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南北朝对关于三国诸役的评论

三国文化博览

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关于三国诸役的评论
　　灭蜀之役是两晋南北朝人常有的话题。
　　有些人认为蜀汉被灭亡一役中，率蜀军至涪抵御邓艾的诸葛瞻未能利用绵竹（今四川德阳市黄许镇）一带有利地形阻击魏军，终于招致战败，应负重要责任。《晋书·慕容超载记》记载东晋义熙年间刘裕伐慕容超一战之前，慕容超“聚群臣议距敌之策”。其臣下公孙五楼、慕容镇、贺赖卢等均劝慕容超利用大岘一带狭隘、复杂的地形，将刘裕阻挡在大岘之前，用持久战拖垮远来征战的晋军。慕容超认为自己麾下的骑兵有绝对的优势，“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众人苦谏不从，退而感慨不已。慕容镇叹道：“昔成安君不守井陉之关，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崄，卒擒于邓艾。”
　　按《三国志·诸葛亮附诸葛瞻传》记载，是役的具体情况如下
　　（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
　　文中所谓“诸葛瞻不据束马之崄”，即指诸葛瞻未能利用左担道（在今四川江油至平武间）至涪（四川绵阳）这一段的山路崎岖、地形复杂，阻断魏军向成都平原的推进之路。其实当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希望诸葛瞻在魏军进入成都平原之前进行阻击。据《三国志·黄权传》载：
　　（黄）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近，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
　　也有人认为是役之战败根本与诸葛瞻无关。蜀地的天险惟有剑阁关，邓艾已袭入蜀汉腹地，诸葛瞻所率蜀军战败也就很难幸免了。如北魏的将领邢峦曾亲率大军进入蜀地与南朝军队作战，他就认为所谓天险并不可恃，尽管“益州险塞”，但“蜀地昔来恒多不守”。他指出：
　　蜀之所恃唯剑阁……昔刘禅据一国之地，姜维为佐，邓艾既出绵竹，彼即投降。及符坚之世，杨安、朱彤三月取汉中，四月取涪城，兵未及州，仲孙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来恒多不守。（《魏书·邢峦传》）
　　与邢峦的看法相类似人甚多，如有人在总结蜀汉和东吴灭亡的教训时，就曾说：“夫以重山之隘，刘禅衔壁；长江之难，孙皓归命。”（《魏书·海夷冯跋传附冯文通传》）如果仅凭天险就想保一国之长久平安，只能是痴心妄想，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
　　此外，邢峦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实力，邓艾、钟会进攻蜀汉，魏军基本上倾巢出动：“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在实力上占有优势，是魏军取胜的原因之一。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两晋南北朝人在讨论袁曹官渡之战等战役时，就指出将帅的才智、面临大事的决断能力、双方实力对比、民心的向背等等，都是影响战争的胜负因素。如北魏人卢渊认为：
　　昔魏武以弊卒一万而袁绍土崩，谢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坚瓦解。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若用田丰之谋，则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势殊，德政理绝。然犹君臣协谋，垂数十载。逮孙皓暴戾，上下携爽，水陆俱进，一举始克。（《魏书·卢玄传附卢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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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马超韩遂一役，也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是役之初，曹军曾与马超在潼关对峙了一段时间。关于此段对峙的战略意图，曹操在战后曾对其麾下诸将解释说这是他有意的安排：“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三国志·武帝纪》）但北魏的镇远将军杨侃却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曹操也相当被动，说这是主动的安排应是事后的掩饰之辞：“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潼）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既然曹操和马超、韩遂才能有高下，争取胜利的算度和谋略也不相匹敌，曹操处处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不能发挥这种优势，看来“难用智力”乃是因“河山险阻”之故。
　　杨侃说这番话时是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其时尚书仆射长孙稚所率大军前往讨伐雍州刺史萧宝夤的叛变，身任镇远将军的杨侃也随军前往。由于萧宝夤军据守潼关，北魏官军受阻，杨侃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反思建安十六年曹操入关中征马超一役的战况，其目的乃是欲从中找出北魏官军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杨侃想出的办法是：
　　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魏书·杨播传附杨侃传》）
　　事实上，杨侃设计的战斗方案，恰与曹操当年的战略规划相似，即一方面以大军聚集潼关，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同时却用小股部队从蒲坂偷渡黄河，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为大军的渡河创造条件，让利用天险阻击的敌军无险可据。应当说，杨侃这一战斗方案确实吸取了曹操指挥建安十六年之役的经验教训。
　　两晋南北朝的人们广泛深入地研究三国时期的战争，熟知其细节，同时也不时地效仿之。如东晋末刘裕伐姚泓一役，北魏将领于栗磾虑其北扰魏境，“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禁防严密，斥侯不通。”晋军行进时，北魏军队在侧面虎视眈眈，刘裕对此非常担心，竟至“不敢前进”。于是刘裕派人送信给于栗磾，书信之中“远引孙权求讨关羽之事，假道西上”。按，“求讨关羽之事”，见《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孙）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很明显，当年孙权之“求”之“乞”，口口声声欲报效曹操，竭尽谦恭，文词之卑下自不待言。刘裕也是如此效仿的，甚至在书信的信封上也不直接书写收信人姓名，而径称于栗磾为“黑矟公麾下”。这是因为于栗磾在作战时“好持黑矟（长矛）以自标”，于是刘裕投其所好，以之奉承于栗磾，终于顺当的办成了此事。（《魏书·于栗磾传》）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与三国时魏、吴之间限江而立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因而魏、吴在守边问题上的基本策略，也常常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的重点。据《宋书·何承天传》载，刘宋初期北魏不时入侵，宋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何承天上表论安边之略，曰：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成，家停羡溪。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鄙。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
　　何承天此论显然把魏吴攻守策略之得失作为鉴戒，试图找到刘宋的安边之策。何承天认为，魏、吴双方都能清醒认识到，从实力上和人才等方面双方并无太大的差别，谁都不可能迅速战胜对方，基于此，两国对战争都有充分的准备。两国在江淮之间建立了无人区；当时水道可直达合肥城下，曹魏为了防备孙吴军队利用此发挥其水军优势威胁合肥，遂在距合肥城数十里处另造一新城以防御吴军；孙吴也加固了江陵城，并将居民迁徙到长江南岸；濡须等等军事据点的建立，均以有备而无患。曹魏在襄阳的失败就因其没有针对孙吴的进攻作好防御的准备，虽然司马懿曾提醒曹爽进行移民等战备，但并未受到重视。当然，何承天也是在用“前代之殷鉴”提醒刘宋的统治者，北方有虎视眈眈的北魏，必须要有应付其入侵的准备。《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治边之术”时，认为“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何承天传》卷末“史臣曰”）
　　无论是何承天还是沈约，援引三国时魏、吴军事对峙以为鉴戒，其实都是针对当时刘宋当时“恃寇不来，遂无其备”之时弊有感而发。遗憾的是，这种弊病在何承天建策之后并无明显改变，“遂致胡马横行”，百姓涂炭，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