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传说的文化内涵

三国文化博览

　　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诸种传说
　　云南、贵州及与云贵接界的四川西南部地区，古称“夷越之地”，后来又被称为“南中”，南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222年，在蜀吴战争中，蜀国惨败于夷陵。次年，刘备疾死，南中的一些大姓趁机起兵反叛，图谋摆脱蜀国的控制，割据南中。三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汉王朝为平定南中，巩固西南大后方，派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南征。诸葛亮在南征途中，流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特别是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盛传着诸多和诸葛亮有关的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正是众多南征传说中比较典型和流传较广的传说之一，现列举两种以供参考。
　　传说一：
　　相传蜀军在云南滇中、滇东北一带与孟获多次交战。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策略，擒而纵，纵而擒，多次俘虏又多次释放了孟获。但孟获拒不投降，退到了秀崧山(今药灵山)上安营扎寨，筑墙修堡，凭借天险固守“城池”，准备与蜀军长期对峙。蜀军多次攻打，都未奏效，只好退回山下，再图良策。诸葛亮连续几天观察地形，透过栅栏门，看到孟获军士身着藤甲，顿时心生一计。原来，那藤甲全是用桐油和油棉浸泡后编织而成的，虽然刀枪难入，但遇火即刻燃烧。回到军营后，诸葛亮就命令各营将士准备好引火之物。在和孟军交战过程中，孟获看到大势不妙，只好带领残兵夺路而逃。蜀兵见了，只是摇旗呐喊，并不狙击。孟获下山后向西南方向逃跑，过了几个村庄，来到嘉丽泽畔，只见前面一片汪洋挡住了去路，即命令兵士解下藤甲，连片铺在水上，变成艘艘小舟，带领将士们登上藤甲舟，向杨林方向驶去。孟获带领残兵渡过嘉丽泽，到达杨林，看到后面已无追兵，便整顿人马，经七里湾坡向昆明方向进发。孟兵正行之间，忽听一声炮响，喊声震天，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原来，诸葛亮早已算定孟获必从七里湾退走，就派一队人马埋伏于七里湾以东不远的山坳里。孟获兵士看到林中大火，吓得惊魂不定，掉头就跑。看到军无斗志，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孟获只好下马投降。诸葛亮宽宏大量，再次把孟获释放了，从此不敢再与蜀军交战，带领残部悄悄退回秀崧山，任凭蜀军挑战都不理睬。他认为诸葛亮远道而来，粮食不足，只要守住山头，待蜀军粮草用完，便会自动退兵。诸葛亮识破了孟获的计谋，将计就计，人工假造“漾米堆”迷惑对方。孟获闻报，决定下山烧毁“漾米堆”断其军粮，谁知又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再次被擒。第二天，孟获等人被押往金城(今嵩明城)，孟获羞愧地跪于帐下。诸葛亮叫护卫为他松绑赐座，赏酒压惊，并问道：“孟公七次被擒，服乎？”孟获袒胸露臂，连声谢罪：“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好!好!孟公既不复反，顺应天意，实为俊杰。”诸葛亮说完，随即命令部下，在金城南筑土台搭松棚，准备与孟获歃血为盟，永世修好。当晚，诸葛亮与孟获面对秀崧山举杯盟誓，从此，蜀汉与南中永世修好，传为佳话。[①]
　　传说二：
　　相传诸葛亮率兵南征过程中，六擒六纵孟获后一直朝西追去。孟获剩下残兵败将千余人，由东至西朝着哀牢山方向溃逃，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听说哀牢山有一个“藤国”（今保山一带），盛产野藤，经过油泡日晒，可做士兵的铠甲。于是就往藤国逃去，沿路抢劫民女，掳掠财物，害得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只好逃到深山老林去避难。诸葛亮得知后，当机立断，挥兵追击，大军赶到塘子铺安营扎寨，要七擒孟获。当天晚上，诸葛亮施出神机妙计，摆开虚实阵势，在离孟获残部不远的山头上燃起火堆，叫士卒围着火堆奔跑，久久不停。孟获见了，以为是诸葛亮的千军万马追来，吓得胆颤心惊，拼命往塘子铺的后山逃窜。他们都跑得十分疲劳，刚要停下来歇息时，诸葛亮又心生一计，叫士卒吆来几千只羊，在羊角上扎上火把，放到山后，跑来跑去，遍山火起，人喊羊叫，使孟获更加害怕起来，一夜到亮，都不敢闭一闭眼睛。第二天天刚亮，孟获就带领他的残部，一口气逃到了藤国。他向藤国国王诉说了一番，请求国王发兵，国王答应了。于是，国王派了两个酋长，摔领三万兵马，身披藤甲，埋伏在东山的箐沟里，等候诸葛亮的到来。诸葛亮率军追到藤国，请当地人引路，亲自上山观察地形，并派赵云、魏延各带本部兵马，兵分两路，进入东山山箐。赵云将藤国伏兵诱出，魏延则率兵马从藤甲兵后面杀出，并点燃山路两边的柴草，藤甲遇火必燃，烧得那些藤甲并焦头烂额，死伤无数。孟获赶到，见此情景，方知中计，并又再次被擒。孟获又被押到诸葛亮面前，诸葛亮笑道：“将军若再不服，日后再来决战”。孟获暗想：这是第七次被擒了，七擒七纵，自古未有。诸葛亮又说道：“这次前来南征，是为了统一大业，并非是同你争夺地盘。只要你愿意归顺，你的地盘还是完全归你管辖。”从此孟获就归顺了蜀国。后来诸葛亮班师回蜀，百姓沿途相送，依依不舍。直到今天，塘子铺的人民还在本主庙供奉诸葛亮为本主，并尊称他为“五姓名首来安景帝”，年年祭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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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诸葛亮“七擒孟获”传说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刘备东征失败后，蜀国元气大伤。东吴和魏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边境上虎视眈眈。在这种形势下，蜀国的南方各地纷纷叛乱，并与东吴相互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将新生的蜀汉政权一举推翻。此时，诸葛亮首次执掌政权，加上刘备刚刚去世，不宜兴师动众。所以一时间，南方各地的叛乱浪潮更加猖獗，特别是南中的一些大姓趁机举兵反叛，图谋摆脱蜀国的控制，割据南中。蜀国可谓是局势动荡，风雨飘摇，所以诸葛亮必须南征以平定南中，巩固西南大后方。
　　孟获是叛乱的主要将领，按照常理，应该将其处死或囚禁，以此来维护蜀国的威严。然而，诸葛亮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七擒七纵”孟获，后来还给他封官，让他为朝廷所用。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七擒孟获”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七擒孟获”传说的解读和分析，可以梳理出以下文化内涵：
