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又杀贤：曹操口是心非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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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操以善于用人而著称，他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大多数治史者的首肯。然考察曹操一生，其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杀害贤士之事，于史也屡见不鲜，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故要客观地评价曹操的用人政策，必须同时对其用人的另一侧面进行探讨。
　　1.拒谏饰非，轻慢谋士
　　曹操在提出“唯才是举”政策的同时，常有拒谏饰非、轻慢贤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之举。特别在他平定河北、消灭袁绍后，更是骄横狂妄，自封为“天下英雄”《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之概。以致在和孙权、刘备等人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
　　赤壁之战前，曹操错误估计了战争形势，他把孙权、刘备看做袁绍、袁术、刘表、吕布之徒，把诸葛亮、周瑜、鲁肃当做审配、逢纪之辈，又不正视南方的自然条件、生活习惯，企图以新收的刘表狐疑之众和疲惫不堪的北方之卒一举荡平江南，统一中国。谋士贾诩根据客观情况，向操劝谏道：“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三国志》卷十《贾诩传》。他认为当时统一全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要曹操暂且按兵不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待机破敌。然而这一远见卓识，却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曹操置之不理。
　　曹操倚仗自己兵多将广，欲施当年借公孙康之刀杀袁尚、袁熙之故伎，迫使孙权杀刘备投降。程昱分析形势，认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对程昱的判断，曹操不以为然，作书恫吓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不出程昱所料，曹操此举反而促成孙权与刘备的联盟抗曹。“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由于曹操不听谋臣劝谏，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系列的失误。结果火烧赤壁，“困于周郎”苏东坡：《前赤壁赋》。，遭到惨败。然而操并不引咎自责，他反而旁敲侧击地谴责众谋士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注引《魏书》。其实郭嘉即使在世，其奇计良谋能否为操所纳，亦很难说，因操此时位尊权重，已不像初期那样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了。
　　公元211年，曹操统率人马攻马超于潼关。谋士们都认为“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当也”。但操却不以为然，以为“战在我，非在贼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似乎这次战争的主动权全由他掌握了。结果全军溃败，自己也险些丧命长矛之下。事后他不但不承认其战术之错误，反而在众将面前自我解嘲道：“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一些贤士本准备归附曹操，亦因操骄矜自伐，轻视人才，结果反把他们推向敌方。如益州牧刘璋的使者张松原打算把西蜀献给曹操，但由于曹操对张松简慢无礼，“松还，疵毁曹公，劝(刘)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结果刘璋转与刘备相结，使得曹操丧失了唾手可得的益州。无怪习凿齿在评论曹操拒纳贤士张松时指出：“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注引《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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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是魏、蜀必争之地。公元215年，曹操率大军平张鲁，定汉中，因而使“蜀人望风，破胆失守”。当时刘备得蜀日浅，蜀人尚未归附，而又惧曹兵来临，一日发生几十次骚动，刘备斩之，亦不能安定。刘晔献策道：“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司马懿亦力劝曹操：“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晋书》卷一《宣帝纪》。然而曹操既不接受这一建议，又不慎选良将固守汉中，作日后图蜀之准备，竟用“但知任勇”、不能“行之以智计”的夏侯渊为征西将军《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委以镇守汉中之重任，结果为刘备所乘，拱手将汉中送予刘备。故裴松之言：“(曹操)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曹操在军事中屡遭挫折，不但不自省，反而斥责谋臣：“频年以来，不闻嘉谋。”《曹操集·求言令》。其实并非谋士没有奇策良谋，而是曹操骄矜自信，轻视人才，使良谋奇策无所用也。
　　2.嫉才害贤，剪除功臣
　　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在其起兵之后，贤才奇士争奔归附。但在曹操统治地位确立之后，他就开始嫉才害贤，甚至采取血腥的屠杀手段，在他的屠刀下，许多士人惨遭杀戮。综合被害士人，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通过暗杀或罗织罪名以剪除功臣。
　　荀彧是曹操打天下最得力的谋臣之一。曹操出外征讨，常以荀彧主持中枢大政，做到足食足兵。官渡决战，曹操粮尽欲退，独彧献奇策，使曹军转败为胜，大破袁绍。故曹操赞叹他是“谋殊功异”、“略不世出”、“吾之子房也”。建安十八年，董昭等拟劝曹操进爵魏公，受九锡，就商于荀彧，荀彧认为现实政治对曹操称公很不利，主张暂时维持东汉朝廷。但曹操此时功业日隆，想取汉而代之。荀彧的反面意见使他“心不能平”，曹操南征孙权，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荀彧终被置于死地。
　　娄圭(字子伯)年轻时和曹操交厚，“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后来娄圭只因跟随曹操父子出游时，看到曹操车马仪仗甚隆，故讲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的戏言，曹操“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许攸本为袁绍谋士，官渡之役，弃袁归曹，并献袭乌巢粮仓之奇策，助操破绍，“得冀州”。然“许攸自持勋劳”，不拘小节。“时与太祖相戏”，曹操就“内嫌之”，加上人进谗言，“遂见收之”。同上。
　　杨修为人“谦恭才博”，他任曹操主簿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称得上是曹操的左右手。后仅因和曹植关系较好，就被操以“交关诸侯”罪收杀之。《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注引《典略》。再如崔琰为曹操典选举，“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这位“伯乐”在和杨训通书信时，写了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其“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对曹操并无不恭之意，然曹操却大发雷霆，认为“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曹操遂下《赐死崔琰令》，理由是“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故陈寿叹惜道：“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
　　其二，诛戮恃才不羁与不愿为己服务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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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留人边让，“素有才名”，曾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著名学者蔡邕、孔融、王朗等对其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太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史载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后汉书》卷八十下《边让传》。，遂成了曹操开刀的第一个名士。北海相孔融名噪当时，因其“好士”，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曹操专横跋扈惯了，岂能容忍“处士横议”，便以“大逆不道”之罪，把孔融杀了。祢衡才气横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操遂用借刀之计，把他放逐于刘表处，为表将黄祖所杀。
　　名医华佗医术超群，“太祖闻而招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由于华佗不愿在曹操左右长期充当侍医，遂“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曹操一再派人传令追逼，仍遭华佗拒绝。曹操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假”，便将其逮捕治罪。结果查得华佗确系推托。曹操遂将华佗“传付许狱，考验首服”。大臣荀彧认为华佗是一代名医，世罕其匹，故向曹操求情道：“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但曹操仍坚持要将华佗处死，他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临刑前，将“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华佗被曹操杀死后，他的医术也就此失传。可见，曹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摧残。
　　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曹操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和废黜了大批功臣、贤士，削弱了自己的实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奇才，或行权诈之术，以保其族，善其身，不为操献良策；或遁迹林泉，坚拒操之征辟，不愿为其所用；或另投新主，与曹操为敌。使操之事业遭受损失。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的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军事、经济实力强得多，但三国鼎峙局面却延续几十年之久，终曹魏之世始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曹操统治后期出现的人才难尽其才的局面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曹操用人的“二律背反”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却又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操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呢？笔者认为：
　　其一，曹操从初起兵到自称魏王，建立曹魏政权，前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用人政策也随之而变化。曹操出身“赘阉遗丑”《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宦官之家，故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势单力薄，无资以凭。而和他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大贵族；“八俊”之一的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益州牧刘焉是汉室宗亲；枭雄刘备则是汉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绍、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瑞，刻玺称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争取的唯一资本就是延揽英才，为其臂助。《三国志·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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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
　　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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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