有名的“金商门奏对”。杨赐、蔡邕上疏借这些事件弹劾宠臣和宦官，（读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蔡邕的表章在汉灵帝更衣的时候被宦官曹节偷看，这件事确实存在）结果曹节反诘大臣，蔡邕被流放；杨赐倒是没有获罪，他是有资历、有地位的老臣，而且是名义上的帝师。（蔡、杨这两份表章《后汉书》通篇抄录，有兴趣可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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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蔡邕和杨赐都是明面上的英雄，真正值得高度评价的是卢植，卢植主动给汉灵帝上了一份奏章。这份奏章在东汉史上应该大书特书，因为它提出了针对东汉政治衰弱的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就是卢植的“上疏八事”：
　　“臣闻《五行传》“日晦而月见谓之朓，王侯其舒”。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春秋传》曰“天子避位移时”，言其相掩不过移时。而间者日食自巳过午，既食之后，云雾晻暧。比年地震，彗孛互见。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变，皆阳失阴侵，消御灾凶，宜有其道。谨略陈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举贤良，随方委用，责求选举。原禁者，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备寇者，侯王之家，赋税减削，愁穷思乱，必致非常，宜使给足，以防未然。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服灾咎。遵尧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御下者，请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
　　这八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选用能吏，解除党禁，免除重罪，修整武备，弘扬经学，减少官员调动，禁止请托升官，减少专权。这八条句句都是真言，要是汉灵帝真能采纳，恐怕历史要改写了。
　　但是这些建议样样都触犯了汉灵帝、董太后以及身边宦官的利益，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的卢大人这次又碰了一鼻子灰，算起来他的上疏虽然每每被人称赞精神可嘉，但没有一次被人听进去。卢植的命运就是这样，即便他“怀济世志”，即便他深谙经籍，即便他胸藏武略，也只能在尚书台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工作、黯然自叹，身边的同事皆是汉灵帝大清洗之后提拔的鸿都门一派的亲信。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了。大家都知道他和皇甫嵩、朱儁一同受命，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具体谈谈。“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我们在《后汉书·卢植传》里两次提到“四府”，这里的四府指的是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四位开府大员。就中平元年而言，这四个人是大将军何进、太尉杨赐、司徒袁隗、司空张济。这四个人挺有意思的，何进是外戚代表；袁隗和杨赐两个公侯世家，两家人还很不友好；张济从现有的评论来看是对汉灵帝不论对错马首是瞻的人，他们四个都不是一炉。
　　黄巾之乱往往被我们一笔带过，其实对于汉王朝而言真的很危险。黄巾的主力已经兵临颍川，卡住了河南的东大门，南边的南阳也是重镇，而关西当时也不太平，所以国家存亡于一线，卢、朱、皇甫三将带出的部队包含了五军七署，这几乎是河南正式部队的唯一家底了。（刘秀统一天下后裁撤了郡国兵，一般的地方无正式武装）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北中郎将虽然不比将军之流，但是从实际掌握兵权来看已经超越了当时任何的将军。中郎将在许多书中直接被称为“警备司令”或“**长”可见是警界性质的人物，（柏杨先生就爱这么说）与明显的军界职位有所区别。因为古代军警不分，所以内部平叛事务的长官往往挂中郎将的头衔。
　　不管怎么说，卢植是带着大兵出发了。我一再强调这个人的形象不容易设想，就是他时而是温文尔雅的学士，时而是地方干吏，现在又成了一军统帅，要知道他以前干的理乱事务与黄巾起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同时受命的皇甫嵩乃将门之后，本事也是命将；朱儁更是在交州叛乱时运筹帷幄大显身手，他们都是领兵作战的行家。而卢植却不是，他虽然“性刚毅有大节”“能饮酒一石”可毕竟是学士。
　　卢植确有一些军事才干，而且我想他身边宗员等将官都是行家，所以“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之后的事情大家很清楚，诚然卢植与张角之间的兵力对比不清楚，但是可想而知卢植的总兵力应该是远远少于起义军的。就是这极少的兵力，竟然将张角围困在广宗县。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缺乏作战的经验，战斗力比不上正规军。张角虽然是起义领导人，但是单论军事才干却很一般。而且显然卢植因为他在河北家乡的声望也赢得了刘备之类人物的帮助，不管这种帮助是大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