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关公文化：中国文明没有失去道德感

三国文化博览

<div align=left>　　在民间，关公是少有的万能之神———赐福禄、佑科举、治病消灾、驱邪避恶、诛叛讨逆，乃至招财进宝、庇佑商贾，几乎是无所不能。关公还被许多行业奉为行业保护神，这类行业有二十多个。———乔继堂民俗学者关羽所代表的主要美德———忠义事实上有多方面的涵义，彼此容易纠缠不清，而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关羽的故事说明同时为父母、朋友、君王、国家和正义尽责是何等困难。不管官方传记编写人如何解释，这位英雄人物仍表现出人生的复杂。———(美)鲁尔曼

　　关羽是一位败军之将，《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陈寿最初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千年之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祇。

　　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谈到关公时描述道：“农民拜他，商人拜他，帝王拜他，就连黑社会也尊之为神。全世界任何华人聚居的地方，都不难看到一个赤面长髯、威武正直的人物受到供奉。”

　　在陌生世界营造熟人社会

　　南方周末：为什么到现代社会，关公崇拜仍长盛不衰？

　　王鲁湘：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就是一个陌生化的社会。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陌生的世界里。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人一旦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举目无亲，他首先去找同乡，然后找同学，找过去在什么地方共过事的同事，在陌生的世界里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熟人社会。但是熟人在一起并不见得就可靠。杀熟宰熟也很厉害，要想这个熟人的小社会变得可靠、变得可信任怎么办？拜关公。异姓的、无血缘的人在底层社会建立的自我保护机制，就是祭拜关公。

　　南方周末：关公崇拜自民国后开始强盛，在海外关公崇拜长盛不衰，背后的精神逻辑和现实逻辑是什么？

　　王鲁湘：中国封建社会到明清形成一个真正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主体是商贾，他们流动性非常强，总是生活在陌生的区域和陌生的人群中，就是现代社会经常说的一个词叫陌生人社会。在此之前，中国人永远生活在熟人社会，人在村里生活，周围的人非亲即故。但是现在，相当多的人离开了这个固有的社会结构，超出了伦理的秩序。那么他的社会性怎么定义？他怎么去建立他的社会关系？过去社会关系很简单，就是伦理关系，但是现在不是了。我没办法根据血缘关系中间所谓的秩序来定义我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然后再去定义我的义务和责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伦理秩序。这是关公崇拜的现实逻辑。

　　还有一种人，叫做知识分子，读书人。他们也逃出了自己的伦理社会，从村里头读书，一级一级考，一旦考中以后，分他去做官的地方，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规定，必须异地做官，为什么？就是权力不能和伦理社会结合起来。权力一定不能和熟人社会结合起来，以此避免权力被腐蚀。所以权力阶层这个群体也离开了那原有的伦理结构。但是这个群体数量，第一，不是很大；第二，他们建立了另外一个结构，就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一个官员社会结构，这个结构由一个伦理原则来维系，就是忠。

　　这个结构是垂直的，按照这个结构本身的要求，是杜绝横向联系的。官员之间横向联系是违法的。你只是一个垂直关系，向上你对你的上级负责，向下你管你的下级，最后是归到皇帝那里，对皇帝忠诚。所以“忠”这个儒家的道德，是官场的核心价值，它维系的是一个官僚社会垂直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

　　忠在民间社会没有，民间社会都是横向结构，横向结构这种又是非熟人的非宗法伦理的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就是义。

　　南方周末：拜关公产生于陌生社会，它的直接根源来自人精神的不安全感。在当代社会这个逻辑成立吗？

　　王鲁湘：在陌生的社会里，我们彼此不相识，会有很多所谓的承诺出现，但这种承诺我们都知道它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一转眼各自东西，这个承诺有什么意义？我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骗一把是一把。但是商业理性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在陌生人的江湖社会里，人和人之间就是一面之交。人生何处不相逢，天知道什么时候你们又见面了。那么你一旦失信于人，你一旦不守承诺，你是会受惩罚的，他为什么要惩罚你，就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群体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社会存在，这个结构不崩溃，是靠信誉维系的。要使信誉得以维系，我们要有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叫做“义”。谁失去了这个信誉谁就是不义，整个陌生人社会会唾弃你。因此，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价值中间的“义”字，就变化为陌生人社会的一个准则。

　　黑社会中“义”的价值标准双重化

　　南方周末：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带给后世的意义是什么？

三国文化博览

<font id="fosi">　　王鲁湘：维系刘关张关系的就是一个“义”字，在这个“义”字中间，有种种故事发生的是关羽。首先是对刘备和张飞的“义”，他结拜以后，在乱世中闯天下，在闯天下的过程中间逐渐树立了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然后开始把个人之间的结义关系深化到所谓的国家大义上来，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和所谓的恢复汉室的目标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颠沛流离，遭逢很多的磨难，而且把很多的责任都堆在了关羽身上。比如说他们打散了，关羽被包围，只有两条路：一是战死；一是投降。关羽可以战死，但是他选择了所谓的假投降，因为他的肩上还有另外一个担子，两个嫂嫂在他手里，这是他对兄长的责任。因此他就做了一个选择，我投降，但是必须为投降变节寻找一个合乎道德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降汉不降曹。

　　关公的气节和仁爱是他被崇拜的原因。一旦条件成熟，他坚决地辞去一切诱惑，不接受官印，给他的金子也都封起来，给他的锦袍用刀挑着不用手拎，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杀出一条血路，这都是义，就是对承诺的信守。

　　南方周末：关公崇拜是否悖逆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精神？是否与当代价值观冲突？

　　王鲁湘：肯定。它作为某种适当的补充，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说社会是白社会和黑社会两个结构。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那么作为一种社会的补充，义的合理性是存在的，它背后实际上是诚信。

　　只不过在江湖社会里，这种所谓的诚信常常变质了，变成了这种诚信的义只对我这个小团体。对外，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可以干，这就使它的价值标准双重化了。所谓的地下社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民间社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才需要有所谓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可以跨越集团利益的社会结构。法律最大的一个属性是，它是一个公器，在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彼此是陌生人的社会里头，最可能维持一个整体的利益的，就是法律。黑社会做不到这样，所以它的破坏性也就显而易见，我们必须把它限制在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能让它形成一种可以和法治社会抗衡的力量或者标准。

　　关键是这个民族值不值得信任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民间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差异？

　　王鲁湘：讲到关公崇拜，一定先从大的方面了解中华民族的信仰状态和信仰结构。有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拿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信仰形态，和世界的一神论信仰进行比较，发现很大不同，这个不同使相当一批主流学者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间，缺少一个宗教信仰的层面。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宏观结构中间，没有宗教文化的板块。这就使他们大惑不解。

　　在一神教的民族看起来，没有宗教信仰，一切都无从谈起。所有关于道德的最终的说明，人类道德感的来源，包括法学的基本原理，其实都来源于宗教。没有宗教做终极的探索，或者做终极设定的话，我们一切道德层面的东西、法律层面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不能推到底的，都会变成相对主义，所谓的绝对价值就不存在。全部都是相对主义，这个民族怎么能够长期延续？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民族值不值得信任？但是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恰恰是在古老的民族中间延续时间最长的。而且在这个生存中间，并没有因为这种好像缺少宗教的终极关怀，在很多问题上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而导致它的文化所谓的变态、走样。这似乎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

　　南方周末：宗教和信仰的产生和文明史的诞生是什么关系？

　　王鲁湘：一神论者强调绝对宗教，就是只有一个神，没有第二个神，这个神也没有配偶。而且这个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被人格化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