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国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历史真相

三国文化博览

　　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汉代时其就已是江淮水路的枢纽、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时至三国，特别是赤壁之战后，随着主要战场南移，合肥的战略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地提升，成为了曹操集团的军事屏藩、东方的战略据点，曹操四次亲自征伐孙权，均是由合肥越巢湖进兵的。肥水发源于合肥西北将军岭，西北流入淮河；施水也发源于合肥西北，向南流经将军岭东，折向东南，经合肥城，至施口入巢湖，夏日暴雨时河水暴溢，肥水施水合为一体，故称合肥。正因为如此，合肥之地可谓是攻守兼备的要塞。该地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是孙吴北上争夺中原的必争之地；同时，其又南控巢湖，巢湖东端有条濡须水（今运漕河），自巢县东南行，流至芜湖北方入长江，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为了遏制曹军的南下势头，孙权在濡须水险处夹水立坞，作为东吴的北门锁钥，以防曹军水师南下入江，这就是东吴江北要塞濡须口的由来。
　　在刘备得到益州后，孙权还不敢公然与刘备决裂，就派人去讨还南郡，南郡是荆南四郡与巴蜀诸郡相互联系的唯一通道，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刘备那肯归还，双方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刘备军主力一度进至公安，孙权也亲往荆州督阵，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曹操见南方两强产生了裂隙，决定暂时不加干涉，并借机进攻汉中的张鲁势力。建安二十年（215年），曹军平定了汉中全境，对益州构成了巨大威胁。刘备惧怕曹操势力进入益州，遂与孙权进行和谈，约定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孙权，南郡、零凌、武陵三郡属刘备。孙、刘联盟再次形成，作为回报，孙权亲自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策应刘备，以减轻蜀中压力，同时为自己争取日后进军中原的基地，“合肥之战”就此打响。
　　建安二十年（215年）冬，东吴孙权率领十万大军进围合肥，合肥当时仅有七千守军。张辽等守将正在商议御敌之策，突然想起了曹操往征张鲁时让护军薛悌带来的一封书信，于是共同拆信视曹操所教，信中言道：“若孙权军来到，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不得与战。”诸将皆为此感到疑惑。此时张辽便说：“曹公远征在外，待其救兵来时，敌军必定已攻破我们了。所以曹公教我等众将，待敌军未合便逆（迎）而击之，摧折敌军锋锐，以安众人之心，然后方可坚守。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须疑惑？”李典素与张辽不和，但此时听到张辽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语，也颇为感动：“此为国家大事，就看你的计谋定得如何而已，我岂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
　　于是，张辽在夜间募集敢于逆击敌锐之士，共得八百人，遂开剥牛支让将士饱食，准备明日大战。天尚未亮，张辽被甲持戟，独自先登直陷敌阵，立杀数十人，斩其二将，并于阵中大呼己名，然后突击冲入重垒，直至孙权麾旗之下。孙权见状大惊，其众手足无措，不知所为，只得走登于高丘之上，仅以长戟自守而已。张辽见敌军退避，便叱喝孙权，邀其下来对战，孙权心中恐惧而不敢动。后来，吴军发现张辽所领之兵原来甚少，便忽然聚众军数重围困张辽。张辽于吴阵左右突围，直前急击，其围不禁冲撞而开，张辽将领麾下数十人得以脱出。但阵中尚有馀众未出，皆号呼张辽道：“将军舍弃我们了吗！”张辽复又还入重围，救出被困馀众。孙权人马皆望风披靡，无人敢抵挡张辽。朝辰战至日中，吴军锐气为张辽所夺，曹军此时还城修业进行守备，众心方才安然下来，诸将对张辽所为均表叹服。孙权围攻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只得还军退师。张辽率诸军乘势追击，差点可以再有擒获孙权的机会。曹操得知，张辽、乐进、李典这次以七千人大败孙吴十万军，曹操大为叹赏，封张辽为征东将军。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户。乐进并前功增邑五百，共一千两百户，分出五百户封一个儿子为侯爵，乐进升至右将军。这就是《三国演义》，“张辽威震逍遥津”一回的故事原型。
　　逍遥津一战，张辽将军大义凛然的雄姿着实让人感动，飞刀儿时初读三国，就为张将军的气概所折服，一个毫无背景，仅靠着一身武艺和满腔热血打天下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和佩服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与传统故事中截然不同的曹操，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不愧为一代英杰。晋代史学家孙盛在评价这一战役时，对曹操的用人水平也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或凭掎角之势，群帅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墯；以致命之兵，击贪墯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可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谚语决不仅是个笑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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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在赤壁后数次率领大军，从濡须口北上猛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效法春秋时期吴国图霸中原时的策略，借助水军优势北入淮河，将自身范围从长江流域北上扩展到淮河流域，做进一步北上的基础，进而图霸中原。相反，若从荆州北上，虽说可直抵宛洛，威胁曹操集团的统治中心，但这些地区更适宜步骑作战，即便能够侥幸获胜，也不利于东吴兵将日后的防守。因此，对于孙吴集团来说，合肥的战略地位较荆州更为重要。
　　事实上，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仅仅以斩杀对手的多少来评判的，是否能够达成自身预定的军事战略意图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譬如，西汉时期的漠北之战，河南、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虽率部远徙漠北，仍不断攻掠汉朝北部边郡，企图诱汉军越过大漠，以逸待劳，击灭汉军。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经过一系列的惨烈交战，汉军共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自身亦损失兵力数万人，马十万余匹。至此，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虽然汉军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该战役的战略意义却异常深远，甚至决定了人类历史的格局。武帝战胜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归属于汉朝。从此，在从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上，西汉的外交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集体进步。反观逍遥津一战，吴军的军事目的是攻占合肥城，将防御阵地北移，打开曹操集团南部屏障，使水师北入淮河，联通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两大水系，作为日后进图中原的基础；而曹军则是以“防守合肥城，防止吴军北进”为最终目的，为主力部队进取汉中争取时间。显然曹军最终达成了预定的目的，而且在达成目的的前提下，付出的代价又大大小于吴军。同时，在吴军心理产生威慑，使之对于陆战丧失了信心。此后，东吴将战争重点从合肥地区转向荆州地区，促使孙、刘联盟的最终破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孙吴的合肥攻略一直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