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千古形象三段论——大紫 大白 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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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虽然已经离开人类社会一千七百九十年了，却一直是中国人热谈的话题人物，并且内容还历久弥新。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最捧他的人，把他吹的像神灵一般；最贬他的人，把他恨的像魔鬼一样。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曹操，就那么一个曹操，事就那么多事，人就那么个人，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历史上的曹操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古今中外评价曹操之演变，实在于评价的价值标准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颜色有着相当强烈的象征意义，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而曹操的形象变化之大是所有历史人物中最为罕见的，蓦然回首，惊觉其各阶段的形象变化可选用不同的颜色来趣味性表达，而且可以表达的很贴切，从而避免简单化的否定或肯定。
　　曹操总体形象大体可归结为三个阶段，如果简单以颜色来比附、形容的话，可以说是大紫的帝王、大白的奸相（奸雄）、大红的古神，各阶段并非整齐划一，只是大体而言，也不存在一个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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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紫：帝王</p>　　曹操成为历史人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做为一个成功的、受肯定的帝王。大体上可以有紫色和黄色两种选择。
　　紫色是大自然中比较稀少的颜色,紫色既神秘又庄重，既典雅又妖艳，是最敏感、任性的色彩，象征宁静、沉着、孤独、消极、孤傲、神秘和优雅等，紫色还具有表现苦、毒与恐怖的功能，也会令人产生流动、不安等感觉，大面积使用会令人有恐怖感。紫色在古代长期作为祥瑞、高贵的象征，紫色在古代中国曾作为帝王的专用色,汉代常被作为珍稀的极色。黄色是所有纯色、色相环中明度最高的颜色，但是色性最不稳定,黄色是一切色彩中正面含义和反面含义两级分化最突出的色彩。黄色正面含义是表示高贵、权力、骄傲等。黄色的反面含义也很丰富,往往象征叛逆、色情、忧郁等。古代中国,更有崇尚黄色的传统,是居中位的正统颜色，更代表权势和威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汉唐时和"性"有关，黄巾军已佚的《黄书》重在"房中术"，直到唐孙思邈《千金要方》"房内补益"条还有"赤日黄月"之说。
　　紫黄对比而言，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王不是帝，其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是一个王朝的实际开创者，用黄欠缺，但黄与曹操贪色纵欲十分相衬，而曹魏虽称以黄代赤，但其得国不正，所以用紫不用黄。所以我们将肯定他帝王地位的阶段称之为大紫阶段。
　　曹操的地位之所以在《三国志》中超过蜀汉刘备和东吴孙权而居最高一点都不奇怪，那是因为魏晋王朝的合法性都来自于曹操，西晋史学家在写历史时别无选择。
　　我们下面按时代罗列人们对曹操的评价，期待读者自己回味、判断。
　　曹操没有当官之前，许劭称“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同人同事晋孙盛记录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管“奸贼”/“能臣”，还是“英雄”/“奸雄”，都意味着曹操将是影响历史的一个人物。曹操本人得到这评价还挺高兴，屁颠屁颠（大悦）走了，靠这评语才弄了个出身，开始当官。
　　曹操挟天子得志之后，诸葛亮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权称“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周瑜称“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这几个人都是他同时代的人，大都是政敌。
　　曹操在其部属和臣下中的形象，我们没有引述，像郭嘉、荀彧等人的评语，因为曹操是他们领导，自然不会说坏话。曹操死后，他的后代和臣子把他吹捧成伟大、光荣、正确、英明的皇帝，整个说吹的不亦乐乎，请参看曹魏官修《魏书》的评语，属于盖棺定论性质的，明显有不少不实之词。
　　进入晋朝之后情况有所不同，曹操的形象不再那么完美无缺和神圣不可侵犯，曹操诸多缺失，尤其其性格变态、为人酷虐变诈、诡谲忌刻的丑陋事实渐渐被揭露出来，曹操的道德形象便不再那么高大，而不是人们常常说的是在南宋以后。陈寿评论曹操说“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用无奈口吻说“就他妈算是不一般的人……”陆机评价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孙盛指称“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习凿齿开“帝蜀”而“寇曹”的发端。袁山松说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是“窃国盗贼”陈寿、陆机是西晋人，孙盛、袁山松和习凿齿是东晋人。
　　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南朝对曹操的看法，可以刘宋皇室刘义庆编辑的《世说新语》一书为代表，其中搜集、记录不少曹操故事，视曹操为假谲之人，将其旧事收入《假谲篇》中。这代表着南朝统治集团对曹操个人的道德评判。裴松之注《三国志》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这个评价和陈琳檄文中几乎一模一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家对曹操道德评价较低，但对其创造的政治模式却照例仿效，南北朝帝王所谓禅代都不得不沿用曹操三让而后受之的程序，在形式上如辞让表等都全效曹操，如出一辙。