　　(一)“攻心”的战略观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远见的封建社会政治家，诸葛亮政治思想中杂着多种传统思想因素，而道、儒、法成分则较为显著。诸葛亮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在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诸种传说中，诸葛亮曾先后七次抓住孟获又放掉他即所谓的“七擒七纵”正体现了诸葛亮“攻心为上”的战略。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意识到了南中地区的特殊性，南中地区地处后方，物产丰富，又与东吴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他认为要想彻底稳定南中地区，就必须采用“攻心”战略，实行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只要做到使南人心服，南中地区就可以长治久安。因为蜀军尽管在野战和攻坚战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并占据了主要的城寨。但他发现，即使蜀军打垮孟获的主力，甚至杀了他，南中地区的叛乱仍不会因此而结束，孟获死后一定会有新的叛乱首领出现，所以蜀军必须留在当地继续征讨，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必将陷入无休止的游击战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安抚的方式迫使孟获彻底臣服，然后利用他的号召力来结束南中各地的游击战。此外，身处南中地区的蜀军还面临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他们在南中茫茫的大森林里水土不服，难以长久驻扎下去等。所以，诸葛亮为了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改变南中地区时常“叛乱”的局面，使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能够稳定下来，在军事作后盾的前提下，采用“攻心”战术，下令军队在同孟获作战时不能伤害他，只能生擒，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七擒七纵”孟获，让他心悦诚服，并保证永不叛乱，让蜀汉与南中永世修好。
　　著名彝族学者岭光电在其著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我对诸葛亮的看法》一文中说他佩服诸葛亮的有如下几点：一是“服心之策”，指出“这一策略在诸葛亮运用后，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派出经边大小官员的信条，是经边必须遵守的原则。”[③]二是重用当地民族的优秀人物，三是“移风易俗”，四是“无为而治”，使南中地区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他指出：“在一千多年以前，诸葛亮能详审内外形势，用这种适地、适时、适人的方法来治理南中，确是难能可贵。”[④]可见，“攻心”战略是保持南中地区长治久安最有效的办法，诸葛亮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南中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眼光取得了这场“攻心”战的胜利。
　　（二）“惟诚”的人才观
　　诸葛亮凭借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智，举贤用人，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用人、养人之道。谭良啸先生认为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注意对人才的培养；(二)取才不论亲疏；(三)以德才兼备为取才标准；(四)善用文人学士。[⑤]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诸种传说同样也体现了他注意对人才的培养，以及重用当地民族优秀人才等的人才观。传说孟获英勇善战、大智若愚，很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拥护，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都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在南中地区，孟获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叛乱首领，自然也是当地德才兼备的民族优秀人才。诸葛亮之所以“七擒七纵”孟获，原因有二：一是希望以此来感化孟获，让其心服口服地向蜀汉称臣，并借助孟获的势力来结束叛乱；二是对孟获的赏识和重视，诸葛亮曾说孟获“实为俊杰”，这一论断正说明了诸葛亮对孟获的赏识与尊重。诸葛亮是爱才之人，因此根据安抚政策，他决定收降孟获，并向将士下了命令，只许生擒孟获，不许伤害孟获，所以才会有“七擒七纵”孟获之说。孟获投降以后，诸葛亮还任命他新的官职，后来又把他调到朝廷里任职，官至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对各地官员的检查与监督，使孟获为朝廷所用。同时，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的支持与合作，更有效地统治南中地区，诸葛亮还重用那些拥护蜀汉政权、在当地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让他们参加蜀汉中央政权。如孟获的同族孟琰英勇善战，被任命为虎步监，官至辅汉将军，大姓爨氏首领爨习当上了将军等。除了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外，诸葛亮还遴选另外的一些当地人作为南中的官员。
　　在云南大理一带，至今仍流传着“诸葛亮三顾茅庐”的传说，相传诸葛亮在南征时，认为吕凯不仅胸有韬略，而且还是位名医，是位难得的人才，于是就亲自去拜访吕凯。第一、二次都没有见到吕凯，第三次终于见到了吕凯，两人非常投缘，于是就任命吕凯为行军教授兼向导官，胜利地深入南蛮之境。后来，诸葛亮还特地向朝廷表彰吕凯，任命他为云南郡太守。吕凯在任职期间，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他死后，被洱源县江尾镇的江尾18村奠奉为本主，并在马广村后石崖建造庙宇，享受人们的祭祀。此外，还有建宁太守李恢、永昌太守王伉等，都是诸葛亮经过长期考察后居任要职的南中人。正如上面所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儒家思想占大部分，所以在用人标准上仍就是采用儒家“用人惟贤”、“用士惟诚”的标准。诸葛亮是爱才之人，他能将心比心，用诚心打动孟获，让其彻底臣服，并能不计前嫌，重用他手下的其他少数民族将领，更难得的是诸葛亮竟能“三顾茅庐”拜访吕凯。可见，诸葛亮在人才培养上有他独到的用人和养人之道，他的这种人才观，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三）“惟和”的民族观
