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之死——荆州籍派性大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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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求战不得，进取不能，却在五丈原前僵持着，他所等待的，不是寻找机会同司马懿率领的曹魏主力进行决战，也不是另辟蹊径，避开司马懿主力夺取武功这一战略要地，更不是等待曹魏方面发生内乱好加以利用。当时他积劳成疾，日渐沉疴，但不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暴病，按照常理，应在疾病沉重时立即撤军。两军作战中最忌讳损折大将，更别说三军统帅，这很容易造成全军覆没。查遍古今中外军事史，除了诸葛亮，再没有久病军营，一定要安排到死后才撤军的三军统帅。

　　病榻上，诸葛亮有足够时间整理心思：西蜀以弄得民穷财尽，自己身体和国力都不允许再进行第六次“北伐”；不“北伐”就失去了常驻汉中勉县的理由，须得班师回成都；返回成都后，皇帝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明争暗斗、难以逆料的变数，更何况九年中辅政不归，排斥打击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将领，五次“北伐”五次失败的责任，软禁皇帝刘禅等，都会遭到残酷无情地清算。这不是小事一宗，是关乎身家性命以至于三族命运的关天大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死在任所，以人格的自我完善，掩盖已经暴露必遭清算的责任。不夸张地说，五丈原前，诸葛亮是在等死。

　　临死时侯，诸葛亮没有忘记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这同他名誉地位以至身家性命以及三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知在他身后，除了刘禅外, 魏延已经没有了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因为所受的窝囊气太多，他会利用手中军权加以报复，首当其冲的则是他的家族以及荆州籍官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诸葛亮不是傻瓜。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副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安排他死后的军事调度。排斥最应该参加军事会议的副帅魏延，当然具有鲜明的阴谋性质。果不其然，会议安排杨仪率领大军秘密撤退，安排魏延率部断后。同时作了最坏打算:若魏延不肯服从，就别理会，别影响大军撤退的既定安排。显然，这次军队调动中，他没有说服魏延协同撤退的打算，而是不惜分裂不顾后果地算计着魏延。

　　会开完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候，才派费祎通知魏延。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的魏延，气势汹汹地说道：诸葛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呀！相府官员可以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率领诸路大军攻击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怎么能够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北伐！更何况，我魏延何人，怎么能听从杨仪指挥，给他做断后将军！同时扣押了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不愧是荆州籍中的佼佼者，见大事骤变，虚与委蛇，在联名签署军令后，表示愿意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诚实的魏延相信了费祎，使得费祎能毫发无损地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没有因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泻，更为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魏延对形势缺乏基本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人心思归不可阻挡。在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也许魏延只是说一说气话，仅只是说说而已，但这种气话传出去之后，魏延已经同西蜀十万士兵切身利益严重对立，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失败命运已必至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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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是成都中枢。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服从把持朝政的荆州籍朝臣。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荆州籍朝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不同的回军路线，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终造成同僚“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然而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干城，况且又领兵在外，变数太多。如果真的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成都再处理不迟，那是摁一下他喝一口，要杀要剐都是一句话事情，没必要事前惊动，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旧历宦海，精明干练的蒋琬、董允不会如此盲目急躁。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这些荆州籍代表人物的心胸，比起诸葛亮更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屏障了他们视野，在他们眼里，荆州籍宗派利益大于西蜀政权的安危。

　　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想乘此机会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并从五次“北伐”失败中平安过渡。

　　其二，魏延不懂得军事政变的特征。军事政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得对方难以捉摸。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令，就不能放费祎离开，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之一。此时的魏延，应在扣押费祎后，再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可爱的魏延，竟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想要实现夺权的军事阴谋，这就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已经失去了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事政变已经流产，从自身考虑，首先是需要考虑如何安全回撤；其次是保护自己不受追究，至少也应将责任过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如反客为主，利用刘禅的不满和愤恨，联合益州籍将领，主动清算荆州籍包括诸葛亮罪责，更有七分成功把握。可惜的是，魏延乃赳赳武夫，除过夺权外安知其他！

　　其三，魏延缺乏应变策略。军事政变尚未发动就已流产，原因在于事前缺乏应有的第二套、第三套应急方案，情急造成的直线思维，魏延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他率领断后部队，绕捷径抢在主力前边，烧断主力回归的栈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根本无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三对纠纷：第一，将同杨仪争夺军事指挥权的葛杯，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第二，把诸葛亮退军安排和自己夺取军权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使自己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在当时，两人的地位威望势力都不成比例，魏延的弱势十分明显，很难得到将士的支持。第三，全军将士已归心似箭，魏延却要继续“北伐”，无疑，魏延的个人意图，同全军将士的息兵罢战尖锐对立。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三对纠纷，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更不知化解应对。所以，魏延所部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长期追随魏延的亲兵爱将私属部曲等，都认为魏延没有道理，不愿意为他卖命，于是像瞎子放炮仗——悄没声息地散了，仅剩下魏延父子两个。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欲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有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直接率军北投曹魏对了，何必要南面拦截主力的归路！魏延之死是西蜀派系斗争的结果，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籍宗派主义的泛滥成灾，曹魏虽不曾参与其间，却是最大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