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谋略系统观 ——兼论诸葛亮的决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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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id="fosi">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谋略家。他戎马一生，谱写了许多辉煌的篇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当我们深入研究他成功的“秘决”时，惊奇地发现，丰富的系统思想，是他精于审势，善于决策的思想基石。
　　一、系统思想简介
　　(一)现代系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请先看一个例证。
　　六十年代，举世瞩目的“阿婆罗载人登月计划”组织了一百二十所大学和研究所，有两万家企业参加，总人数达四十二万人，制作的零部件达三百万个，使用六百台计算机，历时十年之久，终于在1969年7月16日用“阿婆罗----11号”宇宙飞船把三名宇航员送上月球。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庞大的工程，竟然没有一项新技术。飞船登月完全归功于组织管理的技术一系统的优化组合。

　　从这个例证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对系统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所谓系统思想，就是把认识对象视为一个由多层次、多要素、多输入、多输出构成的动态发展系统。从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以达到对事物的优化控制。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就是系统的“非加和性”原理。所谓系统的“非加和性”，就是说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相加之和，而是结构决定功能。这个原理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即为“1加1不等于2”。系统各部分之间组成一个合理的结构，其系统的整体功能就会大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使“1加1大于2”；假如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组成一个冲突的结构或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则系统的整体功能就会小于各组成部分相加之和；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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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卓有成效的建树和精辟的理论分析，足以表明，我国古代的系统思想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与现代系统理论殊途同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诸葛亮更是一位优化组合的大师，他一生的经世之作，仔细推敲，正是在继承前人系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运用系统思想的伟大创造。他高度重视人谋，而人谋的作用，就在于利用系统规律，创造优化组合之“神效”。所谓“四两拨千斤”、“一谋顶万兵”，从而使精神的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能量。
　　二、诸葛亮的系统思想
　　从诸葛亮的有关论著和他的谋略实践来分析，诸葛亮的系统思想主要体现在“全面分析、统筹兼顾”和“动态把握、以变制变”两个方面，下面分别研究。
　　(一)全面分析、统筹兼顾
　　全面分析，统筹兼顾，是诸葛亮系统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最为辉煌的一页。他时时处处、事事都强调要全面、系统地观察问题，例如，他在《治军·第九》中讲，用兵作战要：“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1）在《兵势》中又说：“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无敌，所击者万全矣”（2）。既全面又具体地论述了有关用兵作战的各个因素。关于为将之道，他在《将善》中说：“将有五善，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理，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3），在知人善任方面更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知人性》中讲了七条观人之法；“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乱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4），在全面观察问题的基础上，他还特别重视博采众家之长。他在《论诸子》中说，“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也”。《诸葛亮集》。
　　诸葛亮不但有着具体的论述，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从他的谋略实践中，我们更能领悟到其系统思想的博大与精深。
　　1、《隆中》系统优化的典范《隆中对》诸葛亮的代表作，被誉为战略决策的典范和“千古奇策”。《隆中对》只所以能够“一对足千秋”，正是他在对天下大势全面而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系统优化的结果。他指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5）。接着又对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人心向背等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帝室之胃，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6）。这些分析，入木三分，对各大军事集团的天时、地利、人和、政治、军事、经济的虚实优劣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高度的概括。正是在全面分析、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才提出了首先“跨有荆益”鼎足天下，然后再伺机北伐、统一全国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高瞻远嘱着眼于未来。预测事态的发展变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清醒的认识到，在“跨有荆益”之后，三国之中仍是蜀国最弱，曹魏最强，因此这必须要“内修政理，外结好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7），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有可能完成兴汉大业。
　　2、审时度势，严法治蜀
