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迷狂：是文化复兴还是中国人的权谋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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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电视剧《三国》正在上演。三国的魅力似乎无可抵挡，虽是翻拍，但观众仍然热情高涨。近年来，从《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到吴宇森的《赤壁》，再到今天新版电视剧《三国》的上演，可以说大众文化传播中的“三国热”已经经历了第三波。在当下，大众娱乐产业对历史题材的热衷，可以看做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结果，而从传播与商业运作的规律来说，最直接的因素或许在于，三国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历史在当下的“复活”又并非代表了当代社会对历史具有真正的反思，因此，在面对持续不断的“三国热”时，我们或许更应该探查这种大众文化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认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何如此迷恋三国？
　　文化复兴与大众消费的迷狂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层之后，中国从一元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而在走向多元社会的过程中，旧有的信仰与价值体系已经坍塌，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未建立，这就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无根状态。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皆会失去约束自己行为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人们的行为往往肆无忌惮，不管是行政行为还是商业行为，皆给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与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为摆脱这种最坏的状态，中国社会试图实现社会价值系统与当代世界接轨。这就带来了对自我重新定位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一方面眼光向外去重新认识西方社会以及自己的近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内审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外在的世界与自身的传统，就构成了中国社会重新定位坐标的两轴。中国社会试图与传统再续前缘，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只是知识精英的专利，而且也在大众中唤起了强烈的共鸣。
　　当大众参与进来之后，也即意味着社会已经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强大消费需求，因此，也就具备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这就为大众文化产业的进入提供了可能。这也使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再是90年代的“戏说”，而是开始正视历史，并重新认识历史乃至解释历史。三国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下产生，三国也成为大众文化商业机构最热衷的题材。
　　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就是面向大众普及历史与传统文化。易中天品三国又是这档栏目的经典产品。其不仅让《百家讲坛》获得了空前的收视率和社会关注度，也带动了一批三国类书籍的热销。易中天品三国，讲的是历史，而非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比较客观。虽然，其对三国那段历史和人物的观点与评判就学术意义而言并不新鲜，但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又未尝不是一次生动的常识普及。借助央视这样一个大众媒体平台和《百家讲坛》这样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电视节目，易中天的身份实现了从美学教授到“大众历史学者”的转型。
　　易中天品三国而品出来的成功滋味，刺激了更多的人来吃三国。于是，后来就有了《赤壁》以及新版《三国》电视剧的出现。尤其是《赤壁》的投入达到了6亿元，一举打破了国产电影制作纪录。投资方之所以对《赤壁》有信心，除了相信吴宇森的票房号召力，更重要的还是电影的三国题材。事后证明，《赤壁》又创造了中国烂片的纪录，其票房大火却又令很多人士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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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是政治启蒙读物
　　新版《三国》尚未全部播完，但是，大家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其几乎完全抛弃了原著的价值观，刘备政权的汉室正统身份以及刘皇叔的仁义道德都被完全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赤裸裸的权力争斗和在争权中的尚智主义。其以曹操为主线的剧情设计，似乎更是带着历史偏见的史书的翻版。在《三国》原著中尚遮遮掩掩而读者又乐在其中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学，如今是再次登堂入室，大行其道。
　　国人虽有“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说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三国演义》成为国人人生中最早的政治启蒙读物。民众往往能够通过很多方式接触到三国。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往往是早年就读了《三国演义》，而更多的人则可以通过评书、电视剧了解《三国演义》，而在民间社会更是有着关公崇拜的悠久习俗。关公在很多地方被民众当做财神爷而供奉。《三国演义》并未随着历史的鼓角争鸣而远去，其仍然在深度地介入着当下国人的生活。
