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宗岗论诗文在《三国》小说中的结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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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大量插入诗文——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大特征。诗词、散文等文体进入小说，根据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说法，是体现了长篇小说的杂语性质。镶嵌在小说中的这些诗文，虽然一般仍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和独立的风格；但是一旦进入小说，它们就必须成为小说的建筑材料，为小说的结构形式服务，适应小说结构的要求。古代小说评点家对这一问题早有关注。如金圣叹有评曰：“一部大书诗起诗结。”正是注意到诗对于《水浒传》结构的联结作用。毛宗岗的有关评批更多，认识也更明确，以下从三个方面细述。
　　毛宗岗首先论述了插入在《三国演义》中的诗词的结构功能。
　　其一，卷首词与卷末诗的结构意义。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末只有“古风一篇”，卷首并没有开篇词。毛宗岗补写了一阕着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放在卷首，并批曰：“以词起，以词结。”《临江仙》独立于百廿回之外，故曰《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以词起，以词结。同时，这首词还与卷末“古风”形成一种章法结构。毛宗岗批道：
　　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
　　词起诗收，指整部小说的起与收。卷末古风隐括《三国》事迹，使人于晋一统之后，回味隽永。卷首词画面雄奇壮丽、笔调沉郁苍凉，使人于展读之前，先生无限嗟呀感叹。长歌当哭。卷首词的意境，是对小说长文之悲剧氛围的渲染。卷末古风最后一句本为“一统乾坤归晋朝”的单纯叙事，毛宗岗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变叙事为抒情，与全书浓郁强烈的悲愤之情很好地统一在一起。可见，卷首词、卷末诗与三国叙事的统一，是悲剧精神的统一，是内在统一，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法国评论家贝尔纳·瓦莱特曾经指出：“开头(或卷首词)和结尾(或结句)在叙述的手法中占据了优先的地位，经常(明示或暗示)蕴涵着象征性的意义——寓意。”但是，如果卷首词、卷末诗不是一部结构的有机组成，这种寓意就不能产生。毛本《三国》之开卷词、结束诗即与小说正文浑然一体，因此具有丰富的寓意，说明毛宗岗对词体、诗体在小说中的结构作用认识是很明确的。
　　其二，篇中诗、赞的结构意义。在小说行文中插入诗词，有时并不是为了借用诗词体裁来吟咏情性，而是尝试以诗词的形式来结构人物、联结故事。第一回写“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先出关、张，后出刘备，毛宗岗在刘备下面插入一首诗曰：“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初出便能垂伟绩，自应分鼎在孤穷。”此诗在抒情中隐含着人物的生平功业，即使不了解三国史的读者，也能从中嗅出刘备在后文中必定会有一番王霸作为。这样，诗歌事实上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使读者很容易把第一回与第八十回联结起来。也就是说，第八十回的情节在第一回的这首小诗中已被提前“预叙”。
　　第七十八回，曹操夜梦三马同槽而食。毛宗岗于此有诗曰：“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第一百九回，司马师杀张皇后，毛宗岗又插入一首诗道：“当年伏后出宫门，跌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这两首诗的结构意义更加明显。“不知已植晋根基”，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来看，此语可谓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三国演义》结尾曰：“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有前面诗语作伏，便有后面结语为应，一伏一应，贯通一气。第二首诗，意欲以“今朝”对“当年”，遂令张皇后可对伏后，司马师可对曹操；这样，人物、情节虽分处前部、后幅，然而却般般相对，成为一个系统。第一首诗，以前伏后；第二首诗，以后照前，目的都着眼于结构的统一。同时，这两首诗虽然远隔三十余回，却都以司马师对曹操，所以又可自成结构。
　　以上所举的三首诗，均为毛本《三国》所有，而为嘉靖壬午本所无。这说明，毛宗岗是在有意识的运用和发挥诗词体裁在小说文体中的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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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诗词的整体取向。毛本《三国》，诗词总量约二百余首。其中，少量为人物着作，大部分乃作者插入。毛本诗词由嘉靖本发展而来。嘉靖本原有诗词数量多达三百一十余首，毛宗岗在改编时约删去了三分之二。同时，又别出机杼，根据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认识，而有所增补。比较嘉靖壬午本，毛本诗词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悉取唐宋名作，而去“俚鄙可笑”。小说即系名着，那么诗词理应为绝妙好辞。这样，“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才是“文章极妙处”(《凡例》)，二者相得益彰。第二，褒扬忠义，鞭挞奸恶，立场坚定，倾向性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一人一义，一事一物，几乎都可以入诗。但在毛宗岗看来，诗以志之，歌以咏之，这是有限度的。并非出色惊人之事都可形诸歌咏。庞德忠于曹操，吕蒙袭了荆州，如此便不值得歌咏。毛本《三国》的诗词，紧紧围绕忠义与奸恶的截然对立而设计，可谓旗帜鲜明!反观嘉靖本，态度并不这么明朗。吕蒙袭荆州，败关羽，功成名就，叙述者接连插入三首诗加以鼓吹。但在毛本中，却尽数被删。总之，嘉靖本诗词，给人感觉是为历史上的人与事而设，因此，往往一人一事皆有诗，诗词与小说颇有脱节之处。而毛本诗词，则是为小说中的人与事而设，服从于作者的价值取向，因此，诗词与小说结合紧密，并成为表现作者主观倾向的利器。
　　诗词是最讲究主观直接的一种体裁。巴赫金认为，像这样的体裁，“一旦进入小说就变成了描绘的对象。在小说的条件下，任何直接的话语，如叙事诗、抒情、正剧的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客体化了；它自己受到了制约，并经常由于受到制约而显得可笑。”毛本《三国》中的诗词就是如此。它不能自由地完成“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使命，而且还要不得不为小说的构成献计出力，并在总体上服务于小说的价值倾向——这，难道不有点可笑吗?
