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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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吴郡富春，本为寒门，其立国后，不守儒家礼法制度，自始至终崇尚巫筮术数，对道教、佛教也予倡导。《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也。”同书卷一六《礼志三》也载孙权虽在武昌称王时“祭南郊告天”，但此后长期不行郊祭之礼，“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之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不仅如此，孙权称帝后“不立七庙”，以其父坚尝为长沙太守，于是在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孙权从未亲祠，这引起历代正统史家的严厉斥责。沈约在《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根据相关史实有评论云：“案(孙)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里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副助。天意若曰：权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示此罚，欲其感悟也。”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郊社”说：“终吴之世，未暇礼文，宗庙社稷，不见于史。”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条有论云：“仲谋既自擅尊号，以天下临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孙吴一代，其统治者皆轻视儒家礼制，“子不事父”，与儒学世族明显不同。

　　与儒家礼乐文化的严重缺失相关，孙吴宫廷中巫筮风气则颇为流行。检索相关文献，可见孙吴统治者耽信巫筮方术，而传统的术数文化则往往与道教联系紧密，孙吴宫廷中道术之士颇众，形成浓郁的巫筮风气。同时，自汉代以来，佛教也作为道术的附庸而流传，孙吴统治者对佛教也采取包容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江南的迅速传播。这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值得给予一定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专题考论孙吴统治者及其宫廷中的宗教信仰风尚，希望有补于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孙吴统治者与方士之交往及其与道教之关系
　　(一)与富春孙氏发迹的相关巫觋谶言
　　孙吴自发迹至亡国，始终都伴随着各种神奇灵异的传说，这与当时的巫筮活动及其氛围不无关系。关于孙吴发迹之祥瑞灵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吴书》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刊、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
　　《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又，《三国志》卷五O《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
　　初，夫人孕而梦月，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平?”
　　以上这些灵异奇事显然是孙吴建立后，为神话其统治而制造出来的。[2]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孙氏出自寒门，缺乏门望，于是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这是历代出自寒微的统治者的惯例，而制造这些神话者，则为统治者豢养的精于谶纬的巫筮之士。不过，孙吴统治者鼓励、默认这些言论，则表明其家族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
　　孙坚在军队中便利用巫筮。《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历》载孙坚在南阳，太守张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于是设计杀张咨，夺取了地方军政权力。由孙坚“迎呼巫医，祷祀山川”的举措看，他是颇重巫筮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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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段含注】（原文太长，把每一贴包涵的注释提到前面来方便查看）
　　[1]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及其轻视儒家礼法制度的诸多表现，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原刊于台北《汉学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后收人拙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已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敬请参见，此不赘述。
　　[2]
　　以上孙氏发迹的神话，后来的诸多志怪小说都有记载，并不断完善，详见《太平广记》卷三O九《冢墓》所引《祥瑞记》的记载。此外，关于孙坚发迹，《异苑》又载：“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于长沙。”(《太平广记》卷三七四《灵异》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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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孙权之尊崇方士及其道术