　　唐人对曹操的总体评价褒贬不一，与南朝并无大的不同，但砝码不断向贬低那头倾斜。最著名的评价出于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说明李世民佩服曹操的才能，肯定其匡正之功，同时也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指责曹操并没有真正拯救、扶持汉帝国之意，“有无君之迹”基本上就是说曹操是“奸臣”。唐太宗这篇祭文无形中为唐人定了调子。”但唐玄宗则常常自比“阿瞒”。大量唐诗中言曹操的不多，歌颂曹操的更少，偶见几首也大都深寓讥讽、挖苦之意。元稹评价说“曹瞒篡乱从此始。”刘知几更是指斥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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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秩序之中，曹操之行为必然带来骂名。曹操之所以在北宋以前很长时间都能以正面形象出现而未遭到否定，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政权转换——取代前朝、建立新朝的模式、范式，历代多以所谓禅让称呼，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北宋才结束。曹操是其后七八百年、十数代的帝王（窃国大盗）学习的榜样。在此期间，士人如果乱骂曹操，当然会有指着和尚骂秃驴之嫌。自身王朝的创建人也大都由此模式而来，当朝皇帝即便不杀你，还不把你揍几十大板。当那种范式消失后，出现了相对公允的评价，公道自在人心。
应该提起注意的是，在个人道德上，基本上是否定居多的，奴隶皇帝石勒就很看不起曹操，说应当像汉高祖那样提三尺剑以安天下，不能效仿曹操欺人孤儿寡母。

　　大白：古今第一奸雄（奸相）
　　白色是全部可见光均匀混合而成的，称为全色光，白色在古代中国色彩体系中具有多义性，其心理效能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社会等因素影响，平民称为"白身"、"白衣"、"白丁"。我国戏剧脸谱色彩斑斓，白脸、黄脸代表奸邪、欺诈和阴险，如"唱白脸"、"白脸奸雄"。白色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太吉祥的颜色，白脸奸相曹操是元明清戏台上塑造出的一个反面形象典范，至今仍然被沿用。曹操本人的行为自身是最重要的来源，就像公认《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演绎对成分一样，无中生有的成分并不太多，不存在所谓的妖魔化问题。该阶段主要是否定曹操，所以借用戏台形象称之为大白阶段。
　　论者或谓北宋正直的大史学家司马光都还是以曹魏继汉正统，仍是“帝魏寇蜀”、“尊曹抑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司马光本人曾特意声明并未尊曹魏为正统，是“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若以蜀汉继东汉，会出现半年多时间空窗不好处理，并且综观《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司马光对曹操没有好感，他最后总结指出，“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所谓“暴戾强伉”就是残暴、乖戾、强梁、伉健的另一种表述；所谓“蓄无君之心久矣”，实际就是“奸雄”、“奸相”的另一类表达；所谓“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生动刻画了曹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状态。
　　大文豪苏东坡《志林》说：“涂巷中小而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北宋那时候，下层民众对曹操的形象已是非常厌恶了，虽然白脸形象还没有塑造出来。苏轼给曹操的评价要比司马光低得多。《孔北海赞》中称“曹操阴贼险艰，特鬼蜮之雄者耳”。
　　南宋时，用于国难深重，理学渐胜，士大夫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执政者的道德水准，强化君臣名节，检讨历史经验时自然很容易找上曹操，洪迈虽极称曹操知人善任，称其“实后世所难及”，但总体结论得出“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陆游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正是反映这种内在里路。朱熹评曹操：“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朱熹成为东晋习凿齿后第一个把曹魏从真实历史中排列到正统外的人，其《通鉴纲目》径改《资治通鉴》，以魏黄初承汉建安纪年改为以蜀汉章武承汉建安纪年。视操为贼，成为南宋共识。而北方的金朝则为了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则强调曹魏的正统地位。
　　清代否定曹操的仍是主流，现代史学家倍加赞誉的清初三杰中，顾炎武评价：“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王夫之评价：“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乾隆皇帝以帝王之尊钦定曹操为“簒”、“逆”，视之为大奸巨恶，以乾隆在清代的至尊地位，这就成为定论。史学家赵翼对曹魏代汉甚詈之，说：“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盖变本而加厉焉。”
　　应该指出的是，在否定曹操的大趋势中，主要原因在于维持社会和文化秩序的统治思想体系中——主要是理学的发展对于个人价值、道德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更加要求个人服从于社会（整体、集体），溯至于历史，曹操做为著名人物就被拿来说事。实际上，很少有人否定曹操的才能，像明张溥编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还在《魏武帝集题辞》里称曹操“多才多艺”、“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其“文章瑰玮”、“乐府称绝”；但在评价曹操的道德、为人时便称其“志窥汉鼎”、“称王谋逆”等等。
　　章太炎是第一个用近代学术眼光试图为曹操“翻案”的学者，1917年，胡适、钱玄同对曹操进行过肯定性讨论，引起不小影响。鲁迅认为：“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吕思勉是最先全面肯定曹操的少数史学家之一，极力为曹操辩诬。为下一个阶段的来临进行了浓墨重彩地铺垫。
