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的功过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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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刘备死后，由诸葛亮扶棺送回成都，后来下葬于成都之南的“惠陵”。刘备的两位皇后——及甘皇后和穆皇后，也都先后安葬在惠陵。据考,成都“惠陵”是保存相当完好的一座古代皇陵墓。它虽历经沧桑，但从未遭受于发掘。至清朝时，曾经有人撰写了一幅对联，以道明这件事：

　　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公元223年，17岁的刘禅继位蜀汉皇帝，封丞相孔明为武乡侯（后兼领益州牧），他并说道：“蜀国的大小事情让丞相决定，我就管管祈天祭祖方面的事儿。”诸葛亮（时年43虚岁）于此设立了丞相府，负责处理一切军政大事，这标志着蜀汉政权正式进入了孔明治理的新的历程。然而，当时蜀汉帝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严峻时期。在内政方面，因关羽和刘备的征战相继受挫，除损兵折将、丧失了一半国土外，经济上的消耗也极大；另原有的“南中叛乱”（今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的西南部），趁着刘备兵败闹得也更加声势浩大，造成了后方局势的不稳定。在外部环境上，宿敌魏国趁刘备新亡、后主刘禅幼弱之机致函孔明，要他“顺应天命，举国降魏，纳入其附属国之列”；而东吴孙权呢，虽同蜀汉结束了战争状态，但心存疑虑，仍然陈兵边境，还继续跟魏国信使往来，表面上维持着与其同一战线的关系。

　　在内外交困的严峻考验下，诸葛亮不愧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相之一，通过他数年的精心治理，使蜀汉这仅一州之地的弹丸小国，终于秩序井然，国富民殷，成为可以抗衡魏之大国的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首先关闭了与南中的通道，对于顾闿及孟获等人挑起的“南中叛乱”，暂以劝说安抚对之。对于魏国的劝降邪说，孔明是当仁不让，与其势不两立，作了《正义》之文予以批驳。“东和孙权”是孔明一直坚守的政治外交策略。为免遭“强魏”的吞噬，蜀、吴两者和则共存，仇则双亡；故修复与孙权的友好联盟关系，乃是蜀汉必需的外交立国策略。

　　是年10月，诸葛亮派邓芝出使东吴，展开了与其寻求重结盟友关系的重大外交活动。而心思重重的孙权，却对于“蜀使”邓芝的到来，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亦虎亦狐的孙权，担心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觉得“蜀主刘禅幼弱，国小势单”，而蜀魏两国又是“势不两立”，倘若魏国大举伐蜀，以蜀之兵力是难已抵挡的，要在这时候跟蜀汉恢复旧盟，肯定对东吴大为不利；二是吴魏之间，现正表面上保持着藩属的关系，如果吴蜀结盟，将会极大地迁怒于魏国，那么东吴就有随时遭其兴兵讨逆的风险存在，这岂不是无事找事吗？

　　邓芝算得是蜀汉中非常优秀的人物之一。他见孙权不肯就范，小眼珠一转溜，便写信给孙权讲，本人这次专程到此，非仅为蜀国前程，更是替东吴担忧，为东吴前程而来的！孙权读到信心头发愣，现时社会哪有为别人着想的好事？这是什么奇谈怪论？于是，孙权满怀好奇心，立刻招见邓芝来探解疑惑。邓芝答道：“吴蜀两国占有四州，加上大王您一位应运所出的英雄，而诸葛亮也是当世的豪杰。蜀据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险，如若合此二长，共为唇齿之依，那将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这是客观至理。如若吴不与蜀联成一体，继续向魏称臣进贡。那么魏国就会得寸进尺，要召令大王入朝觐见，还会要您把王太子送去做人质。如果您拒绝这么做，魏国会以讨逆之名兴兵伐吴，而蜀汉也会乘机顺流东下。照此严峻的形势发展，那时的江南大地，恐怕不再属于大王您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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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听了邓芝的这番话，心头便一阵发冷。因为他就怕到魏都朝拜曹丕，以及送太子去做人质，这可相当于“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的事儿”！而事实上，就因为他几次拒绝了曹丕这样的要求，便也引发出两家有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了。魏、吴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已逐渐从暗中上升到明朗化了。若是孙权继续不答应曹丕的要求，讨伐东吴的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按邓芝所言的蜀汉又顺势东下，则东吴岂不危在旦夕了吗？孙权想来想去，默然无措，不由得拉住邓芝手道：“您的话太正确了！”孙权说完，便当即做出同曹魏断绝关系的决定，转而下令恢复与蜀汉的联盟。