　　孙权是孙吴最重要的统治者，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集权程度也高。孙权在道术信仰方面颇为痴迷，与诸多方术之士交往甚密，其中可考者主要有：吴范，《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载其会稽上虞人，“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他善于预测，“占验明审”，孙权任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孙权本封其为都亭侯，“诏临当出，权恚其爱道于己也，削除其名”[3]。黄武五年，吴范卒，“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刘敦，《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刘敦传》载其平原人，汉末避乱南徙，“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后归孙权，“敦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敦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赵达，《三国志》卷六三《吴书·赵达传》载其河南人，“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决，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赵达善于计算，但其撒豆计数、“至计飞蝗”之类，似乎过于神奇。赵达亦“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又载：“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
　　以上三人长于推测、计算，尽管他们为提高身价，故弄玄虚，但毕竟尚有可以占验的实际效能，因而孙权用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4]此外，孙权交结之术士则多以变幻莫测为能事者，有的则为某些道教流派之先祖。如葛玄，时人称葛仙公，《三国志》卷六三注引《抱朴子》载：
　　时有葛仙公者，每饮酒醉，常入人家门前水中卧，竞日乃出。曾从吴主别，到洌州，还遇大风，百官船多没，仙公船亦沉沦，吴主甚怅恨。明日使人钩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见公步从水上来，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见而言曰：“臣昨侍从而伍子胥见请，暂过设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太平广记》卷七一《道术一》引《神仙传》载：“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人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之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葛玄乃丹杨道教神仙派——“葛氏道”早期之代表，为晋代丹鼎派代表葛洪之叔祖。《晋书》卷七三《葛洪传》载：“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人晋，为邵陵太守，……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书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5]葛玄以炼丹求仙等术数深得孙权喜爱，《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载：“帝初好道术，有事仙者葛玄，尝与游处，或止石头四望山所，或游于列洲。……帝重之，为方山立洞玄观，后玄白日升天。今方山犹有玄煮药铛及药臼在。”[6]
　　介象，《三国志》卷六三注引葛洪《神仙传》载：
　　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贵之，称为介君，为起宅，以御帐给之，赐遗前后累千金，从象学蔽形之术。试还后宫，及出殿门，莫有见者。又使象作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吴主共论绘鱼何者最关，象曰：“鲻鱼为上。”吴主曰：“论近道鱼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方作掐，汲水满之，并求钩。象起饵之，垂纶均中。须臾，果得鲻鱼。吴主惊喜，问象曰：“可食不?”象曰：“故为陛下取以作生绘，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曰：“闻蜀使来，得蜀姜作齑甚好，恨尔时无此。”象曰：“蜀姜岂不易得，愿差所使者，并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使买姜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此人卖姜毕，捉书负姜，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绘适了。
　　《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又载介象“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奁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中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已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篇》又载：“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孙权对介象敬称“介君”；，为其立宅，供给御帐，以御姬侍疾，为其立庙并躬祭之等，可见其间交往之密切。
　　【注释】
　　[3]
　　吴范之所以秘其术，《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注引《吴录》载：“范独心计，所以见重者术，术亡则身弃矣，故终不言。”术士以术自重，这是必然的，因此所有术士皆“宝爱其术”，绝不外传，但实际上究竟有无所谓秘术，只有天知道了。
　　[4]
　　《三国志》卷六三《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载：“孙吴时皇象善书法，严武善围棋，宋寿善梦，曹不兴善画，孤城老妪能相人，及范、敦、达八人，世皆称妙，谓之八绝云。”
　　[5]
　　葛洪祖葛系，《三国志》卷六五《吴书·贺劭传》载又写作“葛奚”，历任太子少傅、大鸿胪。据《云笈七谶》卷六引《三洞经教部·三洞并序》，“仙公升化，令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子孙与从弟少傅奚”。(《真一自然经》所载相同)因此，两晋之间的葛洪致力丹鼎求仙之术，就其渊源而言，显然有其家学的承继。
　　[6]
　　《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此条下注引《舆地志》载孙权“赤乌二年，为(葛)玄于方山立观”。《六朝事迹编类》卷一O《神仙门》“洞玄观”条也载此，同书“青元观”条载：“《旧经》云：本吴朝仙公宅也。”同书卷一三《坟陵门》又载：“吴葛仙翁墓。吴太极左仙翁葛玄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郡国志》云：句曲有葛玄冢。”这都是有关葛玄的纪念性场所。
