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三国演义》故意误读的几位三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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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这句出自莎翁的名句在中国也能得到应验，在男人残酷的政治和战争漩涡中，女人作为弱者往往成为被历史忽视的人群。
　　一部出场人物达一千多人的《三国演义》，女人的形象除了貂蝉、蔡夫人、孙夫人之外，几乎都是一笔带过。罗贯中对这些女人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在热播的电视剧《三国》中得到了延续，可见传统之于现实的影响有多深。
　　貂蝉——美女的祸水之名
　　三国里的美女不少，貂蝉是最突出的一个，她在男人的策划之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最关键的角色。这个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
　　据《三国志 魏书 吕布传》记载，董卓喜怒无常，曾因小事不满而“拔戟掷布”，吕布心怀怨恨，后因与董卓的侍婢私通一事，“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于是萌生杀机。王允不失时机地拉拢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后汉书》对此事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在真实的刺杀事件中，王允的确运用了一些计谋，但根本不是人们熟知的美人计，也许只有“布与卓侍婢私通”一事能与美女沾上边。
　　“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这两句诗最早出现了貂蝉的名字。后来，貂蝉又成为《刺董卓》、《貂蝉女》等金代和宋元戏曲的主角。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让貂蝉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在剧中她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曾被汉灵帝选入宫中，成为一名宫女，因掌貂蝉冠来，故名貂蝉。后来灵帝将其赐予丁建阳，丁建阳又将她配与养子吕布为妻。黄巾起义时，夫妻二人失散。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就是为了能与远在长安的丈夫吕布团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捕风捉影地对貂蝉的故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她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吕布之妻变为王府歌伎，把原本被动接受美人计的貂蝉塑造成一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深明大义，为报王允教养之恩而甘愿献身的女性。但是，这个被罗贯中称赞的智勇双全、舍身救汉的奇女子，看似女中豪杰，实为男人手心的尤物而已。在男权社会下，年轻貌美的貂蝉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身不由己地踏入虎狼之穴，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完成了男人所谓的“义举”，但即便舍生取义，也难免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貂蝉何其不幸！
　　新《三国》的故事延续了罗贯中对美女的误读，故事基本上还是那个故事，但貂蝉的情感更加丰富，与吕布之间也不再是逢场作戏，她爱上了吕布，甚至痴情地告诉王允，吕布绝不是助纣为虐之徒，而是一个真英雄，上演了一出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爱情大戏。遗憾的是，终于尝到爱情滋味的貂蝉，依然是男人手中的一颗棋子，董卓和吕布的悲惨结局使她难逃指责，这是她的悲哀，在罗贯中笔下，没有爱情容身的世界。
　　孙夫人——“和亲”怎能换来幸福
　　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孙权采周瑜计，以妹子为政治筹码，招刘备入东吴成亲，用美色使其乐不思归，想趁机取得荆州。不料最后竟假戏真做，孙夫人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夫君逃回荆州，背叛了自己的亲兄弟。
　　这位与刘备同甘共苦的孙夫人在历史上姓名不详，孙尚香这个名字因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而为人们熟知，其实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戏剧《甘露寺》中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孙夫人的名字误记为孙仁，又用各种编辑手段，重新组装出来了一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
　　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的第二年，孙权出于孙刘联盟的考虑，主动将其妹嫁与刘备。《三国志 蜀书 先主传》称，孙权 “进妹固好”，将其妹送至公安，刘备到江边迎亲，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成婚的地点并非是东吴的驻地京口，所以《三国演义》中刘备入东吴成亲，后在孙夫人的协助之下逃回荆州的事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至于那个人们所熟知的吴国太甘露寺看女婿的故事更是没影儿的事儿，因为吴国太早在建安七年（202年）就已经去世了。
　　孙夫人和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非常完美的一对，他们的婚姻固然是一桩政治婚姻，但夫妻感情却相当不错，孙夫人不仅帮着刘备从东吴逃回荆州，而且在听到刘备虢亭之败后，遵从了当时社会女性的道德标准，祭夫而死。新《三国》里，他们的感情生活更是被放大，以此来表现孙夫人对命运的抗争。在逃回荆州的路上，孙夫人安慰刘备道，“我兄长不念亲情，我何必为他考虑？夫君莫要惊惶，你我夫妻一体，同生共死”。此夫妻同心的宣言在三国时期难能可贵，但她所嫁之人却是把女人视作敝履的刘备，况且，在为政治而进行的联姻中，孙夫人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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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记载，孙夫人身为孙权之妹，骄纵蛮横自不必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极甚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也”，显然是一个古代版的野蛮女友。她的卧房内“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孙夫人对婚姻的抗拒、对刘备的跋扈由此便能看出端倪。
　　《三国志 法正传》记有诸葛亮对孙夫人在荆州骄横的感叹，“主公之灾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看来，孙夫人给刘备带来的威胁，已经可与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了，足见他们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为以防万一，刘备还特命赵云随侍左右，保护自己。
