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子曹操原是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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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人议及三国时，常说曹操得天时。殊不知，曹操在汉末大动乱之初，却是天公的弃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常用朴素感情替代科学思考，很容易爱屋及乌。这是个可逆性命题，同样容易恨乌及屋。曹操出身很低微，生父夏侯嵩过继给宦官曹腾，他自然成为宦竖的孙子。虽然曹腾“历事四帝，未尝有过”，且“好进贤能，终无所毁伤”，但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作乱，使当时人对宦官深恶痛绝，宦官后代虽不曾遭受株连，也要在舆论上打入另册，居“黑五类”之列（注：“文革”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的统称）。好在十常侍作乱之前，曹操已被举为孝廉并登上仕途，虽因从妹夫宋奇被诛受到牵连而一度坐免，终又复出，并由议郎迁为济南相。在担任济南相期间，由于他雷厉风行地打击豪强奸宄和救危扶困，声名已鹊噪一时，自然从“宦竖”阴影下摆脱了出来。虽然如此，也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罢了，依然没有名门望族子弟登上权贵之途的根基。几起几落中，最高官职仅为典军校尉，且于董卓专政时，又易姓名逃回亳州。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曹操，亦同于天公的弃儿。
　　在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皇权思想始终左右着民众的是非评判和态度取舍。东汉末年之乱，起于桓帝、灵帝的昏庸无能，起于宦官弄权和太后干政。少帝、献帝年幼无知，傀儡而已，并没有恶迹，还是国家的象征，民众与封建士大夫对之还抱有希望，希望皇帝成人亲政，并使国势转危而安。这种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谁能拥戴天子，谁就能获得人心。
　　历史将机遇先赐予董卓。公元188年，汉少帝刘辨即位，董卓奉密诏率兵进京，“中常侍段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见《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入京后，何进、何苗率军队相投，并以董卓为靠山;董卓又收买吕布杀了执金吾丁原，并收编了其部众。这时，京都洛阳兵权为董卓独揽专断，又取得相国、太尉等职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汉失其鹿，天下尚未追逐，而董卓已捷足先登，不愧为天之骄子!
　　机遇选中董卓并不偶然，这同他的阅历、声望和实力密切相关。史载，他很“有才武，旅（膂）力少比，双带两(箭囊)，左右驰射。好结交天下英雄”。“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见《三国志·董卓传》)。款待朋友到这个份上，其豪爽仗义与能得人心当可见之。董卓长期处于军旅之中，积累了领军经验，成为不可多得的实力派人物。他年轻时任军司马，追随张奂征并州建立功勋，封为郎中，并得到九千匹细绢的赏赐。董卓知道收买人心的重要，拿出来全部分给部将及士卒。由于董卓声名渐著，终做到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继而升为中郎将。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他曾被数万敌军所包围，身陷绝境又断了粮草。万分危急中，董卓以水代兵全师而退，这同其他五路大军的失败形成对照!回来后“屯住扶风，拜前将军，封乡侯，征为并州牧”。这不仅使董卓成为封疆大吏，而且由偏僻的西北进入了中国腹地。公元 1 90年汉灵帝死，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密召董卓进京谋诛诸阉官”(同前)，于是董卓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入主中枢的显赫地位，扫除了此后制约自己的力量，而且唾手得到拥立新君、抵定京师的功劳。
　　董卓是一个赳赳武夫，自以为有了军队便有了一切，除了用军权实现放大的自我之外，不知道尚有公理人心。执政后，第一件事是想把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龙椅摇晃摇晃，让坐着的刘辨走开，让另一张屁股坐上去——废刘辨而另立刘协。这当然不是无聊时寻求刺激，也不是偏爱与憎恶的感情用事，而是凭借军权戏弄皇权，为异日的取而代之做个演练。理由不正，自然遭到普遍的不满和反对，他竟置人心背向于不顾，狂妄地叫嚣:“我相，贵无上也。”(见《三国志·董卓传》)这个“贵无上也”的军阀确实是无法无天，他以十万大军做后盾，强行搬动龙椅给刘协去坐，还杀了废帝刘辨以及何太后；更有甚者，竟长期深入皇宫， “奸乱宫人公主”。这在封建社会中至为罕见，脱光了身子躺在少奶奶牙床上打滚，纯粹是在耍流氓，旁人也许奈何他不得，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脱光了身子躺在龙床上打滚，这是天字一号的超级流氓，自然会人神共怒。别说在古代，就说今天吧，戴安娜虽然已作古多年，其生前的婚外恋至今尚不能平息，这不仅有媒体媚俗炒作的成分，还有英国公民对王室血统是否纯正的关怀。在当时国人的观念中，刘姓皇帝的耻辱，就是举国上下的耻辱。董卓的肆无忌惮埋下自我毁灭的伏笔，讨董大同盟虽然因为诸侯们各有怀抱而作鸟兽散，但被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允设谋诛灭则实属必然，说穿了，王允不过为天下代劳而已。天地难容之徒，自然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自然要众叛亲离，肉体自然要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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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董卓失望之后，机会又假之于袁绍。