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儒”化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三国文化博览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作为位居领袖和统帅地位的蜀汉集团领袖，忠孝两全，仁义兼备，是当之无愧的集团道德领袖，但他在智慧文本的生动性、复杂性和文学感染力等方面则都弱于他们的属下，显得平庸、无能。正如俗语所言：刘备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张、赵。正因为如此，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鲜活生命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刘备，而是听命于他，被他所支配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等英雄群像。
　　刘备是文学人物，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和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的刘备为什么失落了人物的英雄气概而被塑造得“有德而平庸”，以至于其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竟然大异其貌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刘备形象的“有德而平庸”，正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
　　一 “醇儒”化的由来
　　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是一种“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千百年来，这一思想精神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作为一种自律性极强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并左右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自然深受其影响。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使重德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强化。重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与此相联系，它在对待德道与力量、道德与才智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
　　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在社会思潮方面，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目标，提出“醇儒”式的理想人格。“醇儒”的本义是学识精醇的儒者，《汉书·贾山传》言“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即是此意。在这里“醇儒”的意思则是只重视儒家道德修养的儒者。历史上，自孔子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后，儒家便轻视功业而重视道德，甚至把“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也仅仅统一到“厚德”即进德修身方面。程朱理学更是把“醇儒”作为理想的人格追求，在全社会大力加以提倡。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提出“内圣外王”。明朝初年的理学氛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醇儒”为理想人格的儒生们“不知职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
　　这样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而程朱理学提倡“醇儒”人格，对道德的崇尚本身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产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创造出来的。而当时理想的君主形象、最高层次的英雄，正是象刘备这样“有德而平庸”的人物。因此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作者为了把刘备写成忠孝两全，仁、义兼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竭尽全力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刘备进行“醇儒”化，也就是主观上一厢情愿进行道德拔高和净化，想方设法把他塑造成能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道德领袖。但让作者始料不及的是，经过拔高、净化处理的刘备不仅没有丰满鲜活起来，反而显得干瘪、苍白和平庸。
　　二 刘备的“醇儒”化

三国文化博览

　　首先看历史上的刘备形象。《蜀书·先主传》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人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抑，弃官亡命。”这是关于刘备言行的一段传神描写，面对傲慢的顶头上司，他并不委曲求全，曲意逢迎，而是采用了以恶抗恶的手段，将他捆住，打了200棍，把县尉的印绶解下来，套住他的脖子，拴在马桩上，然后丢下这个官逃走了。这一段记载充分显示出刘备的大丈夫气概和他的“高祖之风，英雄之器”，以及“枭雄之姿”。可《三国演义》的作者由于考虑到怒鞭督邮有损刘备的仁厚，而恰可表现张飞的鲁莽，于是就把这一典型细节强加给张飞，编了个《张翼德怒鞭督邮》的专回，刘备则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首先是“督邮至县，玄德出廓迎接，见督邮到，慌忙下马施礼”。继则“督邮正面高坐，玄德立于阶下”。当刘备据实回答了督邮的询问反而受到严厉喝叱后，其表现又是“喏喏连声而退”。第二天,督邮要县吏编造事实陷害刘备，“玄德自往见之，被当在门外，不肯放参。玄德再三求见，终不得入，回到县衙,心中怏怏。”而当张飞怒打督邮的时候，不但看不出刘备的舒心、快慰，反而“急喝张飞住手”，与《三国志》中的描述正截然相反。这从表面上看似乎美化了刘备，突出了他的“仁义”，实际上不但有损于刘备性格的复杂性与生动性，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否认了他的“枭雄”本色和王霸气质。
　　关于“枭雄”的定义，羊春秋先生解释得颇为透彻：“‘枭’有雄豪、勇健的意思……推而广之,举凡勇猛的人杰、凶残的边将、专横跋扈的权臣，也往往被人们称为‘枭雄’。”并且他联系到刘备这个具体形象说：“象曹操、刘备这样的‘枭雄’，一方面有豺狼之心，要张口吃人;一方面有鸿鹄之志，要一飞冲天。”[5]43这样一个刘备，他会为在一个小小县尉面前如此怯懦吗?另一方面，历史的真实又告诉我们，一个成就王霸大业的人，在本质上无不具有流氓无赖的劣根性，象刘邦、朱元璋那样，决不会有妇人之仁的。曹操的“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6]2刘备的“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6]47〗即是这种本质的最初表现。曹操“过伯奢……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后语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是其本质的彻底暴露;刘备在谋臣“可于会所袭璋”的建议后说：“此大事也，不可仓卒。”正是其流氓无赖伎俩的最好发挥。因此，放弃体现这种本质特色的细节而改换成菩萨心肠、“仁慈”的化身，既不合乎历史的真实，又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志·先主传》中也有记载说明刘备勇武的，诸如“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等，但在《三国演义》中也全都移植给关羽了。关羽的神威倒是得以充分展示，而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个有王霸之志的将帅所应有的勇武，在刘备身上已荡然无存。
　　同样，关于刘备的才智，作者也进行刻意的贬低。《世说新语·识鉴》曰：“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的才能、智力变得极度低能弱智，只会不断向诸葛亮求教。比如第56回，周瑜设假道收荆之计，“孔明大笑曰：‘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这种过分的描写，连毛氏父子也看不过眼去，批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对于史籍所载的功绩，《三国演义》中或被故意忽略，或被移到孔明身上。如博望坡火攻，《三国志》中《魏书·李典传》、《蜀书·先主传》均载为刘备亲自将兵，亲自设计。刘备当时派刘表“使拒夏侯惇、于禁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一是为伏兵所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等。其他史籍并无异词，更无一句言及孔明。《三国演义》则全部转嫁到诸葛亮身上，至于刘备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以剑印付孔明”，看着孔明指挥调度而巳。再如赤壁战后的抗拒东吴、率部西进图蜀等，皆属刘备的勋业，也被罗贯中一笔抹去，甚至让其充当误事的角色，把事情弄糟后再由诸葛亮来收拾。最典型的如江东招亲一节，此事之始末见于《先主传》及《载记》，无论入吴就婚，还是摆脱牢笼归还，都是刘备自作主张。诸葛亮反而谏阻此行，意见未被玄德采纳。可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自始至终蒙在鼓里，先是担心“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而孔明却根本不顾其“怀疑未决”，“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