　　星转斗移，谁也没料想曹操死了一千七百年后，他自己从来没有奢望的好运气从天而降，耀眼红光普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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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飞来鸿运</p>　　红色是最引人注目的色彩，它对人的刺激度最高，给视觉以逼近的扩张感，看到红色物体时，容易引起兴奋、激动、温暖、热烈、注意和紧张等感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古至今,红色始终受到人们重视，是人们普遍偏爱的颜色。红色具有双重象征意义，象征喜庆、吉祥、喜悦等，红色意味着情绪亢奋，热热闹闹，是革命者喜欢的标准颜色。
　　照说曹操和革命、革命家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的，但历史的内在理路有时就是那么怪异。曹操身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地方都被开发出来，曹操甭管身份多高、道德多坏，毕竟在旧时代长期被辱骂，算是受了很大委屈；他的个人霸业、事功可以被称之为统一大业，曹操的屠杀屠城杀人如麻及成功的外在形象可以用统一来看待、掩饰；出身宦官也差可算贫寒家庭，打击政敌却勉强能算成抑制豪门，曹操性格的叛逆、变态和激烈反对当时的传统虽然不能明说他是革命家，但毕竟他搅乱了当时的价值观……当新社会新秩序迫切需要建立新价值观的时候，怎样建立新的体系并使其内容更合理、更有效？不破不立是当时的常见用语，但破了以后怎么立、立什么都未遑深入思考之际，先把旧的颠倒过来成为新社会学术界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来要为旧社会中三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曹操、秦始皇、殷纣王翻案，说通常称之为“暴君”的“殷纣王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郭沫若们结果只完成了两个，纣王可能因为材料少，且全都是负面的，以郭沫若之睿智（智商肯定超过朱镕基，弄不好会到三百）、专业（先秦史大拿、甲骨学权威）愣是没想出来怎么给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寻找让人信服的翻案理由，毕竟成王败寇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要想颠覆这一社会心理和民族性也实在困难。结果，秦始皇被成功地肯定下来，曹操被最成功地用现代学术语言包装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至今犹然。此背景暂且按下。
　　学术界于是围绕着曹操在1959年集中展开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翻案论战，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在幕后直接策划、指挥。要探讨红色曹操问题始末，必须从毛主席对曹操多次评价开说。毛主席对曹操青睐有加，思慕已久， 1952年11月1日在安阳殷墟，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表示要为曹操“翻案”，1957年4月10日、1958年8月中旬毛主席又赞曹操，并在1958年年末两月集中、多次从多种角度全面肯定曹操、赞赏曹操，并旗帜鲜明提出要给曹操翻案。
　　1959年1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1959年2月1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郭沫若又在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文深化其观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这两报对曹操的大讨论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报刊，形成各界人士争谈曹操的盛况，来自全国史学界、文学界及戏剧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晗、谭其骧、王昆仑、周一良、刘大杰、郑天挺等撰文参加讨论，参与者畅所欲言，许多论点针锋相对。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庐山会议上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
　　这次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所改变。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个红点，以示是好人。这次讨论曹操的主要文章由北京三联书店在1960年结集为《曹操论集》出版。
　　余波未平，海啸又起。文化大革命后期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环四射，曹操登上了他个人荣誉的巅峰，进入红得发紫阶段，当时出版的《曹操集·出版说明》实际表达中央意志。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并充分肯定过曹操，毛主席在1976年用曹操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文革”被否定，硬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红得发紫阶段为时甚短。
　　1999年新版《辞海》代表红色曹操学的最终定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着《孙子略要》、《孙子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更重要的是，曹操的作为和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作为历史人物曹操值得肯定的。”若起曹操于地下，他一定说：“早知道后代的人这样评价历史人物，老子直接当皇帝该有多好！起码过十几年皇帝干瘾。”
　　正是因为曹操的形象如此九曲十八弯，所以发现“曹操墓”的消息被公布后才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
　　曹操还是那个曹操，事功未闻增加一点，谲诈何曾稍减半分。其形象却已经被近一千八百年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