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郡曹瞒哭郭嘉 民众哀痛哭向谁

三国文化博览

　　孙权收到曹操的私人信件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送儿子做人质心又不甘，公开对立又心有余悸，踌躇不决中，鲁肃、周瑜等人主张孙刘联合共同抗曹的意见，在孙权处逐渐占据上风。鲁肃又表现出极大的主动，为了能同远在襄阳的刘备见面，建议孙权派他前往，以吊唁刘表，“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的名义！这两个借口有些滑稽，孙坚被刘表军队射死于岘山，身负杀父之仇的孙权，不乘刘表之丧攻击其子刘琦、刘琮已十分宽宏，何吊唁之有？何慰劳之有?前往吊唁和慰劳，既充分表现了鲁肃的政治智慧，也表现出军阀之间同而不和的利益特征。
　　孙权终于接受鲁肃的建议与请求，遂派其前往。虽然鲁肃急如星火地“晨夜兼行。比至南郡（今江陵），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去投奔另一个军阀吴臣。鲁肃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与刘备、诸葛亮在当阳长阪坡相遇。鲁肃向刘备转达了双方联合的建议，并特别强调江东的强盛与根基巩固，劝说刘备消除顾虑，与孙权合力抗拒曹操。为了达到联合的目的，鲁肃不顾第一次相见的生疏，还同诸葛亮套起了近乎：“我子瑜友也。”（子瑜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表字，当时已在孙权处担任要职）由于鲁肃的主动和刘备、诸葛亮的既定策略与之暗合，孙刘之间的联合在长阪坡初步敲定。于是，刘备去夏稳住刘琦，使其万余军队能归己用，并派遣诸葛亮为使节拜谒孙权，使联合形式得以完备（以上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诸葛亮拜谒孙权，使得孙刘联合有了最高级别的形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刘的这次联合，仍然是刘备的“投奔”，仍然是刘备借鸡孵枭的旧伎重演。赤壁之战后，刘备“诣京见权”，周瑜乘机上书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建议将刘备从公安调回，为他建筑豪华宫室，多送些美女珠宝，满足他耳目之好（以消磨其志向）。将关羽、张飞分别遣派出去，让其在牵制中效命疆场。并特别提示：“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见《三国志·周瑜传》）
　　“诣京见权”的诣字，明白无误地点出了二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周瑜的建议，是防患于未然的组织措施，既是对刘备野心膨胀的预防与消磨，也是对孙权政治军事集团内小集团的分化与瓦解，更想利用关羽、张飞为本集团效命。对“借荆州”（实指江夏郡）供刘备立足一事，周瑜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而且做出预后不良的判断。虽然这都是后话，却能反映出孙权与刘备之间的恰当关系。
　　曹操百密一疏的是，当他沉浸在囊括荆州的欢乐中时，孙权、刘备匆匆中已经完成勾结，从而使易如反掌的取质目的化为泡影，赤壁大战在不期然而然中发生，由于曹操的轻敌与疏忽，成就了周瑜等个人的辉煌，使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赫赫战例，不仅挽救了刘备的覆灭，而且孵化出割据称雄的孙权集团，然而,却打断了中国即将归于统一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曹操的赤壁之败，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华夏民族的不幸。
　　曹操失败后退回邺城，没有追究部下的责任，更没有诿过于人，然而，失败毕竟太惨痛了，痛定思痛，痛莫如深，遂在一次会议上痛哭失声道：“郭奉孝（郭嘉表字）在，不使孤至此。”“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曹操是历史名人，他的痛哭可载入史册。而此后华夏无辜民众被推入七十二年的战火之中，他们的哭声却被历史湮灭了。
　　赤壁大战之后，军阀们在狼烟滚滚、衅鼓阵阵中厮杀得难解难分，魏、吴之间有公元208年合肥之战，208年襄阳之战，213年、216年濡须口之战，214年皖城之战，222年曹休、张辽、曹仁等南征濡须、洞口、南郡之战，229年石亭之战，238舒城之战，241年相中之战，242年樊城之战， 242年芍陂之战，244年六安之战，247年东兴、南郡、武昌之战，252年乐嘉之战和280年西晋六路大军的灭吴之战。魏、蜀之间有公元215年瓦隘口之战，218年阳平关之战，219年汉中争夺战，221年襄阳之战，诸葛亮倾全国物力、兵力的五次关中争夺战，245年兴势之战，250年至256年的姜维出兵争夺雍州、西平等和九伐中原，263年的绵竹、沓中灭蜀之战。蜀、吴之间由于有联合战线，关系比较缓和，即令如此，也还有公元214年的荆州南三郡争夺战，221年的荆州侧后偷袭战，222年至223年的夷陵之战。至于各国内部由于兵灾战祸和政治斗争激烈而引起的农民起义与小军阀叛变，更数不胜数。特别是内部叛变，往往与第三方紧密联系，曹魏的唐咨、公孙渊、文钦、诸葛诞叛乱，就受东吴唆使、引诱或支持;孟达的叛变则是诸葛亮策反的结果；西蜀西南部少数民族的叛乱，如雍恺叛变，也与孙权有关联;东吴步阐叛变，又是受曹魏高官厚禄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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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一部杀人机器，是士兵的血肉磨坊，每场战争，都以血灌荒沙、尸陈郊野而落下帷幕。夷陵之战，蜀军被杀一万余人，烧死、淹死的更多，“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见《三国志·陆逊传》)。曹爽征讨汉中，“发卒六七万人……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泣道路”(见《三国志·曹爽传》)，在兴势为费袆、王平围歼，“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转运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见《三国志·曹爽传》注释《汉晋春秋》)。