　　除插入诗词外，可以人小说的文体是很多的。例如《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回诸葛亮开列的制造木牛之法、流马之法，这是科技论文体裁；西蜀降魏、东吴降晋的户口簿，这是政治公文体裁。它如《红楼梦》第十回张先生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这是医学体裁。所有这些都是非文学体裁，尚能为小说所容纳，与小说具有亲缘关系的其它文学体裁就更不用说了。
　　在《三国演义》中，数量次于诗词的文学体裁是散文。包括论、评，诏、表，疏文、檄文、祭文，传记等。小说离不开它们，因为小说中的人物要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有时就需要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解释自己的行动。所以，这些文章、散文，是小说刻划人物、推动情节的必要手段，也应该发挥着一定的结构性作用。

　　毛宗岗对第九十一回出现的诸葛亮《出师表》就十分重视。《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起首第一句，毛宗岗便下批语曰：
　　《出师表》曰：“叹息痛恨于桓、灵。”故从桓、灵说起。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起。
　　《出师表》的原话为：“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毛宗岗借用了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毛本《三国》追本溯源，从汉桓帝、汉灵帝开始说起：“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在小说结尾，汉桓帝、汉灵帝已属百年故事，陈年亡魂，但毛宗岗仍不放过，痛下批语道：此卷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毛评借晋朝人刘毅之语归结司马炎，正是有意与以诸葛亮之语引起开篇对称。这样，在毛宗岗笔下，《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以桓、灵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桓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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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知，嘉靖本并不存在这层意思。嘉靖本起首旬日：“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虽然带有“桓”、“灵”字样，但却纯粹是叙述历史时间的存在，并没有层外之意。嘉靖本结尾，叙事粗略，情节之间缺乏互动与转换，更加见不出毛本“追本溯源”的含义。这就是说，以“桓灵结构”涵盖一部大书，形成首尾照应，完全是毛宗岗本人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显然从诸葛亮《出师表》中得来。毛宗岗根据《出师表》的精神，改动了《三国》的开头，并在批评中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精神，从而无形中凸现出《出师表》对于《三国》的结构意义。
　　且看毛宗岗的一段批语：
　　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宠黄皓之事；在七擒孟获之后，犹回顾桓、灵宠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国》一书，当以此卷为一大关键，一大章法。
　　武侯《出师》一表，固为前后文之伏应。
　　所谓“大关键”、“大章法”，正是从全篇结构着眼进行肯定。此类语法，毛宗岗并不常用。用于此处，足见他对《出师表》之结构功能的重视。同时，在评点《出师表》本文时，毛宗岗又指出：“此又说宜。恐其昵于宫中，已预知有宠黄皓之事”，“明明龟镜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灵之宠十常侍，正与后主之宠黄皓同。”表文前接应十常侍，后预伏黄皓，两样事件，相隔百余回，都藏于一表之中，构架连接作用十分强大。
　　有《前出师表》，又有《后出师表》。《后出师表》见第九十七回。毛宗岗认为，此《表》透露武侯之死消息。他说：“武侯之死，尚在数回之后，而此处《表》中结语，早下一‘死’字，已为五丈原伏笔矣。”在第一百四回，又批日：“五丈原之役，所以践”死而后已“之一语也。”前“伏”后“践”，正见叙事者有意发挥《后出师表》的结构作用。第九十九回还有两条批语：“赵云之死在《后出师表》中，张苞之死又在《后出师表》之外”，“汉不伐贼，贼亦伐汉。果应《后出师表》之言。”第一条言《后出师表》具有联结人物的作用，第二条言表文在全局结构中，具有伏应之用。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事件，而靠前、后两篇《出师表》总领开路。一边忙于刻划人物，展开情节，一边又自然结构全文，真正妙用无限。
　　《出师表》的结构之妙，还妙在诸葛亮之后，又有姜维的“出师表”：“此一段言语，可当姜维一篇前出师表”；“数语又抵得一篇《出师表》”。还有诸葛瞻的“出师表”：“此数语亦抵得乃翁前、后《出师表》。”一篇《出师表》把师徒、父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人一表，一脉相承。的确是一种很好的人物结构法。
　　其次，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琳《讨曹操檄》的结构作用。陈琳事件是毛本《三国》的大改动之一。嘉靖壬午本，陈琳仅见于《曹操决水淹冀州》一节，袁尚遣之向曹操请降；并不见讨曹檄文一事。毛本劈空插入陈琳《讨曹操檄》，同时为了保全陈琳的文名，反而删去了请降事件。
　　《讨曹操檄》见第二十二回。增补此一篇文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思想上加强对曹操的批判，二是在结构上收束前文，引启下文。在评点这篇檄文时，毛宗岗反复加以申明：“事见第一卷中”，“此叙绍与操共事之由。事见第五回中”，“事见第十回中”，“事见第十二回中”，“事在第十四回中”，“事见第二十回中”，“事亦见第二十回中”，“事见第二十一回中”。此类批语，使人顿然回顾前文，觉若许事件又在一纸檄文上历历恍过，无数粗糙的感觉、印象、形象经檄文轻轻一提，便纽结成团，雕刻成体。《讨曹操檄》，有总摄前二十回故事的作用。经此一总，曹操奸恶当道的形象便豁然而出。所以，此后袁绍讨之，刘备讨之，无数讨贼事件由此而起。这就是说，《讨曹操檄》有结束前文，引起后文的重要作用。