　　孙夫人与刘备的婚姻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据《三国志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建安十六年的十二月，“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孙夫人原打算把阿斗带回娘家，行至半路却被赵云和张飞横舟夺了回去。如果孙夫人和刘备真的是一对恩爱夫妻，孙夫人怎会轻易离开，又怎会出现抢夺阿斗的紧张一幕？从此，《三国志》中就再也没有孙夫人的音信，传说中祭夫而死的结局只是人们美好的想象吧。
　　麋夫人——烈女子是男人“忠义”理想的寄托
　　“子龙，你把阿斗带上，务必交给主公！”她含泪望了一眼阿斗，便翻身投入井中。长坂舍身救阿斗的悲壮一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伟大贞烈的女人——麋夫人。
　　但麋夫人的光辉形象只是罗贯中对历史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根据《三国志 先主甘皇后传》记载，“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从这段史料来看，在当阳长坂与阿斗一起被刘备抛下、陷入险境的并非麋夫人，而是阿斗的生母甘夫人，他们母子二人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绝没有自杀一事。
　　罗贯中的艺术升华造就出来的烈女麋夫人，倒真的是刘备的一位夫人，《三国志》仅在《蜀书  麋竺传》中交代了一句：“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麋）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而对她后来的死因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在《三国演义》中，像麋夫人这样以自杀方式结束性命的贞烈女子还有几位，如悬梁劝子的徐庶老母、自缴身亡的马邈之妻李氏、与夫同殉节的刘湛妻崔氏。
　　在三国诸侯割据的战乱年代，中国传统的“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的道德理想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虽不乏以死相谏的忠臣直士，但一些文人门客也常易主而事。罗贯中把几个女人改写成烈女子，将其树立为女人道德的楷模，与当时视作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分不开的。
　　大乔小乔——历史中的一粒尘埃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这两句诗带给后人无限遐想，人们纷纷猜测，她们到底有多美。罗贯中更是在《三国演义》里，把二乔与孙权、周瑜的爱情故事渲染了一番，铜雀台被说成是专为二乔所建，赤壁之战成了为争夺女人而发动起来的“特洛伊战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妙地将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两句“连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中的“二桥”改为“二乔”，让周瑜相信，曹操下江南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和孙权的妻子，于是立即同意了诸葛亮联合抗曹的请求。
　　二乔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吴宇森的《赤壁》中，诸葛亮的戏言成为现实，曹操迷恋于小乔的国色天香，发动了赤壁之战。小乔是中国版的海伦？答案是否定的。
　　二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们姓桥而不姓乔。《三国志 吴志 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孙策欲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合军西进占领了皖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在《江表传》中，“策从容戏瑜曰：‘桥公儿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她们的故事在史料中也就只有这寥寥的数笔，并没有后世传说中那样精彩。
　　关于曹操为二乔修建铜雀台，并发动赤壁之战的故事，就更不足为信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铜雀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诸葛亮劝说周瑜联合抗曹时，怎么会预先知道曹操会打造一个铜雀台？再说，如果铜雀台真与二乔有关，曹植哪来的胆量敢将父亲的风流韵事写进《铜雀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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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真实的历史上，大乔、小乔姐妹并没有后世臆想的那样重要，她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只是男人故事里的小小符号而已。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重病卧床的曹操担心妻妾们今后的生活，特意在遗令中说：“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让妻妾仍住在铜雀台不至被赶走。他还担心她们以后日子艰难，劝她们学会做鞋子，卖了作为生活费。曹操的良苦悲悯用心令人感慨，也从侧面反应了那个时代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流离失所的命运。更有甚者，东吴大将吕蒙去世后，孙权痛苦之余，还令吕蒙的两个爱妾殉葬，可见那时殉葬制十分普遍。曹操没让妻妾陪葬，也算是她们运气不错。她们从属于男人，轻得就像风中的尘埃。
　　不论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陈寿的《三国志》，女人的地位永远是男人的附庸，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盛行了几千年。
　　在近几年的影视剧中，爱情总是不可缺少的情节，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新《三国》中，女人不再是简单的绿叶，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戏成了该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电影《赤壁》中，我们也看到了如孙尚香、小乔这样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在爱情戏里，这些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尤物、政治的筹码，而是被赋予了现代女性的意识，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义父此举与禽兽何异？”貂蝉的这句质问强烈地表达着她对命运的抗争。女人的地位不再是男权社会的从属，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