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不设史官，只因诸葛亮害怕言行被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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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夏、商、周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 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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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太祖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通过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历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颐指气使对待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

　　“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诸葛亮感觉，设立史官会使他做事不能为所欲为，与其提心吊胆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设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