　　此后，蜀、吴两国多次互派信使往来，进一步加深了联盟的友好关系。在奉命来东吴的蜀汉使臣里面，孙权尤为喜欢邓芝，再一个就是费祎。他曾经写信给诸葛亮提道：“你们的丁宏夸张自大，阴化又是语多不实；能够和谐两家关系的，只有邓芝做到了。”后来，孙权也并从武昌迁都到了建邺（今南京），这也是出于他对蜀国的信任，表现出一种全心对付共同敌人的姿态。至此而后，蜀吴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事件，这种友好互信关系，一直保持到蜀国的灭亡之际。

　　二、

　　发展生产，迅速恢复蜀汉本地经济也属当务之急。古代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社会。诸葛亮立足于“劝农务本”的思想，提出“闭境劝农，育养民物”的方针，采取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等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以维护耕农利益，提高他们务农的积极性。诸葛亮师承管子重视商业经济发展的思想，对蜀国所拥有的重要战略资源——盐、铁、蜀锦，实行了官卖专营等的政策。巴东人远在汉代就发现了“火气”（即天然气），俗称“火井”。诸葛亮便命人将火气用于煮盐上，这样大量节省了柴火及人力资源，得到老百姓的众声称许，故当时有些地方的盐井，被称为“诸葛盐井”。蜀盐除了内销，后来还远销至魏、吴两国，成为其富国之源。

　　举世闻名的蜀锦，是用上等蚕丝织造出来的，也是一直以来上层官僚们引为尊荣的着装衣料。诸葛亮则把它看作是“决敌之资”，即将它用于今后战争的财源供给保障。为此，诸葛亮设立“锦官”专司管理，在成都地区奖励农桑，大面积种植桑树养蚕，并推广应用了先进的纺织技术，促进了蜀锦生产的繁荣。蜀锦之利不仅提高了政府的收入，也同时因种桑、养蚕、织锦等生产链条效应，给蜀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唐人杜甫曾在《蜀相》诗中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道出了对诸葛亮倡导蜀锦工艺的褒扬。“锦官城”后来也成为成都的代称，便是从诸葛亮治蜀时出名的。

　　诸葛亮非常重视对炼铁、炼钢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他任命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专门负责对农具和兵器的监制，并在临邛、广都等地增开了不少新矿。他还曾经让冶炼巧匠蒲元采用“淬火法”，铸造出大量锋锐兵器用于到蜀军装备上，还用了优质钢铁来制作盔甲，以减少士兵的伤亡。通过“淬火”之后的钢铁，就成为了质地坚硬的“健钢”或者“健铁”。所以后期三国之中，陆军作战实力最强的是蜀军，魏军则以骑兵为优，而吴军是靠水军取胜。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人数虽然最少，但是少而精，其能在后来的北伐中来回无阻，而魏军多于其数倍的强势，竟然只能以严防死守对之，这确是公认的事实。

　　三、

　　由于蜀汉地狭人少，所出的可造之才，就更加逊色于魏国以及东吴了。而诸葛亮选贤任能，将此事提高到维系“国之安危、祸福”的高度看待了。他在专文里论道：“假如国危不治，民不安居，这就是失贤之过。”这主要在于，“治国犹如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故而养神才能治身，举贤方可求安。”人之养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养神，诸葛亮以此类比，认为治国的关键点在于举贤，生动地昭示了人才兴国的重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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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人的正直与清廉的品质，这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贤”。他曾经比喻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只有具备正直公正的品质，方为称得上“贤士”。所以诸葛亮选贤任能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他是以“德才兼备”为导向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不久，即提拔了一批青年俊秀充实到政府机构之中。如零陵人蒋琬（字公琰）被提任为东曹椽；江夏人费祎（字文伟）与南郡人董允，均担任黄门侍郎；南阳人陈震被拜为尚书。还有因劝谏刘备称帝、伐吴而被罢黜的秦宓、费诗等人，也被诸葛亮重新任用。另外，对蜀中的某些“硕儒名流”，因他们时以清高自许，不愿出仕；诸葛亮也是再三恳请致意，如将杜微、五梁这二位，皆是礼聘为谏议大夫，以借助打造成良好道德风尚的执政氛围。

　　诸葛亮作为历史上“四大贤相”（管仲、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之一，广泛受到后世尊崇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达到那个时代大家公认的最高道德水平。这首要的就是他的忠君思想。忠君之意在孔明心里，不光只是做人臣须奉行的最低道德准则，更应是人之生命的源泉。因此，孔明把人的忠贞比喻成鱼水关系，他讲道：“人的忠贞，犹如鱼游水中；鱼无水则死，人失忠便凶险万分了！”