　　又有介琰，《新辑搜神记》卷二载：“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吴先主时从北来，云从其师白羊公人东海。琰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四遣人往问起居，或见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壮年。吴主欲学术，琰以帝常多内御，积月不教也。”这里也说介琰能变化隐形，有长生之术，与介象事迹颇有相同之处。
　　姚光，《三国志》卷六三注引《抱朴子》载：“又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身临试之，积荻数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裹之，因猛风而燔之。荻了尽，谓光当以化为烬，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其书视之，不能解也。”
　　以上以葛玄、介象为代表的道术之士，虽身兼数技，但其核心是成仙之术，孙权与他们交往，绝非仅仅出于好奇而练习隐身遁形等幻术，而是希望能够长生不死。对此，孙权不仅与诸方术之士交往，而且效仿秦始皇海上求仙药的举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
　　(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浮海求夷洲及画洲。宜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圌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年春二月，……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以往人们谈论孙权遣使浮海夷洲、宜州，或说其拓展海上交通，或说其意在扩大人口等等，这也许都是客观的结果，但实际上孙权的原始动机则是寻求仙药，以企长生不死。孙权的这一举动，显然与其身边的道术之士的蛊惑不无关系。[7]
　　孙权不仅个人信仰上如此，而且他还组织造神，利用神灵帮助其统圌治。《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太元元年五月下载：
　　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
　　孙权对隐形神人王表如此重视，也可印证上述他对葛玄、介象等人尊崇之事不尽为虚。但实际上，王表只是一个利用孙权崇巫尚道而大行欺骗之术的骗子，当孙权病重，“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8]
　　在造神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蒋神”。《新辑搜神记》卷六“蒋子文”条说：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为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进马追之，谓吏曰：“我当为此土地之神，以福尔下民耳。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当有瑞应也；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未几文又下巫祝曰：“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孙主以为妖言。俄而果有小虫如鹿虻，入人耳皆死，医巫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也，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又以火吏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有以扶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诊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所谓“吴先主”，即指孙权。据此可知，以蒋子文为神，在钟山立祠祭祀等，皆在孙权时得以确立，此后不断增饰附会，蒋子文的封爵由孙吴为侯，刘宋则晋爵为王，后则为帝，使得蒋神崇拜成为六朝以来江南地区突出的区域文化现象。[9]
　　孙权在日常生活中也信奉巫术。《新辑搜神记》卷九载：“吴先主病，遣人于门观不祥。巫启见一鬼，著绢巾，似是大臣将相。其夜，先主梦见鲁肃来，衣巾如之。”[10]这里说孙权遇鬼生病，以巫为医，可见孙权宫廷中日常生活充满了巫筮气息。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孙权还与儒学朝臣讨论神仙方术，并引起个别朝臣的抗议。《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载：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张昭是很严肃的儒学重臣，孙权与之谈神仙，可见其笃好神仙之学。这里虞翻虽表示反对这种不经之论，但孙权也曾命其行占筮之术，《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又载：“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可见孙权之重巫筮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江东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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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作基本完毕后，得读中国台湾学者丁煌先生《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圌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一文[11]，以为“孙权之好巫术与道，特尤甚矣”，并对孙权好尚巫、道之术及其与方术之士的交往有详细的考察，其所用材料有过于本文，特别指出孙权的这一文化习尚还对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不仅直接导致其出兵征夷州、直州等地，而且导致孙权及其后继者皆多好符瑞，特别指出“综观孙权凡立年号，皆出符瑞。继次以后在位诸嗣主，其纪元无不皆然。……析孙权之好符瑞，固源于两汉谶纬受命、五行灾异说炽盛，其时欲图篡谋叛或冀保政圌权在位两者，皆假天命所归，惑民从己以遂夙愿。孙氏一门之伍，乃特好之盖又逾于曹、刘二家也。”至于孙权好道之原因，他以为“孙氏居江东，系出吴郡富春，受当地风尚影响，而好巫、道，理所当然。史载孙权好称符瑞，颇类王莽、光武，且效秦皇、汉武故事寻仙海外，实张术人道流声势，就今存载籍观察，三国时期各国人主，迷尚于此无有过乎孙权者。”其又依据孙权与诸道术之士的交往情况，说：“就以上所述，足证孙权之好术数，几至若狂矣，诚魏、汉(蜀)之主，无人能与之比拟者。”[12]正因为如此，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各地动圌乱，曹操等北方统圌治者严格限制道术流传，致使道教人物及各道教流派云集江东。
　　【注释】：
　　[7]
