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五丈原前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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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中，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了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

　　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

　　可惜的是，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根本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大厦于将倾，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命归五丈原时，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于公元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北伐”。

　　中国人有一句格言：“事不过三”。按理说，三次“北伐”三次失败足以使诸葛亮清醒过来。不能说此时诸葛亮依然昏头胀脑，他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善后。如果不“北伐”，常驻汉中就失去了理由，必须回成都。然而京城的变数很多，权臣同皇帝之间，有难以调和的权力之争，表面的君臣称颂，难以化解权力争夺的内心块垒；觊觎宰辅地位者大有人在，随时潜在着阴谋与算计。所以他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当然得有事可做，这就是“北伐”。所以三次“北伐”失败后，又大度地追加一次，公元232年春，诸葛亮从勉县出发进行第四次“北伐”，可惜再一次失败了。对一个三军统帅来说，四次失败足以夺气，已经没有了继续“北伐”的勇气与毅力。然而如果不“北伐”，依然面临着返回成都的为难，所以还有第五次。

　　仔细考查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全过程，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点。

　　其一，战略目标是凉州。夺取凉州是西蜀夺取益州后已经确定的目标，章武元年刘备成都称帝时，考虑到马超在陇右的社会基础，一投降过来，立即加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当时的凉州尚为魏国控制，马超的州牧一职仅是虚衔，要使空衔成为实职，还得马超出力掠取，这是刘备刺激马超的策略。当孙权索要荆州时，刘备回答说，需得凉州，当还荆州。后半句虽是推托之辞，前半句则是真的。

　　诸葛亮主蜀之后，原定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加封魏延为凉州刺史的目的，略同于马超。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都是奔天水这一战略要地。如能在天水一带站稳脚跟，凉州大部就为西蜀所有，魏国再出兵反抢就十分困难。西蜀军队已占领战略要地，利用陇上复杂的地形反客为主以逸待劳，魏军不仅有长途奔袭的疲劳，输运的艰难，而且需逆渭水仰攻，这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魏国始终没有给诸葛亮留下立足时间。

　　这时候，诸葛亮已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他始终坚持刘备夺取凉州的战略目标，却不曾分析前后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刘备夺取益州后，经济上，有荆州六郡和整个益州丰富的物资资源做支撑；军事上，不仅节节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并吞了荆州南四郡和益州刘璋的十余万军队，实力充盈，威望徒增；投奔过来的马超在凉州经营多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支持马超的地方势力还很雄厚。在经历了丢失荆州特别是夷陵惨败后，西蜀已元气大伤，一时间很难振作；马超病逝后，在凉州的这面大旗已经倒下，支持马超的潜在势力已作鸟兽散。一句话，西蜀已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所有条件。从刘氏集团的利益思考，此时惟一的出路是，对外部依险固守，等待时机；对内部，与民休养生息，培植元气，积蓄力量。然而诸葛亮见不及此，却徒然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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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今天一些史学家说，诸葛亮自知西蜀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想以主动出击阻止魏国入侵的解释，是毫无依据的猜测，无意中已给诸葛亮做了情人。在当时，魏国视东吴为主要敌人，争夺的重点在江淮一带，并没有入侵西蜀的任何计划与迹象。诸葛亮三次“北伐”后，召来了曹真、司马懿的一次南伐，也因华歆等人的劝阻和大霖雨阻隔半途而废，此后又没有任何动作。再者，强弱悬殊中，弱者取攻势是加速灭亡。军事家懂得倍则围之，数倍者歼之的军事常识，懂得进攻一方客位的险恶环境，必然须有雄厚的物力，得付出数倍于敌人的牺牲。

　　其二，策略是蚕食魏国以强大自己。从刘备时代到诸葛亮当国，西蜀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物资匮乏的弊病日见突出。特别是荆州西三郡丧失之后，东出三峡掠取中原已不可能；东吴是盟友，荆州西三郡不能再收复也无力收复，否则同盟会再次破裂，会为强大的魏国各个击破。诸葛企图通过夺取魏国边远的地盘以壮大自己，要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当然不能进行战略决战，更不能鲸吞而只能蚕食。所以不可能从汉中出师向东夺取西城，以打开夺取南阳进袭中原的通道，只能在魏国西部边陲的凉州下手，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容易夺取。夺取之后，陇上复杂的地形有利于蜀军的固守。