　　孔明不仅以身作则地忠贞于蜀汉，还将“忠贞”二字用以要求和激励部属，如他所言：“人臣二心，不可以事君”；如他所重用的蒋琬、董和、费纬、姜维等人，就是一心忠于蜀汉政权的人物。做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位权臣，诸葛亮的“委质定分，义无二心”的道德品质，获得了后世千秋一致的高度评介，被誉为成“三代以下第一人”。即使在当世，不仅蜀汉朝野上下皆推崇他“德范遐尔”，而且也受到了魏、吴两国君臣的迭加赞赏，这是古今少有的现象。

　　那么出于诸葛亮“忠”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我以为，它应该来源于儒家道德精神的一个“信”字。孔子说过，“人无信不立”。诚信是做人的根本，诚信的反面即为虚伪。虚情假意之徒，为国人所不耻。所以在中国古代著作《左传》里，甚至于这样讲：“信，国之宝也。”这是将“信”字，升华成立国之基石来看待了。诸葛亮处世与交友，也是以信为本的。他在《论交》一文中提到：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这短短的三十二字，道尽了交友之道的真义，那就是示人以信，不虚伪，不欺诈；唯如此，友谊方能长青。所以，诸葛亮厌恶“势利之交”、“酒肉朋友”，而追崇结交“石友”，即友谊坚如磐石的朋友，能经得起任何环境变化的考验。他认为真正的友谊，最好是“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无须锦上添花，更不可利尽交微；而是要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不能因于贫困或者危难之中，而改变素衷。从这一点上，我们当能理解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用心。

　　四、

　　诸葛亮写给儿子的书信——《诫子书》，表达了他的重要修身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喜爱的至理名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该句是从道家经典《文子•上仁》篇中演变而来的，相传文子是道家鼻祖老子的学生。孔明之言的核心，突出的是一个“静”字。但他“静”的目的，是要“致远”；是积极有为，而非消极处世，这是孔明留给后世的精神食粮。可以说，孔明修身立德之谈，虽然出自道家思想，却超越了道家范畴。其就修身而言，是不要刻意地追求于锦衣美食；就治国来说，则应要约己爱民。那么如何培养俭德呢？这就要求自己能在思想上保持宁静，在生活上甘于淡泊。

　　诸葛亮虽然贵为丞相，尊以亚父，权势地位在蜀中显赫一时，但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提到自己“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表白自己有着“不别治生，以长尺寸”的淡泊心境。刘备父子对孔明的封赏还是很丰厚的，但他对这些赏赐的绝大部分，要么是封存于官府之中，要就是把它用来分赏给了其他有功的部属中。他并向后主刘禅表示出自己的未来心愿：“臣死之日，不使内又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正是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树立了廉洁奉公的榜样，使得当时清廉为政之风蔚为大观，如蒋琬、费袆、刘巴、董和、姜维等重要官员，均以反贪倡廉而身体力行，从而有力推动并形成了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良好政治局面。并且诸葛亮的治国之道，能够驰誉敌国，得到其当权者的极端赞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据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记述，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向其属臣樊建（任给事中）询问，诸葛亮靠的什么治国？樊建回答：“闻过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感叹道：“太有道理了！假若我能够得到此人的辅佐，又何至于有今日之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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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对于蜀汉的治理上，在当时三国之中是最有条理的。这其中关键的成功经验，是他在法制建设上（指制订相关法律制度并加以贯彻执行，非同于法治概念）“兼用儒法之长”的成功，实在可圈可点，发人深省。他的法制思想，既不同于先秦法家（申不害及韩非子）的“重法轻人”的酷法之治；也不同于起于西汉延续后世的、深具儒家色彩的“德主刑辅”之有等级式的法治。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贺麟先生将其称之为“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并引为人类法治的三大类型之一，这是有几分道理的。

　　五、

　　诸葛亮的依法治蜀，有个显著特点是“教、刑”并重，以教为先。孔明能使蜀汉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是他能“赏罚分明，执法必严”，但他也反对“不教而诛”，而是相当重视“教化”的作用。即首先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人，要达到“美教化，移风俗”之目的，先告诫人们何事可做，何事不可违；后行之以违法必究。孔明的“治国重在治吏”的法治观念极有价值。为了严格要求各级执法官吏应以身作则，他在所颁的《教令》中道：“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孔明还制订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现该文已遗失，当是严格要求各级官吏须做好八项工作，以及针对各种实事提出的相应警示。

　　诸葛亮虽然执法严明，但他决不滥用刑罚，而是慎重对待判罪行刑，尽量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使犯罪分子知罪、而心悦诚服。以致出现后来“马谡虽死而不怨，李严见黜而无辞”的特有历史现象，使人不能不感叹：这是他融信义仁德于法制之中所带来的结果。诸葛亮的治蜀过程，让军民“皆畏而爱之”，说明他在运用正确法制思想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孔明是非常反对原益州之主刘璋父子的“懦弱礼治”的，认为他们“虚文假礼缠身，上下之间互相敷衍怠慢，使既无德政以惠民，又失严法正风气”。所以孔明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威共济，上下有节”。在诸葛亮严肃不苟地施用威刑的过程中，他又能根据犯罪事实的性质加以灵活处置，表现出他达理通情、以德服人的另一面人性。