　　《真诰》卷一一《稽神枢第一》载：“金陵，古名之为伏龙之地。《河图》逆察，故书记运会之时，方来之定名耳。至于金陵之号，已二百余年矣。……传所言二百余年耳，是吴孙权使人采金，屯居伏龙山，因名金陵，自然响会，所以叹《河图》之逆兆也。”又载句曲山“生黄金。汉灵帝时，诏敕郡县，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库。逮孙权时，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兵帅百家遂屯居伏龙之地，因改为金陵之墟名也。《河图》已得之于昔，可谓绝妙。今大茅山南犹有数深坑大坎，相传呼之为金井，当是孙权时所凿掘也。今此山近东诸处碎石往往皆有金砂。云兵帅仍屯居伏龙，今则无复有。唯小近西有述墟，昔乃名术墟，今是良民。述墟前十数里，大茅有吴墟村，以号而言，乃欲相似，而复不关金陵”。孙权命将士在茅山采金，固然出于开掘矿藏的需要，但也不排除其求取丹砂以炼制长生丹药的企图。
　　[8]
　　对孙权宠重王表之事，历代史家都从孙权政治衰败的角度予以批判，如《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东晋史家孙盛曰：“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这固然是正确的看法。不过，从孙权一贯的行为看，他“伪设符命，求福妖邪”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的。
　　[9]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二《庙宇门》“蒋帝庙”条称“帝即后汉秣陵尉蒋子文”。所注引《金陵图经》又称孙权“乃立庙于钟山，封子文为蒋侯。权避祖讳，因改钟山曰蒋山”。孙权何以蒋子文为神，首先在于孙氏素来崇尚巫筮之风，其统治过程中必然兴巫造神。至于他以蒋子文为神，从蒋子文“嗜酒好色，挑达无度”的无礼品格及“汉末为秣陵尉，击贼至钟山下”的任职情况看，其出身、任职与孙权父孙坚早年的经历十分相似。因此，孙权以蒋子文为神，在重视门第的社会背景下，颇有为自己的阶级出身正名的意味。朱锲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三章《秦汉以前之遗迹》介绍蒋子文祠时指出：“蒋子文庙，始兴于吴，崇于晋，大于南齐，而衰于明。子文功业，虽无足道，然其神话势力之大，直足以风靡六朝甚至追崇帝号，亦犹关羽之于后世也。”(第75页)所论甚是。不过，据《宋书·礼志一》，刘宋孝武帝已册封蒋子文为钟山王，故应说“大于刘宋”。
　　[10] 《太平广记》卷三一七《鬼二》引《幽明录》载此，文字略异。
　　[11] 此文原刊于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87年第13期，收入氏著《汉唐道教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本文以下引用，皆见中华书局本。
　　[12]
　　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汉唐道教论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29、30--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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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孙休、孙皓之尊崇方士及其道术
　　由于孙权的倡导，其宫廷生活中充满着巫觋氛围，甚至连颇为理性的太子孙登也崇信道术。赤乌四年，孙登死前上疏孙权曰：“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则率土幸赖，臣死无恨。”孙登希望乃父“修黄老之术”，即希望孙权遵奉道术。[13]孙权之后，其他统治者无不崇尚巫术，与方士交往密切。如孙权子孙亮，据《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孙亮被废后，会稽郡有谣言孙亮当为天子，而孙亮则使巫祷祀。[14]
　　孙休，《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篇》：
　　吴有道士石春，每行气为人治病，辄不食，以须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吴景帝闻之曰，此但不久，必当饥死也。乃召取锁闭，令人备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余，春颜色更鲜悦，气力如故。景帝问之，可复堪几时?春言无限，可数十年，但恐老死耳，不忧饥也。乃罢遣之。
　　石春是一个有辟谷之术的道士，孙休甚感兴趣，石春坦言虽可不食而生，但无法避免“老死”，于是罢遣之。又，《三国志》卷六三注引《抱朴子》载：
　　吴景帝有疾，求觋视者。得一人。景帝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妇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觋者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厚赏而即信矣。”竟日尽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头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无复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实上闻。”景帝乃厚赐之。然则鹅死亦有鬼也。[15]
　　孙休有疾，也求巫觋诊治。
　　吴后主孙皓时期，宫廷中巫觋之风甚盛。孙皓本人笃信巫术，其为政决策多与巫祝活动相关。[16]如其亲政后，第一件重大政治举措是为乃父孙和平反，迎奉孙和神灵回都，《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载孙皓“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日，皓悲喜涕泪，悉召公卿尚书诣阙门下受赐。”[17]不仅如此，孙皓在迁都、北伐等一系列重大军政问题上都信从巫觋之言。《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三国志》卷六五《王蕃传》注引《江表传》也载：“皓用巫史之言，谓建业宫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迁都之意，恐群臣不从，乃大请会，赐将吏。”一些大臣利用孙皓迷信巫筮的心理，于是不断假造天命谶言，促成其北伐统一的闹剧，《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
　　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广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子!”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途陷坏，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闯之，乃还-
