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备兴兵伐吴揭秘关羽与刘备的密切关系

三国文化博览

刘备称帝后不久，就大举兴兵伐吴。对此陈寿的解释是，“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如果真的象谌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刘备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话，刘备就大可不必出兵伐吴，他只需要做做样子，发表几篇对东吴表示严重抗议的声明就可以了。这次冒着几乎被东吴活捉风险的伐吴战争，无论怎么说，也都能够体现出刘备讨还荆州并为关羽报仇的决心。实际上多数将领包括诸葛亮、赵云等都是反对刘备伐吴的，而刘备“群臣多谏，一不从”，可见其夺还荆州之心是多么迫切。由此可见，在刘备的心目中，荆州绝非鸡肋。

关羽的一生，是追随刘备的一生。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关羽始终是刘备最重要也最得力的干将，始终发挥着独当一面的重大作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关羽对于刘备的重要性。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刘备伐吴，并非主要是为关羽报仇，对此，吴魏方面的言论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刘晔传》中记载了这样的话，(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

这就是说，大伙都认为，蜀之名将，惟关羽一人而已。尽管大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对的，“名将唯羽”，说的也许有些夸张，但关羽对于刘备的重要性确实是大伙公认的。刘晔的话也是对刘备伐吴心态的准确描述，刘晔能够判断正确，是基于对刘备与关羽关系的准确把握。

吴南郡太守诸葛瑾在给先主的笺中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魏吴方面的议论，都能够证明刘备兴兵的主要目的就是夺还荆州并为关羽报仇。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愿意跟随刘备伐吴的主要将领只有张飞，如果不是临行前被范强、张达所害，张飞是一定会参加这次伐吴战争的。这是偶然还是巧合？我认为都不是，这恰恰是刘关张患难与共、誓同生死的真实写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谁远谁近，谁亲谁疏，这个时候最让人看得清楚。

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当年关羽在曹操不断封官加爵、待之甚厚的情况下，毅然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来的原因。而且刘备当时尚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状况，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刘备与关羽的关系

谌先生在列举了刘备与关羽之间为人们所公认的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之后，提出了二者之间是平等的合伙人的说法。这种观点颇为新颖独特，应该是谌先生的首创。

个人认为，将刘备与关羽定义为合伙人的关系，进而推导出两者之间具有平等关系是不恰当和不准确的，恐怕也是距离事实真相最远的。

先说君臣关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刘备与关羽的君臣关系是从刘备称汉中王之后才开始的。但是从习惯上来说，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人们通常把割据一方的军阀与其部属之间的关系也称为君臣关系，这种说法尽管不太严格，但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例如《三国志》注引《傅子》中有关于张辽的一段记载：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

在这里，张辽称曹操为君父，称关羽为兄弟，就说明了这一点。此时曹操还未受封为魏王。

军阀割据的年代通常也就是中央集权逐渐消弱乃至丧失的年代，天子或皇帝已经丧失了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的权力，而一些新兴的军阀没有天子或皇帝的名分，常常是穿着州牧、刺史或者将军的外衣，行驶着皇帝的某些或者大部分的权力。这些州牧、刺史或者将军们，职务已经演化为世袭制，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成为常态，下级官吏自行任免；他们掌握着军队，随意对外征伐。他们不是帝王，却已经和帝王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与其部属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君臣关系。
但是他们毕竟还不是帝王，他们离真正的帝王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只能算是“准帝王”。他们的任务还很艰巨，还要尽可能的扩充实力，逐渐剿灭对手，然后通过受禅（尽管禅让一方并非自愿）、自称或者部下的拥戴才能当上真正的帝王（当然，“王”还有可能是规格更高的皇帝或天子封拜的）。他们与臣属的关系才能转变为真正的君臣关系。在这之前，他们还只能算是非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当然并非所有的“准帝王”都能实现身份上的“转正”，他们中的多数将成为真正帝王登基前的垫脚石，例如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等。
在刘备称汉中王以前，刘备与关羽的关系，就是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我们假设刘备创立基业较早，并且称帝后又和关羽共事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刘备和关羽之间，严格的君臣关系将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他关系将无条件的让位于君臣关系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实际上，关羽没有活到刘备称帝，即使从刘备称汉中王到关羽失败时间也很短。所以，关羽追随刘备的一生，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不太严格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模糊的、笼统的和不规范的，它甚至没有确切的起始时间，君臣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不太严格，加以两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化了。

再说兄弟和父子关系。

刘备和关羽的兄弟关系，最早由陈寿提出，而父子关系则有曹操的谋臣刘晔确立。这两种说法都说明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很不一般。区别在于父子关系似乎支配与被支配的意味更浓一些，而兄弟关系则平等的意味更大一点。

对此，谌先生的观点是，人们对刘备与关羽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定位模糊，无法达成共识，进而引出了第四种关系：合伙人的关系。

我不能苟同于谌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无论是陈寿还是刘晔，他们对刘关关系的定位都是准确的、恰当的，都反映出了不同时段的刘关关系的某些方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问题。陈寿所描述的是刘备做平原相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刘备大约还算不上君王（如果这时候刘备也算是君王的话，那么全国将有成百上千个君王），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也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的支配远非君王对臣属的支配那么严肃，所以他们之间比较随便一点，因此才能“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而刘晔所描述的则是刘备做了汉中王之后，这个时候他们是严肃的君臣关系。那种曾经的融洽与随便，早已经被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所取代。我想这个时候如果关羽张飞还在刘备身边的话，大约也不敢再爬到刘备的龙床上去睡大觉了。所以说，这个时期，刘晔称之为“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也是准确和恰当的。

