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脑后无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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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肯定不会相信魏延脑后真的有“反骨”。那么，魏延之反既然不是骨头在作祟，又有什么原因呢？很显然与他的上司诸葛亮有关。诸葛亮一生误了3个人：马谡是小马拉大车，最终战败逃亡，下狱而死；姜维呢，姜维是正人君子，可惜不是中兴之才；而魏延呢，是大马拉小车，最终被逼“反叛”。本文作者这样的观察视角可谓独特，与传统史家、小说家的论断并不雷同，其迥异于常人的历史人物的评判观点，仅供读者参考评鉴。

　　“反”的真相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信阳市三里店），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

　　每当提到魏延，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两件事：一是他刚从长沙归降时，诸葛亮号令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脑后有反骨；另外一个则是诸葛亮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他便发动叛乱，结果被马岱诛杀，印证了“反骨”的说法。

　　而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魏延“叛乱”基本是一桩冤假错案。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206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 “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形同天敌，“有如水火”。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承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尤其是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十分难得。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精神可嘉；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但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

　　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之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这样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深悔当初没有带枪投靠魏国。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还说费祎到魏延那里传达文件。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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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魏延后悔了，但想追已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得到消息后，魏延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栈道。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诸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即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但是杨仪持有诸葛亮的“上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所以魏延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三国时期魏国郎中，史学家）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16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怀疑乱出杨仪。

　　“雄才明主弃”

　　如果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

　　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 “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谁也没想到，最终刘备居然选择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他特意安排魏延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不光只有豪言壮语，诸葛亮一共组织6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并且2次建功，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颌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20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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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1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第五次北伐期间，魏延等人又“斩敌甲首三千级，缴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还有一些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但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1万兵马，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10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打击，“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

　　所以，最后关头，究竟撤还是不撤，魏延压力巨大。不撤呢，只能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撤呢，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要秋后算账。然而，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失误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悲剧的根源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林、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在人才选拔上，仅仅一个人说了算。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反成怪事了。

　　此外，诸葛亮背着魏延作出的安排也极其错误。即便一定要这么做，至少也应该由费祎出面，将大事托付给杨仪很不合适，因为他知道杨仪跟魏延的关系，同时也知道杨仪的缺点。据《杨仪传》记载，杨仪筹划粮草参赞军机是把好手，但却是个小心眼，因此诸葛亮生前对二人“不忍偏废”，持中立态度。既然如此，何故又在自己即将大去的关键时刻，忘记了平日的立场？魏延固然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但杨仪的小心眼难道就不会引发大错？如果没背着魏延作那样的决定，如果执行决定的不是杨仪呢？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种结论经过小说的演义早已深入人心、难以动摇。遍观史册，诸葛亮的谋略功勋确实突出，贤相的结论大抵也不算过誉。而且，古往今来，明君与贤相一直是国人最难以排解的情结，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官员是清官而非昏官，而魏延最大的悲剧就隐藏于此：他之所以委屈千年不得翻身，原因就在于始作俑者不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之人，而是声名显赫的千古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