　　当上庸太守孟达叛魏，按“蜀律”要连坐亲属，但诸葛亮认为这里有其被逼无奈的性质所在，如因此株连无辜，则会大失为政以德的根本，故而对孟达亲属进行了宽大处理。刘炎是跟随刘备多年的老臣，但他倚老卖老，骄奢淫逸，并因与将军魏延不合，便散布流言对其中伤，损害了魏延的名誉。为了打击这种内部的歪风邪气，诸葛亮决定对刘炎给以严惩。此时刘炎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特地上书诸葛亮以请罪，希望“克己责躬，改过投死”。孔明看他态度诚恳，认罪深刻，甚有悔过自新之意，便从宽处理，没有按照罪犯性质进行惩办。

　　由于诸葛亮法制，以带有“宽猛相济”、“因时而应”的特色，而应用“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开平明”的治理手段，故使得蜀地政通人和，出现了“农业兴旺，仓储丰实，兵器锐利，财富厚饶，朝会不喧哗，路上无醉人”的崭新气象。

　　六、

　　值得探讨的是，在诸葛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上，有没有更深刻的东西对他发挥影响呢？这闪光之点如能发掘出来，可否有鉴后人呢？答案是有，这就是他在《论诸子》文中，表露出来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诸葛亮从历史与当世中，选取出几位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加以评点，指出他们的优劣之处，籍以从他们身上汲取教益，掌握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规律，以避免处理问题的片面性。该文道：

　　老子长于养生，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生。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主，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诸葛亮在这篇《论诸子》文里，既肯定了上述人物的优点，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道家创始人老子“善于养性”，主张“自然无为”，但因其远祸避灾、消极处世的态度，在临危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法家代表商鞅擅长依法治国，但不明白怎样“教化”百姓，只是施用简单并且单一的严惩酷刑，使诸多不可杀之人残遭误杀。纵横家苏秦、张仪虽然能说会道，但属狡诈反复无常之徒，谁敢同他们结盟交友？白起大将作战有方，以长平大战，就坑埋赵国降兵四十多万人，却不懂得加以收抚他们，利用其扩充自己的队伍。伍子胥能够运筹帷幄，克敌制胜，但不懂得保全自身，终于遭谗致亡，留下了千古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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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庄子》寓言中，尾生是一位严格守信之人。他与一名女子约定好，要到河边的亭梁下相会，但此女子却失约未至，刚巧山洪暴发，水涨不停，但守信的尾生固执地不肯离去，便在大水之下，抱着梁柱被淹死。西汉时的贤相王嘉，深受汉成帝（喻为明君）的赏识，但到汉哀帝（比喻暗主）时，却因谏阻哀帝宠信佞臣董贤，反而遭谗下狱，在狱中忧愤绝食身亡。三国中的许子将（即许邵），跟他的表兄许靖一起，都是因于评点人物精妙绝伦，而名重一时。不过，许邵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排斥许靖的丑事，为世所诟病。

　　所谓人要守信，但不可泥古不变；要忠心事君，但对待明君与暗主，须要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是非，也要能够看出自己的不足。诸葛亮对上述人物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表明了他对看待事物的全面性观念，不要盲目片面地看待、处理问题。因为世间万事万物，好的并非全都好，坏的也并不是全都坏。所以看问题一定要全面综合的考虑，权衡利弊后正确处理。

　　七、

　　诸葛亮又是一位做事认真，责任感极强的人。为了治理好蜀汉，他苦心竭力；为了使丞相府中少出差错，他不分事项轻重大小，尽可能地亲力亲为，这就要耗费他太多的心神了。孔明曾经“亲校簿书”。这种官府簿书纷繁复杂，它就是记录公文往来、钱财收支、调拨军资等等的流水账。这方面还是有专人分管的，但孔明仍担心有错，所以才会亲自审核相关账务。或许为吸取张飞由性“鞭笞健儿”的教训，孔明才要掌握军中“处罚二十军棍以上”批准权的。

　　这从另外一面，也凸现出他的短处所在，忽略了自己身份的重要性，陷入到管人又管事的误区里不说，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累坏了身子岂非得不偿失（后来果然若此）？部属杨颙见孔明这样的“蛮干”，便从臣属之间高度分工、各司其责的角度，向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政治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结合，不可以上下之间彼此越位的。好比在一个家庭中，谁外出耕作，谁留家中做饭，连鸡犬牛马也各司其职，这家里大小事情便能井井有条。如若一家之长把所有的活儿都揽于自己手中，他将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反倒终无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