最后讨论合伙人关系。

从广义上说，一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分工合作，取得收益后，按照功劳大小分享利益，这都算是合伙。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备与关羽是合伙人绝对是正确的。那么刘备和关羽是平等的吗？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是因为，大至国家，小到任何一个单位、组织、团体，都不会存在一个二元制的领导机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请看史书的记载：“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些记载，特别是“为”和“随”两个字，都明显的体现出主与从的关系。而谌先生分析最多的则是这么几句话：“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谌先生认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是真实的情形，“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是在作秀。

我想对于前一句的理解，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后一句，显然存在分歧，即便是在作秀，其目的何在呢？

我的理解包含以下两点：

这样做体现出关羽张飞公私分明的性格特点。“寝则同床”发生在私下的场合，三人之间以私人关系相待，是三人之间“恩若兄弟”的一种自然流露；而“侍立终日”发生在“稠人广坐”的公开场合，三人之间以官方身份相待，这是关羽张飞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不能因为与刘备的私交而乱了朝廷的章法。这种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的做法，表明关羽张飞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绝不会以私废公、恃宠而骄，进而干涉刘备的政务。同时，刘备虽是大哥，但公开身份确是朝廷命官，尊重刘备就是尊重朝廷，这是二人奉礼守法的一种体现。

二人“侍立终日”也是在为其他部属做出榜样，帮助刘备树立威信。试想，有这样两个威风凛凛、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块头终日侍立在刘备的两侧，那些其他的部属又怎敢对大哥不敬，敢拿大哥不当干部？

把这两句综合起来看，前一句体现出刘备把属下当成兄弟的融洽和随意；后一句表现出关羽张飞把大哥当上级，奉礼守法、公私分明的特点。这种关系是多么和谐啊。
至于把军事上的分工当作二人平等的一些例证，也有些牵强。因为关羽是刘备身边为数不多的既值得信任、又能独当一面的军事要员。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总是被委以重任。从历史上看，汉朝初期的太尉以及后来的大将军，都有权统帅全国的军队，但他们还是皇帝的臣子，他们不可能与皇帝平等。这就意味着，关羽就是统领着刘备所有的部队，他也是刘备的部属，何况只是水军？

把关羽安排在荆州，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刘备进取益州后，“拜羽董督荆州事”。谌先生认为这也体现出一种平等，其实一个“拜”字，就足以证明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了。荆州距离益州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如果不安排一个资格较高的要员全权管理的话，那么荆州一旦有急，千里请战，岂不贻误战机？

至于先生所指出的细节，即关羽曾经对刘备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这件事《三国志》正文中没有记载，见诸裴松之注引《蜀记》。

这里有两处疑点值得注意：第一，建安五年，关羽曾经被曹操抓获，拜为偏将军，并且为曹操斩颜良以解白马之围。有过这段经历的关羽，似乎没有资格对刘备说这样的话，更没有资格“怒曰”；第二，昔日刘备曾与董承等人结谋诛杀曹操，正好被曹操派出去“督朱灵、路招要击（袁）术”，从此离开了曹操。而董承等人密谋泄漏，都被曹操杀死了。有过这段经历的刘备却说什么“当时亦为国家惜之”，真是自相矛盾。

所以，对于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我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如果这段记载是真实的，那就真的反映出一些问题，即关羽少了些早年的谦恭与卑顺，而脾气倒是大了些，敢于对刘备发脾气、使性子了，这至少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某些不和谐的迹象了。

而类似的“怒曰”，在《费诗传》中倒是真的有一回，《费诗传》这样记载：“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这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刘备，而是针对刘备派来的特使——费诗。但是，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是汉中王，刘备的特使实际上就代表刘备，关羽敢于如此对待刘备的特使，大概是对刘备身份上的转变，脑筋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在费诗讲了那番大道理之后，史书上这样记载关羽的反应：“羽大感悟，遽即受拜。”一副恍然大悟、知错就改的样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概括刘备与关羽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论公，是上下级关系；论私交，是兄弟关系。代表时期，刘备任平原相时期。这是刘备与关羽之间最和谐的时期。

中期，非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由于它的非严格性，所以，我们不能说出这种关系出现的确切的起始时间，这是一个在质变之前的不断量变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刘备事业的不断做大做强，其与属下的关系中的君臣意味越来越浓，其与下级平等随意的意味越来越淡。体现在与关羽的私交上，逐渐由陈寿所提出的平等随意的兄弟关系，向刘晔所表述的严肃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父子关系过渡。代表时期，刘备南征四郡之后，到称汉中王之前。这时候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关系发生着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微妙的变化。

后期，以刘备称汉中王为明显标志，定格君臣关系（当然，刘备称帝后，这种关系将更加严格，而关羽并没有活到这个时候）。帝王的严肃性决定了刘备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样与关羽张飞那么随便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提高，关羽性格中一些不良因素，如骄傲自大、护前等毛病逐渐显现，对与刘备过渡为君臣关系，似乎还有某些不适应，两人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够和谐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