三国文化博览

　　而后，刘备“怀疑不敢往”，“心中怏怏不安”，孔明却依然以“锦囊妙计”的手段调度着一切。一个锦囊又一个锦囊，孔明在千里外“裁处”，包办着婚姻的全过程，而玄德只能“依计行事”。史载诸葛亮之于阿斗称为“帝王师”，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对于刘备，只不过是一位杰出的辅臣而已。但在《三国演义》中，我们则清楚地看到刘备已变成了诸葛亮的“阿斗”。这位“枭雄”自隆中聆教以后，不仅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而且完全丧失主见，成为**纵的傀儡。至此可以看出，刘备被彻底地净化、拔高，仅剩了“仁义”的罗列，而失去了多角度、全方位刻划的文学形象，哪里还有复杂性、生动性可言?哪里还能让人“信服”呢?所有上述这些改变，正是作者从“醇儒”人格出发，对刘备的“才”、“智”、“力”、“勇”竭力贬低的结果。
　　三 刘备“醇儒”化何以在读者和作者的审美倾向之间产生巨大错位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则“有德”而平庸，而且缺乏文学感染力。罗贯中力图按“醇儒”式的理想把刘备塑造成符合儒家伦理的“德”(仁义)的化身，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决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战略统帅，而是一个东奔西走、南依北靠、优柔寡断、动辄抽泣下泪的平庸之辈，无论是形象的感染力，还是形象的丰富性都远比他的对手曹操逊色许多。与此相反，作者按照生活逻辑塑造的一个个充满力量感的形象却呼之欲出，跃然纸上。曹操、张飞、关羽、赵子龙等形象，既真实生动，又有着豪气冲天的力量感，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而经过儒家伦理净化之后的刘备，一是失缺了人物原型固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再者是失缺了人物原型作为领袖应有的领袖气质，人物变得孱弱，因而使得他作为英雄事业开创者的形象魅力大打折扣。读者的审美趣味与作者的审美倾向之间发生这么大的错位，究其原因：一是作者本想通过刘备性格中所体现出的儒家伦理道德的高扬来显示主人公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歌颂正统的儒家理想人格，但是由于儒学本身的悖论，使得刘备的形象产生了自相矛盾：儒家伦理观是个自我封闭系统，它以协调人与之间的关系为本位，强调正心、修身和自我约束，是一种内省式的道德自我完善，要求“君子温润如玉”。它不适于培养开拓进取，富于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人格，因此儒化的结果或者说净化的结果，自然是人物英雄气的失落。尤其是“醇儒”式人格的提倡，更使人物沿着孱弱的个性愈走愈远。由此见出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作家对刘备形象的预期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也可以说作者过分崇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二是作者创造刘备个形象基本上是从观念出发，先按照儒学的伦理规范来规定他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然后再编排故事情节去充实丰满人物。尽管作家极善于讲故事，但由于主人公已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作者又急于表露自己主观的褒扬,因此就出现刘备这一形象塑造中的理念大于形象的反审美现象，从而使人物形象空洞苍白，甚至概念化。所以，与其说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刘备这个人物，毋宁说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标本，即儒家伦理文化标本。由此见出,这种把人物形象符号化的倾向是非常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