　　史载，刘备入川后，诸葛亮推行法治，“刑法颇重”。对此，法正提出了不同意见；“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明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8）。法正也是刘备集团妁一位高明谋士，其地位和谋略水平仅次于诸葛亮，在许多问题上见解甚深，为“三分天下”，巩固蜀汉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此论借用历史经验，提出“宽刑省法，以慰民望”亦不失为高论。然而诸葛亮却另有一番见解。在《答法正书》中说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容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颅之以恩，恩极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9)。诸葛亮的一番见解则使法正拜服。历代新政权建立初始，一般都采用“宽刑省法”之策甚至“大赦天下”以笼络人心.严法治蜀看似违背了历史经验，然则却是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抓住了主要矛盾。刚柔并济、宽严得当，“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乃是“辩证施治”之上策。法正之所以“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就是他只片面地看到了历史的经验，而没有认清现实问题的本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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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可贵的是诸葛亮的系统思想没有局限在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的微观领域，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最高点，面对动荡纷争的历史大背景，以复兴汉室为目标，围绕提高以军事战斗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对此有关的各个方面统筹规划，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要素、有序化的宏大的谋略系统工程。在他手里，江河湖泊、山川草木皆可为兵。内部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各类人才的使用，外交上有联合，有斗争，各项方针大计都相得宜彰。从而使蜀汉成为一个国小而志大，力弱而势强的高素质战斗集团，成为北伐的根本保证。诸葛亮谋略系统的终极目标是灭魏吞吴、复兴汉室；阶段性目标是争夺陇右、扩大地域，直接目标则是增强以军事战斗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系统中各要素都表现出各处不同的特征，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整体综合效应。例如，在科技要素中，诸葛亮制造了连弩、木牛、流马、及八阵图。连弩一发十矢，极大地提高了杀伤力，八阵战术，奇正相生，一方接敌，多方攻击，不但提高了战斗力，而且可以局部以多击少。木牛、流马，则解决了蜀军运粮艰难的问题；保障了战争的后勤供应。
　　“休士劝农，，奖励农耕，缓解了蜀军的缺粮之患。“西和南抚”，团结了少数民族；巩固了后方，而且还扩充了兵源，壮大了军力。
　　精练士卒、选拨将帅，可使战士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有了强大的部队，再运用高明的作战计谋足以使优劣强弱之势发生转化。
　　外结孙权，建立军事同盟，可形成对曹魏的东西夹击之势，使之腹背受敌，分散兵力。而这一切计划的实施，均有赖于各类人才的使用。选贤任能，法治教育又从根本上予以保证。使“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贞之士忘身于外”（10），“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11），史载，诸葛亮特别重视选拨和培养贤才，所以经他提拨的人如蒋琬、赍柿、董允、向宠、郭攸之、王子、赵云、姜维等人都是心怀汉室，一心为公的忠贞之士。尤其是姜维继承武侯遗志矢志不移，至死不忘兴复汉室。
　　由于诸葛亮谋略系统是一个优化组合之系统，从而使蜀汉政通人和，举国一致，兵精粮足，“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环宇”，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整体。
　　(二)动态把握，以变制变
　　动态把握，以变制变，是诸葛亮系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战争是流动的，由于谋略的对抗作用，使斗争形势的变化更加难以捉摸。“时移而势异，势异则法不同”，如何根据为谋略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诸葛亮的谋略变化和调控问题，史料基本上没有记载，所以研究很不深入，加之诸葛亮被“演义”神话，人们误认为诸葛亮处处料事如神，计发心准。其实，这样不仅违背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反而抹杀了诸葛亮的理性思维和处事能力。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诸葛亮北伐只所以坚持出兵祁山，不是由于他“短于将略”或“奇谋为短”，而是针对后期三国形式的变化新格局，对《隆中对》提出的“钳行夹击”，一举灭魏战略的调整。对此，我们深以为然。现就我们的看法陈述如下：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基于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提出了“钳形夹击”一举灭魏的战略。他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待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主公亲率以出秦川……。则汉室可兴”（12）。毫无疑问，在当时提出这样的战略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关羽丢失荆州，刘备亭大拜，使蜀汉元气大损，地域大大缩小，被捆在秦岭以南、大巴山以东的重山峻岭之中。“钳形夹击”一举灭魏实际已没有可能。北伐只有秦川一路可走。这种情况是地域小、人口少、兵源缺、战线长、既有运粮之艰，又有缺粮之患。这种情况不要说一举灭魏，就是自身也难保无患。然而诸葛亮不愧是盖世奇才，针对如此形势，诸葛亮将“一举灭魏”的战略改变为“平取陇右，蚕食雍凉，逐步灭魏”的新战略。这个战略符合蜀汉当时的国情。第一，平取陇右，蚕食雍凉可以扩大地域，增加人口，补充兵源；第二，可就地取粮，大大缓解运粮艰难的问题；第三，可连接羌人，壮大军力；第四，以陇右为根据地，进可直趋关中，威逼长安，退可跨陵边疆，攻守自如，进退有序，第五，由于当时已与东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东吴从东面出兵亦可形成“钳形夹击”之势。在当时情况下，改变初始战略，采取“蚕食雍凉”、逐步灭魏”之新战略无疑是以“以变制变，动态把握”之上上策。事实证明，这样的战法的确对曹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自古不谍万世者，不足谍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诸葛亮的谋略观全局、谋长远、高屋建瓴、动态把握，而且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至弱对至强”，其难度之大，涉猎之广、审度之精，世所罕有。毫无疑问，他的系统思想达到了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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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诸葛亮的决策观念与决策思维
　　(一)决策观念及其作用
　　人的观念是理性观念和非理性观念的综合统一。理性形态的观念，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科学地总结经验和系统地学习所获得的。人们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些观念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我们前面研究的诸葛亮的系统思想，就是这种理性观念非理性的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如人生观、价值、道德观、义利观等。这些观念没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可循，但却渗透在人们认识的方法、程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这些非理性的观念，在本文里限定为决策观念。
　　决策过程中，决策观念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俗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对其作用形象地描述。人们认识事物时，总是带着业已形成的某种观念，如公与私、善与恶，进步与反动，文明与腐败等。作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贼是小人智过君子”。既可以被君子利用而有利于社会发展，也可以被小人利用满足私欲或危害社会；既可促进和推动社会文明
　　与进步，也可将人类引入灾难和误区；现代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制造杀人武器。卫星上天可以探测广阔的宇宙，而原子弹给日本广岛造成的灾难至今令人难以忘却。人世间的真善美要归功与谋略的创造，而人世间的假恶丑也逃脱不了它的责任。决定这一切的内在机制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决策观念的作用。