　　这是刁玄等编造谶言。据《三国志》孙皓本传，当时不断有自然变异，如吴郡临平湖塞而忽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云云；鄱阳又传言，历阳山有石文理成字，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吴郡阳羡山又有巨石，“所在表为大瑞”，孙皓派大臣“封禅国山”。其实，这都是地方官员和巫师的编造，《三国志》孙皓本传注引《江表传》载历阳之石印出现，“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孙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登梯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孙皓以为是其获承天命之兆，于是“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可见由于孙皓过度迷信巫觋之言，连其使者都参与伪造谶语。又，《三国志》孙皓本传注引干宝《晋纪》载：
　　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孙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是岁也实在庚子。
　　可见孙皓在宫中有专门的巫觋之徒，参与其军政决策。当然，这些胡言乱语必然导致孙皓决策的严重失误，引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不过，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孙皓豢养了大量的巫觋术士，其中有些人竟然对孙皓的过度迷信不甚满意。《晋书》卷九五《艺术·陈训传》载：“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侯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孙皓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侯。皓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敢言。时钱塘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人洛阳。皓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人洛，将有舆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同书《戴洋传》又载戴洋乃吴兴长城人，“及长，善风角”，“为人短陋，无风望，然好道术，妙解占候卜数。吴末为台吏，知吴将亡，托病不仕”。陈训、戴洋这样的术士都以孙皓笃信巫觋而必亡，这真是对孙皓的一个极大讽刺。[18]对于孙皓迷信尤甚，极亲巫人方士，丁鼎先生以为“此固得自孙氏家风之旧，亦江东特好习尚深刻影响所致也”，[19]确实如此。
　　【注释】：
　　[13]
　　《三国志》卷五三《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徵和是一位儒家经师，“兼善内术”，后为太子孙登师傅，“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所谓“异闻”，恐多以术数相关。
　　[14] 丁鼎先生以为“孙亮以巫祷，致遭杀身之祸，当亦系酷好此道者”。(前揭《汉唐道教论集》第40页)
　　[15] 《搜神记》卷二也载有此则故事，文字略有差异。
　　[16]
　　《新辑搜神记》卷一三“大石自立”载：“吴孙亮五风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同书同卷“陈焦”条又载：“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此与汉宣帝同事。乌程侯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这说明在孙权死后，亲废太子孙和及其子孙皓的孙吴政治势力利用巫觋等手段，发布信息，制造舆论。
　　[17]
　　孙皓又为被孙峻枉杀的孙权女即朱公主改葬，《三国志》卷五O《吴书·妃嫔·孙休朱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朱主初葬石子岗乱坟，“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著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使察鉴之，不得相近”。后巫者确定了朱主之冢。
　　[18]
　　由于孙吴统治者笃信道术，不少孙氏宗室、朝臣和将领等也奉道，特别与茅山道关系甚密。据《真浩》卷——三《稽神枢第三》，京兆杜陵人杜契，“建安之初，来渡江东，依孙策人会稽，尝从之，后为孙权作立信校尉。黄武二年，渐学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术，隐居于大茅山之东面也。守玄白者能隐形，亦数见身出此市里。契与徐宗度、晏贤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时得人洞耳”。徐宗度，“晋陵人，作孙皓左典军吕悌司马。受风谷先生气禁道，故得契俱。晏贤生是步骘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步骘为孙权之丞相。杜契有弟子二人，“—-人是孙贲孙女寒华也，少时密与契通情。后学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华。……寒华行玄白法而有少容，今尝俱处也”。孙贲“是(孙)权同堂兄”，其孙辈与茅山道关系密切。
　　[19] 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汉唐道教论集》第40页。

三国文化博览

　　(四)对孙氏压制道教之人物及其动机的分析
　　当然，孙吴统治者中也有在特定形势下对巫术、道教采取苛禁政策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孙策诛戮道教领袖于吉。《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录，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20]
　　由上文所载，虽然孙策明确说到“妖术”无助于大化，似有批评道教为“妖妄”的意思，但实际上则主要由于道教领袖于吉深得将士之心，孙策惧而杀之。[21]
　　确实，汉末江东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组织化的道教教团往往势力巨大，成为集权统治的重大威胁。汉末北方的“黄巾道”便曾掀起了巨大的社会风暴。据《三国志》孙坚本传，他早年曾为“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孙坚招募精勇讨破之。所谓“妖贼”，当为地方道教教团性质的叛乱势力。后孙坚又参与镇压中原“黄巾军”。对此，孙策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初镇江东，必须采取铁血手段以树立自己的威严，因而他对组织化的道教团体必然会给予当机立断的严厉打击，绝不姑息迁就。至于具体到孙策的个人信仰问题，则难以深究。[22]
