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亭之战：三国历史上一次莫须有的决战

三国文化博览

　　仓亭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曹操与袁绍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官渡之战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在“第三十一回曹操仓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依刘表”，罗贯中先生利用“虚实结合、七实三虚”的小说手法，生动地勾勒出曹、袁仓亭之战的始末，人物刻画细腻。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数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河北兵甲众多、物资充足，袁绍在退回河北本土后，袁熙自幽州引兵六万、袁谭自青州引兵五万、外甥高干自并州亦引兵五万，前往冀州助战。袁绍见此情形，不顾士卒疲惫、民生凋敝的客观事实，决定整本部人马再战曹操。此时，曹操也率领得胜之兵，陈列于河上，准备进击冀州。双方在仓亭相遇，此次袁绍军在数量上依旧多于曹操（至少是相当），并且吸取了上次官渡一战的教训，步步为营，稳字当头。在初始交战中，双方合战，各有损折，曹军没有什么优势，一时间很难取胜。为此谋士程昱献上“十面埋伏”之计，曹操思虑再三接受了该建议，主动将主力部队撤退到黄河岸边，并暗遣伏兵十队，用许褚于午夜伪作劫营之势，引诱袁军出营追击，待到其追至河上，因曹军背水一战，手下将士又是百战精兵，故而所爆发出的战斗力非常惊人，将袁军击败。袁绍败退之时，十支伏兵次第杀出，袁军开始崩溃性的溃散，至此曹操再一次击败袁绍，将其元气彻底击散。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战事，程昱所献计策，正是韩信的“背水之阵”和“十面埋伏阵”的混合体。“背水之阵”是楚汉争雄时期韩信在北伐赵国时，利用对方主将陈余的轻敌思想和对自己领军水平的不了解，装出不通兵法的样子，背水结阵诱使赵军倾巢出营决战，并以奇兵突袭赵军老营，遍插汉帜，利用赵军的恐惧心理和汉军背水死战的决心，赢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事实上，这分明就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双方指挥者和士卒的心理素质，成功就名垂千古，失败则全军覆没，不过这也是当时汉军的无奈之举。相形之下，仓亭之战时曹军处境非常之好，乘胜而来，袁军上下离心离德，主力精锐又被歼灭在官渡，是役袁绍的参战士卒多是再籍之兵，缺乏训练和实战能力，根本没有必要背水弄险，自掘困境。曹操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世人皆知，加之袁军屡败必然特别小心，背水结阵的诱敌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曹操一生最为得意的作战方式就是利用精锐骑兵，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突入敌军之中，直接击斩对方领军将领，以造成其指挥的混乱，再挥军合战击溃敌军。官渡之战中，“斩颜良、诛文丑”就是这类战法的代表，但这一战法的关键就在于必须保持军队的高度机动性，背水为阵显然并不合适。“十面埋伏阵”也是楚汉相争时期由名将韩信所创，又称“垓下五军阵”。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汉高帝五年，汉军五路大军、合计近七十万之众，形成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被迫率十万楚军向垓下后撤，随后汉军与楚军于垓下展开决战。当时，韩信将主力大军排出了这个“五军阵”，即韩信亲率三十万大军居中，为前锋主力；将军孔熙率军数万在韩信军左方；陈贺率军数万在韩信军右方；刘邦率本部主力尾随韩信军跟进；将军周勃率军断后。安排停当后，韩信率本部军先行向楚军发动挑衅性进攻，项羽立刻亲自率领十万楚军发动中央突破作战，矛头直制韩信本部，试图通过凌厉的冲锋将韩信军击溃。然而，韩信只是与楚军稍作简单的接触，便立刻命令汉军后撤，避其锋芒。汉军一路依照计划、且战且退，而楚军则是继续孤注一掷的疯狂突击。另一方面，当韩信以前阵为屏障掩护刘邦军回撤退避的同时，孔熙、陈贺所率的左右两军也自楚军左右两侧进行着迂回机动，威胁楚军侧翼。韩信见时机成熟，率军发起反击，楚军大败，退入壁垒，为汉军所围。这就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由韩信率领的先头阵势实际上是一个伪阵，用作牵制引诱敌军，目的是为了创造机会使两翼奇兵得以快速突破形成合围，“五军阵”是一种以优势兵力对抗少数精锐之敌的阵法，意在合围全歼对手。反观程昱所献的计策则是针对兵力相近的情况下，以奇兵冲击穿插为手段，意图将对手击溃的作战策略，两个计策表面上相似，本质上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官渡之战后，袁绍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恢复日益涣散的军心，反而为掩盖自己的过失，将先前因忠言直谏而被囚禁的谋士田丰处死，致使河北集团内部人心浮动，冀州诸郡多有举城邑而投降曹操。建安六年（201年）夏四月，曹军扬兵河上，击破袁绍的仓亭军。此后，袁绍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并且使刘备侵略汝南，汝南贼龚都等作为援应。曹操遣蔡扬进击龚都，蔡军交战不利，被龚都军击败。至九月，曹操决定回师，亲自南征稳定后方。刘备得知曹操亲征，走奔刘表，龚都的部众迫于曹军的兵势也作鸟兽散了。可见，“仓亭之战”在《三国志》等信史中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因此很多史学家一直在怀疑其规模的大小甚至是否存在。