　　残酷的战争，必然引起士兵的恐慌逃亡。为保障兵源，稳定军心士气，各国都制定了残酷的军法，即士兵逃亡，将处死其妻子儿女。尽管如此，仍不能阻遏，曹操时，就有人建议进而株连其父母。这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建议本身，说明了士兵逃亡的普遍性和难以遏制性。人力资源最为雄厚的中央政权尚且如此，刘备、孙权处则不难想象。
　　西蜀百姓的遭遇更惨一些。还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候，西蜀由于人口稀少、兵源紧缺、输运艰难，杨洪曾在应对中回答诸葛亮：“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见《三国志·杨洪传》）诸葛亮立即采纳了杨洪意见，开始打起了“人民战争”。这是一幅全民皆兵图，男女老少一齐被捆绑到内战的战车之上，不过是保护了刘备集团的既得利益，民众的痛苦均被忽略。再到后来，由于连年征战，西蜀人口急剧下降，益州已不堪战争的重负，“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见《三国志·吕义传》）。
　　士兵们悲惨，普通民众则更艰难，除支应难以承担的赋税、徭役和忍受丧子丧夫的剧痛之外，生命财产也没有安全保障。公元204年，曹操围攻袁尚于邺城，先是严密包围四个多月，城内百姓活活饿死者过半；后又决漳水灌城，市民在饥肠辘辘、奄奄一息中，又漂泊于水乡泽国，其痛苦不堪言状。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兵平息辽东公孙渊叛乱，将襄平城内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统统杀掉，并将尸体堆积起来，称之为“鲸观”，让民众参观现场。类似司马懿襄平屠城，记载于《三国志》者屡见不鲜。
　　也许为亲者、尊者讳原因，曾任过蜀汉政权史官的陈寿笔下，没有刘备、诸葛亮“屠城”文字，但刘备为了鼓励军队勇敢作战，每攻下一城一池，总是自己得地盘，军人得财物，即公开鼓励、放任军队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此类事例，史书中亦偶尔有之。公元214年，刘璋引狼入室迎刘备入川，入川后刘备再现枭雄特征，翻脸进攻益州军队，包围成都后，刘备与士众相约：“若事定，库府百物，孤无预焉。”即是说，他只要城池，城内则放手让将士们抢劫。等到刘璋投降后，全军上下竟舍弃武器，将成都抢劫一空，致使军用物资十分匮乏。忧患中刘备接受董巴建议，大量铸造以一当百的铜钱，以此从将士手中购买军需物资。没有储备金做后盾的大面额货币无限制地投入市场，自然引起物价飞涨与市面恐慌，虽然“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见《三国志·董巴传》注释《零陵先贤传》）。但是，这是对益州特别是成都民众的又一次劫掠。这些史料常被历史学家所忽略，即令拿出来，辩护者也会以事急从权的理由轻轻地掩饰过去。可是谁曾想过，刘备在事急从权中可以纵容军士烧杀掳掠，可以滥发大面额货币充实府库，普通民众在饥寒交迫危急苦难中，该如何从权！
　　一场战争结束，失败者弃地撤退时，常常胁迫民众携老拖幼地迁徙。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在街亭失守，担心后路被抄时，只好撤退了，仓皇逃跑中，也没有忘记裹胁西县千余家百姓，把他们整队押解回汉中。搬家三年一根棍，由败军裹胁着千余户人家，仓促地长途迁徙，除了扶老携幼外，还能搬移什么呢？连口粮衣物都保证不了！自然有人同他们争夺。争夺中，民众始终是弱者，只有乞讨时手中的那根打狗棍常相伴随，无人与争。至于纵兵抢夺百姓的口粮，不翻史籍亦可以想见，诸葛亮第四次兵出祁山时，就曾“大芟刈其麦” (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刈谁小麦？当然是当地百姓的小麦，是当地百姓赖以存活的口粮！战争使中国人口急剧下降，东汉桓帝时,全国人口,5648万人，到西晋统一时候，已经下降到1616万人，约是当年的四分之一强。偌大的蜀汉政权，拥有今天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及陕西、甘肃、湖北的部分区域，至刘禅投降时候，在籍人口仅九十四万，二十八万户，不及今天一中等偏上的区县。在提倡多生多育的年代，每户平均不到三点四个人，不及今天计划生育多年的五口之家。军阀混战造成的饿殍载道、尸积如山可见一斑。这种不难想象的悲惨景象，同孙权、刘备们在赤壁之战后张灯结彩、杯觥交错、载歌载舞、彻夜狂欢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
　　 从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到280年东吴灭亡，西晋统一中国，历时七十二年，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卷起的一个巨大漩涡，漩涡裹胁着难以数计的尸体和社会财富，泛着无辜者与有罪者的污血泡沫，泡沫中闪烁着英雄伟人们的“光辉形象”，在荡漾旋转，终于顺着长江滚滚东去矣，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总结不完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