　　其三，战略目标不同于宣传口号。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标，即“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仔细观察，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行动，同《出师表》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在这里，他第一句所说的中原，不是实指，而是魏国的代名词。第二句只是表态，没有实质的内容。后边三句，对诸葛亮自己来说，并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对西蜀上下，更像是宣传口号，借以鼓励民心士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全力支持他“北伐”。

　　其四，出师五丈原目的。关中平原是一个梭形平原，以长安作为中心，东西长约八百里，南北最宽处仅百八十里，东西两端很狭窄。五丈原所在的眉县，处长安与陈仓的中间偏西一些，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渭水虽称黄河的最大支流，但在这里尚未成为兵家可以利用的障碍，春冬两季呈半干涸状态，即令是夏秋雨涝时刻，也随处都可以架设浮桥或摆船横渡。眉县东西两面都是开阔的平原，无险可守。诸葛亮走褒斜道出师眉县，就把蜀军摆在了十分尴尬的地位，不论向东、西、北任一方出击，都会遭到魏国主力的三面夹击。而一旦斜谷丢失，退回汉中的后路就被截断，蜀军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军事劣势，在这里更暴露无遗！

　　如果说这次出兵的时候，诸葛亮走褒斜栈道的战略意图还含混不清，那么，在与司马懿对峙的百余日之中，诸葛亮个人的心思就逐渐明晰起来。在求战不得、掠地不能的状况下，再坚持下去，客位蜀军会被拖垮，这是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清的，但是诸葛亮就是不撤！那么他在等待什么？

　　战争中，损折大将都十分忌讳，主帅死亡则更甚，常会因此导致全军覆没。诸葛亮是积劳成病，病势渐次加重为不治，而他又粗通中医，虽说医不自治，但把一下脉搏就可知病情程度，并可以预知来日的多寡。在病势日渐沉重后依然不撤军，他是在等待什么？

　　诸葛亮深知征西大将军魏延与自己的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乘自己一命尚悬时回军汉中，魏延还能够听命服从；自己一作古，他人都无法制约，而由魏延来统率蜀军，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失败。但即令如此，诸葛亮还是不撤，他又在等待什么？

　　答案已经出来了：他是在等待死亡！

　　诸葛亮原想通过“北伐”取得侥幸胜利，然后踌躇满志地接受九锡，进而登上皇帝宝座。殊料五次出兵五次失败，一点面子都不留。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取得胜利的功臣，而是名副其实的败将，是带罪之身。按照《蜀科》的律条，或者按照《出师表》那句“不效，当治臣之罪”的军令状，诸葛亮都应该受到追究。此其一。

　　西蜀派系林立，虽然诸葛亮经营了十二年，荆州籍已经羽翼丰满，但是荆州籍头面人物一旦成为应受追究的败军之将，羽翼已没有为之开脱的置喙余地，受到压制挤兑的涿郡籍、益州籍会乘机翻盘，翻盘的前提是置诸葛亮于死地。此其二。

　　五次“北伐”，西蜀国力已消耗殆尽，自己生命也悬于一线，再要进行第六、第七次“北伐”，在公在私都没有任何可能，已经没有了翻本的机会。此其三。

　　身败名裂已确定无疑，祁山败将、常败将军等恶谥，将与自己姓名伴随始终并著之青史。此其四。

　　诸葛亮纵令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摆脱这四条绳索。惟一的出路，是以鞠躬尽瘁四字来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中国人眼中，道德的典范永远高于才具的不足，以身殉国是最为理想的结局。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时，五丈原还储存了大批粮食，说明诸葛亮准备得十分充足；如不死，他还会无休止地坚持下去。这就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特别是第五次“北伐”后期的价值取舍。

　　当他为“出山”而制定《隆中对》时，无视全国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无视全国即将统一的趋势，以十分自我的价值取舍，勾画了分裂华夏的蓝图，促成了孙、刘两个军事集团的勾结；并通过赤壁大战，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七十二年内战的灾难之中。而在生命终结时，竟不顾十万大军的前途命运，他们父母妻小的感受，再次犯下了十分自我的错误。

　　从自我开始又以自我结束的历史，有哪点值得后世如此这般地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