与董卓相比，他有更为优越的条件：自高祖父袁安任司徒起，其家庭“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袁绍高祖父袁安任过司徒，曾祖父袁敞任过司空，祖父袁汤任过太尉，叔父袁逢、袁隗均封为公)，有无可匹敌的声名威望和一呼百诺的门生故吏。袁绍又能“折节下士，士多附焉”，帐下谋臣将领风云际会。长期在京师做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拥有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盘，财力、人力、物力十分充足，更有十几万私家军队。在专制制度下，军队是左右政局不可或缺的工具，历来被军阀们视为至宝。特别在身居太傅之职的叔父袁隗被董卓杀害之后，“豪杰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以上均见《三国志·袁绍传》)。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十几路诸侯讨伐董卓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就十分自然。
　　机会主动地投怀送抱，袁绍却挤了眼睛，硬是与之擦肩而过。董卓作乱洛阳时，就是否应该拥立小皇帝以安定人心的问题，袁绍集团内部有过激烈的辩论。沮授认为:今天皇帝在颠沛流离之中，汉室宗庙已被毁坏，各州郡以匡正汉室作为旗帜，骨子里却谋算着消灭对方以扩大势力，没有一个是为了拥戴少帝而体恤民众。今天(你)“州县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见《后汉书·献帝纪》）？郭图、淳于琼却说:汉室衰败为时已久，今欲兴之岂不困难?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若置献帝于身边，“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反驳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入者也。”(以上见《三国志·袁绍传》注释《献帝传》)沮授、郭图、淳于琼都是从袁绍集团的利益考虑，但是，在如何对待汉献帝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沮授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方略，认为这是取得全国政权的捷径，理由有二：其一，安君与恤民是一个矛盾的两个侧面，表面的安君实质是恤民；其二，安君是大义，是一面旗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支持。郭图、淳于琼在沮授的捷径中更选捷径，坚持剪掉汉献帝这段多余的拷贝，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会陷自身于两难之中。显然，沮授的意见立论宏远，巧执牛耳。后者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天子在身边，必然有形式的最高权力(即皇权)同实质的最高权力 (即军权)的激烈矛盾，这已由后来董承、伏皇后密谋袭杀曹操、夺取军权的未遂政变所证明。在汉室虽然已徒具虚名，但还有很大影响的时候，甩开小皇帝的意见就显得目光短浅，见金忘人了。殊不知舍弃了傀儡，不仅首先伤害了民心，也丧失了大批封建士大夫。
　　老子曰：“圣人……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袁绍急不可耐地想当皇帝(讨伐董卓时，拾到汉室的玉玺就私藏起来)，再加之长期脱离民众，不知道民心的重要作用，终究听从了郭图、淳于琼的意见，与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等到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的时候方才后悔，他又想另起炉灶，打算立刘虞为帝，这种分裂活动遭到普遍的反对，连刘虞自己也不敢上台。
　　董卓、袁绍在皇权这一重大问题上违背了人心，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陈寿评价曹操说“能总揽皇机，明略最优”(见《三国志·武帝纪》)，首先就表现在对待献帝的态度上，他始终把握着人心，把握着民众对皇权的态度。光和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等联结豪杰，谋废灵帝时，曾经争取过曹操，遭到他严词拒绝，故而幸免了一场杀身之祸。初平元年，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时，曹操表现得最为积极，损失也最为惨重，这同拥兵自重的其他军阀大相径庭。建安元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军事、人心上取得了优势，曹操也由兖州牧成为举国瞩目的实力派人物。建安十五年，曹操已统一整个北方，拥有部队三十余万，歼灭了吕布、袁绍、袁术、刘表、张绣、韩遂、马超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即令此时，他仍然在打汉献帝这张王牌，在《铭志令》中仍然以周公自居，说自己“未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曹操，称臣于曹并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于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见《资治通鉴》卷68)在拒绝侍中陈群等人的劝进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武帝纪》注释《魏略》)曹操不是汉家天子的愚忠之辈，他在前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将皇袍当衬衫来穿，完全是为了顺应民心，为了政治形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