　　然而，民众其实只是被动地让传统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也是一种模糊的、零碎化的。而现在的复兴热潮则是让传统文化从国人幽暗的集体无意识中发掘出来，并成为光明正大的意识形态。不过，这种被动状态并不妨碍三国成为国人最早接触的关于政治与权力斗争的读物，并让“三国”情结在自己的身上延续。
　　《三国演义》是有史以来对中国政治斗争和权力运作进行的最为详尽而生动的一次解读，其以小说的形式填补了中国政治学的不足。它讲出了三代以来、暴秦之后，中国现实政治的秘密和一个专制帝国治乱循环的宿命。《三国演义》也就成为后世一部通俗化的政治“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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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对动乱的时代着迷
　　三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这也恰恰是诞生传奇与英雄的时代。而现实的残酷也拉紧了生命的琴弦，让人性呈现出巨大的张力。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对后世的吸引力，似乎总是强过那些所谓的太平盛世以及不好也不坏的朝代。这其实是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对待历史。事实上，国人对三国的热情并非如此超然。
　　三国时期之所以被称作动乱的历史时代，乃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文明与制度几乎崩坏。没有什么制度和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的行为。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意见，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为皇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解释。董仲舒提出汉朝的建立乃是来自天命，而不是来自于武力征服。对皇权来说，这是一个维持自己统治的最好的合法性解释。如果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上天的神秘授予，而是来自于武力，那就意味着任何人、任何政治集团，只要他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就可以把皇帝拉下马取而代之。
　　“天命说”既维护了皇权，实际上也对皇帝的权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如果皇帝是一无道昏君，不按照上天的意志实行仁政，那么，皇帝也就会被上天抛弃，天命也就会转到更合适的人身上。这可以说是天道宪政。
　　然而，汉朝这一根本的政治法则到了东汉就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闹剧。王莽之乱后，在平息了绿林和赤眉的“造反”运动之后，刘秀成为皇帝。然而，他也要面临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问题，这时东汉的儒家就发明了“天命再授”的说法。这种政治把戏堂皇上演，实际上宣告了天道宪政的脆弱，而且也直接为东汉末年黄巾军的“天命转移”说法，提供了现实的摹本。事实上，随着黄巾军的被剿灭，天道宪政也就此破产。天命实际上只是成为不同势力集团争权夺力的一个借口，而失去了任何对权力的制衡。这也就是到了三国时期，何以围绕权力而展开的争斗成为现实政治所有的内涵。
　　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又亲身见证了和三国时期同样的治乱循环。宋代知识分子超越了汉儒，将对皇权的制约从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宋初文彦博向宋神宗提出的“臣与君共治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在实践当中，王安石也实现了与神宗共定“变法”之“国是”的权力。而一直到南宋，皇帝与大臣都保留着这种执政传统。“国是”一定就具有了一种绝对的约束力，皇帝也不能轻易更改。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则通过形而上学的推演，而赋予了士大夫阶层制约皇权的合法性。他们分出了天命传承的道统与学统，道统适用于皇帝，但是，他们认为道统自三代之后就断了。天命就通过学统而传承了下来，周公之后是孔子，孔子之后是孟子，然后，越经千年，传承学统而知道天命的就是宋朝的理学家们。这实际上就是说，皇帝权力的合法性乃是士大夫阶层授予的，因此也应该接受士大夫们的制约。这是升级版的天道宪政。
　　而宋朝的覆灭实际上也就在此宣告了“天道宪政”的失效。而在元朝覆灭和明朝建立的混战当中，权力法则又再次成为了所有的政治。而明朝的建立虽然把理学推高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朱元璋的暴戾则让人轻易洞穿了这种政治把戏的所有奥秘。因此，在《三国演义》中所传达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罗贯中对其生活世界的认知。
　　罗贯中身处的时代与三国时期的相似表明，只有在文明与制度崩坏的时代，权力才会是政治的所有内涵。这样的时代因为缺少了思想的羁绊，也就把权力斗争的复杂演绎到了极致。
　　而我们虽然所处的这个时代要大大优于三国时期，但是，同样的文化断裂，也同样一度存在类似的权谋政治现实。由此，我们看到，与传统断裂确切地说应该是与传统文化精髓之间丧失了联系，而传统文化的某些糟粕却在这种断裂的夹缝中疯狂生长。
　　中国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行政权力之手仍然缺乏有效的约束，而且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当代的中国社会有如此之多的三国迷不是没有来由的。而大家对三国的迷恋，毋宁说是对权力的迷恋。在一个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罗贯中看到了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和循环，但他没有看透历史的黑暗，而当代一些人士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已经成为常识，都能看到中国社会应该通往怎样光明的未来。只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把这种少数人的认知转换为大多数人的认知。而粗鄙化的传统文化复兴难以把大众引导向对三国、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最值得担心的就是目前这种新版《三国》中确信无疑地对权谋的赞美与歌颂。而国人这样被刺激得越high，我们离三国也就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