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曹操之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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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曹操，历来是人们褒贬不一、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三国志•武帝纪》称曹操为“汉相国参之后”，（即曹参的后代）历代均为官宦，而其父曹嵩却是曹家养子；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年轻时曾多次上疏切谏，批评朝政，自己却“持法峻刻”，甚至属下有错也棒杀之；好学多思，手不释卷，在文学上多有建树，而更突出的则是伴随着奸诈的“运筹演谋”，在屡败屡战中的克敌制胜。正如名士许子将当面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曹操之人之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演义。本文避开这些，仅就曹操之节俭作一些探讨。在曹操这样具有多重性格的历史人物身上，节俭虽然只是其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也应该作为曹操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

一

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这是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引用《魏书》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曹操之节俭所作的综合性评价。

节俭是曹操的性格特点，这与当时兴兵结盟讨董卓的其他诸侯相比，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三国志》记载，“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袁绍作为讨伐董卓的盟主，竟然因为得到一块玉印而炫耀卖弄，这不仅引起了曹操的极大厌恶，而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这件事竟为后来的官渡之战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节俭是曹操性格特点的外在表现，抑制贪欲则是其内心基础。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在令中公开宣示了自己的经历和政治抱负，称自己“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同时宣布退回皇帝所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两万户的封地，只留武平一万户。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郄虑策命曹操为魏公，曹操上书答谢时说了很有名的四句话：“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冬东吴孙权上书称臣，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还骂他“是儿欲踞吾著炉碳上耶！”

曹操不仅自己不好华丽，也使子女、后宫都做到了节俭朴素。“公女适人，皆以阜帐，从婢不过十人。”曹操夫人卞氏常说，“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三国志•后妃传》还记载，曹操为卞夫人弟卞秉建了一座房子，建成之后，卞夫人到弟弟家，请亲戚吃饭祝贺，“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直到曹操孙子曹叡当了魏明帝的时候，尚书卫觊还上疏劝谏，“当务之急，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较府库,量入为出。”特别说道，“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三国志•卫觊传》）可见前说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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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曹操禁止厚葬之风，当然他自己也绝不把金银珠宝埋在死后的墓葬里享受虚妄的永恒。建安十年大破袁谭，平定冀州之后下令，“公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又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汉书》还曾记载曹操曾下令“士卒为军死，为槥”，即用小棺葬之。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六十六岁死前的遗令中，嘱“敛以时服，无藏金银财宝。”对于曹操的薄葬，后人妄加揣测。大约到宋朝的时候，有人说曹操为了不让别人盗墓，在漳河一带筑了七十二座坟墓以为疑冢，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蒲松龄写的《聊斋》里，则说一个渔民在七十二冢之外找到了水下的曹操墓。（《聊斋•曹操冢》）这些都是传说的故事而已。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所以禁厚葬，最主要的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所以遗令规定，“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曹丕称帝以后，在黄初三年冬以首阳山东为寿陵，并作制说明了薄葬的道理和方式。他说，葬就是藏，也就是让人见不着。葬于山林，就应该与山林浑然合于一体，因此不建寝殿、园邑、神道。最后，他立下最重的诅咒，来防止后人改变他的遗嘱。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真是说得情词恺切，信誓旦旦，这足以成为曹氏父子节俭之风的盖棺定论。

    二

    司马光说过，“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资治通鉴•汉纪》）节俭从来都是值得提倡的好风俗。因为俭可养德，俭可防奢，而贪则必由奢起。故俭与奢相对立，奢与贪相连结。曹操既节俭，也必然地会坚决地反对铺张，禁止贪污。

    曹操素有“整齐风俗”之志。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汉光和末年，曹操为骑都尉，因为讨伐颍川的黄巾起义有功被任为济南相。当时济南管辖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曹操到任之后，“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还有一个建祠风，“奢侈日甚，民生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不能不承认这是曹操纠正时弊的一大贡献。

    服饰也体现一种社会风俗。汉朝末年，王公大吏们一般都以戴幅巾为雅，很多将帅，也著缣巾（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闹得文武不分，不伦不类。曹操以为，当时“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直到黄初二年，曹丕召见故汉太蔚揚彪，让他拄拐杖，带鹿皮冠，揚彪还辞让不听，仍然穿着布单衣、带着曹操所推行的皮弁去见曹丕。

    还有一个涉及到尽人皆知的以称象而著称聪明的曹冲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曹操是如何禁止损失浪费的。《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而为鼠所齧，库吏惧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谓曰：待三日中，然后自归。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齧，是以忧戚。太祖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齧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齧，况鞍悬柱乎？一无所问。”马鞍被老鼠咬了都是死罪，谁还敢随意浪费呢？