　　又有孙琳，为孙亮、孙休之际实际控制孙吴皇权的宗室代表人物，《三国志》卷**《吴书·孙琳传》载其“负贵倨傲，多行无礼”，“琳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他当政时期，一度对民间祭祠严加禁绝：“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所谓“侮慢民神”，即对受到普遍崇拜的神灵加以羞辱禁绝，方术道士也自然受到打压。《新辑搜神记》卷二记载有一则实例：
　　吴时有徐光者，常行幻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办，杖地而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常过大将军孙琳门，褰裳而趋，左右唾溅。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耐。”琳闻而怒杀之，斩其首无血。后琳上蒋陵，有大风荡琳车，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笑之。俄而琳诛。派秘密传道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据《后汉书》卷三O(下)《襄楷传》载，延熹九年，襄楷上书言“臣前上琅琊宫崇受干吉神书”云云，这是汉顺帝时事，如果这位于吉活到孙策时，已过百岁，还能传道江东，并随孙策行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孙琳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其专权之地位并不巩固，必须采取非常之举措以树立其威信。[23]
　　以孙权为代表的孙吴统治者多崇信巫风道术，究其原因，不仅与其寒门阶层的出身及其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化背景相关，而且与当时江南地域巫风道术的盛行密切相关，诚如丁鼎先生所论：“春秋末，吴、越二国之民特尚巫法。东汉末，方士术人多亡于江东、蜀地。江东孙氏一门，特好术数巫技逾于魏蜀之主。……东吴孙氏(策、权、亮、休、皓)诸主，好尚道术，颇亲道士巫人(道士系道术之士，初义与后世有异)，相绍已成门风，亦地缘中特殊习尚使然。吴境本多巫流术人，汉末之乱及曹魏之严控，四方彼流往奔而至者，诚不在少。是以汉世诸种方术，皆盛行于东吴之境。彼流多有传其术于徒者，故诸法未尝中绝。”孙吴拓疆岭南，联络外域，“域外之术，多由此道传来”，江东巫术与中国各地道法、中国本土道术与外来方术，在孙吴时期急剧融合，“东汉以降，至孙吴亡于晋，江南道教实大有进展，诸种方术传习之风炽热，其杂融性速愈加遽，盖孙吴诸国主之兼好道、巫，有以推导故也。”[24]佛教在当时具有道术之特征，中国社会上下也多以道术视之，这在孙吴尤为突出。孙吴统治者这种尚巫大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佛教的传播。
　　【注释】：
　　[20]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搜神记》载孙策杀于吉则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炼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裴松之案此曰：“《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二书所载孙策杀于吉具体情节有不同，但以于吉得人心而惧杀之则一致。不仅如此，《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志林》载虞喜已指出孙策死于建安五年四月四日，而张津则死于其后，孙策不得举张津信道之事。裴松之也考张津建安六年尚任交州牧，故“《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此外，关于孙策所杀于吉是否为汉顺帝时所上《太平经》者，学界有所讨沦，基本上可以推测孙策所杀之于吉当为这一教派传道江东的代表，其为自神而托名于吉，而非汉顺帝时宫崇之师于吉。这是当时众多道教教
　　[21]
　　丁煌先生在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一文中以为孙策杀于吉，“然此一事件，实出偶然，不得径视为压制道教之举措，以其后‘南方民间道教活动，仍然盛行，，孙氏一门好道如故也”。(见《汉唐道教论集》第28页)，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22]
　　除“于君道”外，当时中土、蜀地的各道家流派都相继流传江东，如《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篇》载“李氏道”也在汉末逐渐盛行江东。孙权时，蜀地有李阿，号“八百岁”，后有李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干人，……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另有“帛家道”也是在孙吴时开始流传的，《神仙传》载帛家道创始人为辽东人帛和，其师则为吴孙权时人董奉，以行气、服术法授帛和。《抱朴子·道意篇》称汉晋江东道家流行说“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据《真诰》，茅山道世家许氏、陶氏等之祖辈也是在汉末流徙丹阳地区的。相关史实与考述，请参见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章《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此不详叙。
　　[23]
　　孙吴统治者之崇尚巫术，与江东普遍的民间风尚有关。直到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依然保持着这一特色，田余庆先生研究东晋江东道教传播时指出：“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关于江东巫觋流行的情况，田先生引用了二条资料，一是《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载道士杜炅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塘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稚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归诚。炅为解谢，应时而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二是《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载元嘉初年孟颇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归正”也有夸张。见《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从田先生所论及其所引用之材料，可见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巫觋风气盛行，道教、佛教的传播都要争取巫觋信众的“归诚”。
　　[24]
　　前揭《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汉唐道教论集》第3页、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