三国文化博览

　　飞刀认为：官渡之战后，曹操虽然获胜，但内部资源几乎枯竭，从其坑杀河北七万降卒可以看出，当时河南粮草也很紧张，已经很难养活这些俘虏了；曹操如此谙熟韬略、用兵果决，怎会不知“趁热打铁、兵贵神速”的道理，然而其没能连续发动攻击压制袁绍，正说明了其兵力并不足以吃掉河北四州；同时刘备和共都侵扰汝南引得曹操主动挥师河南，佐证了曹军兵力的不足以及后方的空虚；另外，袁绍在战后收复了诸多反叛郡县，也证实了袁绍在这场较量中并没有吃太多的亏，相反还进一步稳定了河北的局势。因此，历史上的仓亭之战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至少不是官渡那样的大规模歼灭战，且袁绍并未出现巨大的损失，官渡之战后以曹操当时的能力只能说占据一定的优势，赢得了竞争中的主动，却不具备完全吞并袁绍势力范围的能力。倘若袁绍效法秦穆公崤山之败后，主动承担责任，严惩己过，借此激励败军将士，避免与曹操正面决战，驻军河北、坚守不出，着力于解决河北军的内部矛盾，休整士卒、体恤百姓、恢复生产、立足农耕，恐怕曹操也很难占得什么便宜。适时发展壮大青州势力，加强侧翼牵制对手，威胁河南腹地，袁、曹之间的形势甚至还有可能被逆转，至少不失南北相持之势。然而，袁绍讳言失败，推诿求脱，一味地将失败归咎于种种客观因素或是下属的失职，赐死忠言直谏的谋士田丰，表面上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实质上却会使得上下越发的离心离德，君臣关系疏远，甚至走向对立。至此，袁绍不仅丧失官渡主力，亦失河北人心。袁绍既无人才兵力，又失公众人心，则永难与曹操相抗衡，使得错误变得更大。作为政治家，眼前军事上遭受的挫折并不是最为可怕的，怕的是失去了下属支持和天下民心。《道德经》中用水比喻君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天性惠利万物而无欲不争，又能处于众人所恶的低洼之地，故而与道相合。因而，君德如水，道在不避不争，有责而不以民避，有功而不与臣争，利物不言，处下不争，臣民感其恩仁，更爱其君，如此则大有益于治道。反观袁绍，虽有“四世三公”的声望，“折节下士”的虚名，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暴露出其“色厉内荏、爱慕虚荣”的一面，根本不具备杰出领袖的气质，独霸一方尚且可以，若想君临天下差的可就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