    对于贪滑之人，曹操更是不留情面。《三国志•文帝纪》中说，建安十三年，司徒赵温为讨好曹操，推举曹丕茂才。曹操上表说，“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最后竟因此免了赵温的官。荆州刺史徐质也学着曹操，严惩行贿者。裴松之为《三国志•徐质传》作的注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说徐质帐下的一个都督，为了巴结徐质的儿子徐威，在徐威探父返回京都前，先请假回家，然后在半路上与徐威结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后来徐质知道这件事以后，打了这个都督一百棍子，还将其开除。当时的吏治之清，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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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治家也是同样的严格。他深知《易经》所说的“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所以先管住了自己的夫人卞氏，当然也就管住了子女和后宫。据裴松之为《三国志•后妃传》作的注中记载，曹操为了考察和教育卞夫人，有一次得到一些有名的首饰之后，让卞夫人自己选一件。卞夫人选了一件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选这个，她巧妙地回答说：“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可以想见，这个答复是能令曹操满意的。

    三

    古人说，吏洁于上，俗移乎下。建安、黄初年间所以称之为“节俭之世”，（《三国志•何夔传》）这与曹操、曹丕父子身体力行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如夏侯玄所说，“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三国志•夏侯尚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曹操属下的重臣名将当中，很多人都有节俭清廉的记载。比如，大将军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侍中光禄大夫荀彧及其子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曹操曾说，“孤与荀公达（即荀攸）周旋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议郎张范“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救恤穷乏，家无余资，中外孤寡皆归焉。赠遗无所逆,亦终不用,及去,皆以还之”。东曹掾毛玠，“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尝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御史中丞鲍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御史大夫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司空椽属司马朗，“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西曹令史梁习，“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侍郎杜恕，“推诚以质，不治饰”，曾上疏说：“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江夏太守桓禺，“清俭有威惠”。尚书常林“节操清峻”，“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他与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吉茂“不耻恶衣恶食”，“其或馈遗，—不肯受”。时苗始为官时，“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御史中丞崔林，“贫无马车，单步之官”，就是步行去上任。文学椽王观，“治身清素，帅下以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汝南太守满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有“清忠俭约之节”。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四

    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何以能如此节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客观形势所迫。经过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作乱，汉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是时“天下大乱，豪雄并起”。各路诸侯在讨伐董卓失败以后，纷纷拥兵割据。强者虎视天下，竞相逐鹿中原，弱者保境自守，意在称霸一方。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相当严酷，真是“存亡危机之秋也”。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汉灵帝中平六年散尽自己的家财，在家乡孝廉卫兹资助下，聚合五千多人，打起讨伐董卓大旗的。董卓被诛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汉纪》）此后三十多年战乱不断，戎马倥偬、艰难困苦的环境几乎使帝王到百姓任何人都无由得奢。期间很多的重大战事，都是因为粮草不足而出现危机。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大战，“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建安五年，在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曹操因军粮不足，曾与荀彧商议，欲退还许都。在北征乌丸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丈乃得水。”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建安十四年的诏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个不得已，就是客观形势。

    其二，世风及名人先贤的影响。当时，名士必读的《易》、《礼记》、《尚书》、《论语》等，多有俭以养德的论述。如齐王曹芳的诏令中就直接引用“《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突出的特点是上节俭，下宽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本朝之鉴，对曹操的影响相当深刻。曹丕为太子时就曾专门与大理王郎讨论过汉文帝的节俭。曹操年青时，最早慧眼识才的太尉桥玄见到曹操后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此使曹操名声益重。正是这个桥玄，死时“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应当说，他对曹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当时被称之为“行为士表，学任人师”的名士管宁，号称独行君子，有人说他“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有人说他“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还有人说他“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曹操、曹丕父子两代数次请他出来作官，“以慰既往，以劝将来”，他都不为所动。这件事也时刻警醒着曹氏父子要克勤克俭。还有与管宁“俱以操尚称”的邴原、张范，也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这两人都受到了曹操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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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坚定的政治志向使然。曹操自己曾说过，“夫有其志，必成其事”（《三国志&#8226;吕虔传》）。曹操的志向是什么？有人说他要篡汉，有人说他是打下江山让儿子作皇帝。但不管怎么说，曹操绝不是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袁绍、袁术之辈所能相比的。建安初年，曹操进军洛阳，汉献帝稍得安稳，封曹操大将军、武平侯。当时太史令王立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知道以后，非常清楚这话说破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所以“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怕王立泄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作为在汉朝衰败之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政治集团的领袖，曹操必然要慎思慎行，以逐步树立自己的威望，壮大自己的实力。司马光在对汉朝的总评中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献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8226;汉纪》）</p>
    北魏至明帝曹叡时，开始大兴土木，追求奢弥，曹氏政权也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青龙年间，太史令高堂隆曾多次上疏切谏曹叡。高堂隆曾说：“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际，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馅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三国志&#8226;高堂隆传》）。高堂隆这话说过了三十年后，即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天下一统于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