　　为与檄文呼应，毛宗岗还于前文中补写了数段檄文中提及、而嘉靖本没有的事迹。第十回，曹操兴师徐州，使夏侯悖截杀前来救难的九江太守边让，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操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毛又夹批曰：“此段亦在陈琳檄中。”第十三回，袁绍派兵助曹操攻击吕布，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第二十一回，袁绍截获公孙瓒许都求救书信，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后文又有照应。第三十二回，陈琳不亢不卑投降了曹操，毛氏于此批曰：“陈琳作檄事已隔数卷，至此忽然一提。”此数段文字，皆不见于嘉靖本。毛宗岗增补，又评批，使之一一符合檄文，不漏一丝痕迹，如此文心追求、谨严态度，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毛宗岗尝云：“《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弥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俗本皆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凡例》)小说中为什么要插入散文体裁，毛宗岗在此只举出了一个原因，即传其“文字之佳”。其实，如上文所分析，一些散文还能起到结构小说的作用。《出师表》对一部之结构有整部联结作用，《讨曹操檄》则对前二十回有部分联结作用。总之，它们都作为小说的结构因素进入小说，并发挥着各自的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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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金指出：“从原则上说，任何一个体裁都能够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没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普遍规律或许如此，但具体到某一部小说，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比如，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时，就把旧本所有的“论”、“评”、“赞”(按：“赞”仅于崔琰阻曹操称王处保留一首)都删汰了。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嘉靖本之“评”完全照抄陈寿《三国志》人物传记后的评语；“论”、“赞”也基本上是史论、史赞。我们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虽云题材取自历史，同时，这些相当数量的历史体裁的文字镶嵌在其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嘉靖本引用“评”近二十段，“论”十余段，“赞”二十余首。这些文字与传记合在一起，散布于形象生动的描写之后，便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人物传记的错觉，而不是产生小说直觉。
　　试以“秋风五丈原”为例。嘉靖本有赞、吊诗十一首，史官评、论三则，碑文一则，次序杂乱，结构臃肿，看起来更像是人物评传，而非小说叙事。毛本第一百四回，只有三首唐人吊诗，场面铺排洁净自然，咏怀不误叙述，以叙为主，以吊为副，这样就改变了原本其它文体喧宾夺主的弊病。毛宗岗的修改，不仅在细节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而且在整体上维护了小说结构的流畅与统一。
　　长篇小说是最宽容的体裁。其它任何体裁都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游弋，但游弋不是放任自流，它们仍需要听从小说体裁的约束。插入的文体形式，以不破坏、不妨碍小说文体的表现形式为基准。当然，也有些插入的体裁，从根本上改变了长篇小说的构架，产生了如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等。但在历史演义中，却不允许以历史代替小说。毛宗岗对嘉靖本的修改，即是很好、很科学的一个写作范例。
　　此外，附带说一下入话的结构功能。与嘉靖本对比，毛本《三国》更具有话本小说的形式特征。毛本在起首加了一小段议论文字，然后才进入叙事正题。这段议论文字，便是所谓的“入话”。其第一句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本《三国》篇尾还专门有一句与此相合：“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开卷说分合，闭卷言合分，明显带有统一首尾的用意。毛宗岗顺势批道：
　　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
　　“一部如一句”，指全部的建筑结构。百廿回犹如一句话。直贯而下，一气呵成，自然顺畅，秩序井然，给人了无阻碍之感。可以说，这是对《三国演义》结构成就的最高褒奖。同时，也点明了长篇小说所追求的内在联属性质的一种最大的可能和境界。
　　嘉靖壬午本篇首无入话，篇尾也没有应和，因此，它并不具备上述结构特点。这说明，毛本《三国》的结构布局，完全是毛宗岗在其本人的小说结构艺术观念的指导下，建筑而成的。
　　综上所述，毛宗岗对插入在小说文体中的诗体、散文体之结构功能的认识，不仅体现在他的评点文字中，还体现在他对小说原文的删改润饰中。因此，其认识是明确而突出的，也是切中小说艺术实际的。此种理解与分析是他的小说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在当时具有指导创作实践之功，在今天则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