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相诸葛亮不为人知的法律智慧

三国文化博览

　　俗话说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在如今的信息化的世界，不管是热血未尽的年轻人，还是暮年初显的高龄者，古典四大名著永远是茶余饭后说不完的谈资。
　　作为《三国演义》中重点描述的主角之一，诸葛亮身上的传奇色彩背后，隐藏着高人一等的处世哲学与治国智慧。今天，我们从法律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位卓越的政治家，领略他鲜为人知的法律智慧。
　　少年坎坷的青年学子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汉族，琅琊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诗人杜甫也有赞扬诸葛亮的《蜀相》名篇传世。
　　虽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在未发迹前，却是一个在乡间“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草民。
　　史书记载，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 新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诸葛氏是琅邪的汉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
　　但是后来家道中落，诸葛亮3岁母亲章氏病逝，诸葛亮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刘表，家于南阳郡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也就是诸葛亮高卧的隆中之地。
　　一步登天的金牌面试攻略
　　诸葛亮本是布衣，躬耕于南阳，他怎么就一步登天做了刘氏集团的二把手了呢？诸葛亮的上位，来源于一次极为成功的“面试”考核，这场面试后来载入了史册，成为后世无数读书人求职的“金牌”攻略，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
　　建安二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汉献帝已从长安李傕手中逃出，迁到了曹操的许县。诸葛亮此时已16岁，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好友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襄阳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
　　适逢刘氏集团CEO刘备将公司迁移到荆州，新兴的集团充满朝气，需要大量的人才。刘备向当地教育界的大佬水镜先生咨询人才信息，这时，诸葛亮的人脉发挥出它的强大效应，司马徽当即就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赞誉他有“经天纬地之才”。
　　后来刘备手下的重要谋士徐庶也强力推荐，一句“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矣”让刘备茅塞顿开，急问：“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常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
　　听了徐庶这一番话，刘备更是如梦初醒，喜曰：“愿闻此人姓名。”然后同关、张前往南阳请孔明。就这样，虽未与主考官谋面，诸葛亮已利用舆论的力量，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
　　形象很重要，才学更重要
　　诸葛亮十分注重个人形象的修养，史料描述他所居之地：“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让人一看就是藏龙卧虎之地。再看看诸葛亮的中门上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在清风明月中读史，在竹林泉石旁对弈，日观风云变幻，夜察星斗转移，不问名利，不求闻达，与青山绿水浑然一体的完美形象。
　　另外，诸葛亮欲见刘备前，转后堂，整衣冠出迎。一个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慨的孔明立在刘备面前，给了刘备“物超所值”的视觉效应。
　　除了这些高明的宣传手段，诸葛亮能面试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诸葛亮本人很有“料”， 与刘备初次谋面，诸葛亮便解其所需、解其所惑，既能回顾过去，又能展望未来。
　　针对刘氏集团的处境，向刘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国和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草庐中的“隆中对”让诸葛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过人才干，使得刘备感激涕零，携诸葛亮回归新野。
　　在“情”与“法”两个鸡蛋上跳舞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诸葛亮早已被历代史籍所称颂和被后代各阶层人士所推崇，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成功的法治实践家的巨大成就，却尚未被人们广泛的熟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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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与“人治”始终是一对矛盾。同是出于维护封建政权，儒家系统强调的是人治，法家系统强调的是法治。
　　所谓人治，并不是不讲原则，儒家所主张的“道”，就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原则，《论语》中提出“守死善道”，荀子则明确地说过“从道不从君”“从道不从父”。但他们立足于宗法血缘关系，又主张“尊尊”“亲亲”，所谓“尊尊”“亲亲”就是讲“情”。所以当“情”与“法”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只有让“法”屈从于“情”，孔子就明确地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谓“隐”，就是包庇。因此，在整个封建时代，殉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现象，让国家的法规很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
　　所谓“法治”，核心的特点就是排斥“情”的干扰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张，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也曾极其明确地强调：法律“是全没有感情的”。但是完全地抛弃“情”，又是违背人类天性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舆论上，法家并不怎么受欢迎，连司马迁也批评他们“刻薄寡恩”。
　　比较来看，无论是过于“人治”，还是过于“法治”，对于整个国家的长久稳定都不是好事，但是其中的“度”，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就像在两个鸡蛋上跳舞，踩碎哪个都会引发严重地后果。而诸葛亮治国思想中最大的特点，恰恰是做到了既严于法，又重于情。
　　作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诸葛亮，在东汉末年军阀混乱，诸侯争立的时代，在他跟随先主刘备辗转创业和托孤辅政的20余年治理蜀汉的政治和军旅生涯中，形成“德主刑辅”为主，仁政与法治并举，恩德与威严兼用的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核心、法家思想为手段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内儒外法、厉行法治、适势定法、并存刚柔、执法严明、宽严有度、刑不择贵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执法准则，既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显标志。
　　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虽然诸葛亮在刘备集团很早就居于高位，但真正掌握大权，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是在刘备去世之后。
　　夷陵之战后，蜀汉内外交困，形势愈加危急。曹魏从北方窥视，欲乘蜀之新败加以攻灭；孙吴扼守荆州，使诸葛亮不能东向。以匡扶汉室旗号起家的蜀汉苟安一方，进退两难。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特别是益州旧地势力待机而行，树欲静而风不止，领受先主遗诏的诸葛亮十分清楚当时的局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看，推行法治、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已成为蜀政的迫切要求，诸葛亮这时总揆百官、独担大任所面临的任务就十分艰巨。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因为局势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难为，方显出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可贵的亮点。
　　建国之初，诸葛亮受刘备之命，会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造《蜀科》，开始了立法工作。由于文献无征，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蜀科》的具体内容。不过，有学者利用其他材料进行了推测，我们可以据此窥知《蜀科》的大略情况与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时，诸葛亮还曾作“八务、七诫、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治军方面， 则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轻、慢、盗、欺、背、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