　　历史不乏观念对决策起决定作用的例证。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而丧师。刘备因重兄弟情义而举倾国之兵。曹孟德“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可妄杀无故。清官贤相必然廉洁奉公，执法公正，而贪官污吏则必然是贪脏枉法、徇私舞弊。孙中山“天下为公”、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而献身。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观念与决策有着必然的因果的联系。
　　观念对决策的重大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证实。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无不以观念的变革为先导。十七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转变了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与封建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为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们逐渐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世界。由此，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转移工作中心开始，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的确立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无不以观念的突破为先导。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转变观念，实事求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统一。是人们的进取精神和科学方法的高度统一，正确的、好的决策观念，一旦与科学的决策方法相结合，就会进发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巨大物质能量。
　　(二)诸葛亮的决策观念与决策思维
　　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道德的楷模”，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的全部美德。关于诸葛亮的美德与观念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了正义的事业，知难而进，锲而不舍，②不谋私利、廉洁奉公、法治严明，以身作则，公忠得体的道德规范;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④谨慎决策，平生必不弄险的人格特质。，这些美德与观念，绝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的决策思维活动密切关联的。他一生的谋略和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无不受制于他的决策观念，取决于他的决策观念与系统思想的有机统一。扣在政治上他提出攘除奸凶，复兴汉室，就是他忠君思想的体现。用兵作战，设计用谋谨慎决策，“必不弄险”，就是他“一生唯谨慎”的性格特质；选拔人才“唯才举贤”对待少数民族则是采用“和抚”政策，发展农业则是休士劝农、奖励农耕；外交上联吴抗曹；在思想作风上，则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等等，处处可见决策观念的影子。他虽然智略过人，但也无法摆脱观念的束缚。他深感先主“三顾之恩，托孤之重”，所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之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以至于事必亲躬，唯恐他人不似自己尽心竭力，以负先帝之托。颇有议争的是他的谨慎的军事决策。有学者认为，诸葛亮过于谨慎因而失去了良好的战机，所评价诸葛亮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有学者又认为，谨慎决策是形势所迫，举于投足之间，决定荣辱成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面还是可取的……等等。我们这里无需争论谨慎决策可取或不可取，而是要说明，无论可取与否，其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却是毋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关于这一点，诸葛亮给我们充当了一本难得的活教材，使我们从中认识到决策观念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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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贤相”、“智慧化身”是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但实际上，“贤”与“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我们只能在思维中把它们区分开来，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他们是有机地结构在一起，发挥着“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就事论事，往往把二者割袭开来，就其德而论其德，就其智而论其智，因而忽略了“德智一体”的综合效应。任何道德观念，如果不和决策，行为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上所谓有德者很多，但却没有一人能象诸葛亮这样受人敬仰。有才者甚多，但也只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有的甚至落一个千古骂名。诸葛亮受人敬仰，决不是单纯的道德高尚，也不是由于他有过人的智慧，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综合效应。
　　“贤”与“智”的统一，“德”与“才”的有机结合，在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今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一些不法分子，钻改革开放的空子，挖社会主义墙角，特别是一些掌权者，手中掌握着人民给予的权利，却干着徇私舞弊的勾当，吃喝玩乐，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虚报浮夸，甚至不惜出买国家利益以满足个人私欲，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党中央三令五申，人民深恶痛绝，却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甚至顶风违纪。观念的颓废，灵魂的扭曲，道德的伦丧，导致手中的权力变异。这些腐败分子犹如蛀虫一般，侵蚀着我们的机体，危害着我们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大业。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经济体制大转轨的时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碰到一些新问题，必然要引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挑战与机遇并存，风险与成功同在。在这大变革的时代，不仅需要有智慧的谋略，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诸葛亮是的不朽的，我们将从他身上领悟到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睿智卓绝的处事才能的高度和谐统一，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注释：
　　①张澍：《诸葛武候集·便宜十六策》
　　②③④张澍：《诸葛武候集·将苑》
　　⑤⑥⑦张澍《诸葛武候集，草庐对》
　　（8）《三国志·蜀志·法正传》
　　（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⑩张澍《诸葛武候集·前出师表》
　　（11）（12）《三国志·诸葛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