　　南中地区，自古被成为“蛮夷之地”，是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这里地势险要，环境恶劣，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较低。面对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其中，“南抚夷越”即是他安抚南中少数民族的政策。众所周知，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同儒家的理想是自然的融合和完美的结合，因此在他的民族政策里也表现出“惟和”的儒家思想。在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诸种传说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和抚”、“惟和”的民族政策。在平定南中叛乱的过程中，诸葛亮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特别是“七擒七纵”孟获以后，诸葛亮及其军队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和尊敬。尽管如此，诸葛亮认为，平定叛乱和由此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帮助南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诸葛亮就给当地少数民族传授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等，使得南中地区得到了开发。首先，诸葛亮在南中地区推广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建房技术。今天流传在傣族地区的传说就是一个证明，傣族传说说：古时诸葛亮到傣家地区，傣家人向他请教房子怎么盖，诸葛亮就在地上插上几枝筷子，脱下自己的帽子往上一放，说：“就照这个样子去盖吧”，所以傣族竹楼就象一顶支撑着的帽子，晒台就象帽冠。傣族妇女又向诸葛亮请教：“妇女下装穿什么样式好？”诸葛亮裁下自己的衣袖说：“照这个样子去做吧”，从此傣族妇女就按袖子的样式做成了筒裙等等。其次，诸葛亮对南中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重视。南中资源丰富，他在这里发展了制盐和冶铁工业等。诸葛亮在南中平定叛乱期间，能在短期内恢复社会秩序，采取怀柔政策，“攻心为上”，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成功的得到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千百年来云贵一带少数民族敬仰诸葛亮的重要原因。至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还在西南各民族中流传，如“基诺族传说说他们的房子也是诸葛亮教盖的，还说他们是诸葛亮南征时‘丢落的人’，敬诸葛如神明。景颇族中甚至将孔明当作“阿公阿祖”来崇拜”。[⑥]
　　诸葛亮“惟和”的民族政策，对维护蜀汉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得少数民族和汉族先进文化有了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作用，客观上推动了南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是十分可贵的，它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改善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促进了民族融合，正因为如此，诸葛亮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其谢世后，才会出现“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动人景象。”可见，对待民族问题，“和抚”，“惟和”的政策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战争自古以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经验为后世的政治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总之，“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可以说是诸葛亮一生的典型写照。淡泊明志，反映了诸葛亮独善其身与清静无为的情操；而宁静致远，则反映了他希望治国济世平天下的愿望。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攻心”的战略观、“惟诚”的人才观以及“惟和”的民族观，“七擒孟获”的传说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并为后人们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范例。“攻心”的战略观、“惟诚”的人才观以及“惟和”的民族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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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流传地区：昆明、嵩明一带。
　　②流传地区：下关西洱河一带；刘子江讲述，杨恒灿搜集整理（原载于大理市文化局主编《白族本主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③岭光电：《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我对诸葛亮的看法》，载于《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第34页。
　　④同上，第35页。
　　⑤谭良啸：《诸葛亮用人四论》，收录于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写的《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 ，1985年版。
　　⑥陶立璠：《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参考书目：
　　1、程景林，李秀春：《诸葛亮的传说》，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陈文道：《 诸葛亮的传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陈本荣：《诸葛亮南征新考》，收录于《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
　　4、陶立璠：《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5、岭光电：《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我对诸葛亮的看法》，载于《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
　　6、谭良啸：《诸葛亮用人四论》，收录于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写的《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 ，1985年版。
　　7、谭良啸：《诸葛亮与三国文化》，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8、谭良啸：《诸葛孔明四论》，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
　　9、王蕴华，宋俊周：《诸葛亮的举贤任能》载于《河北学刊》，1997年5期。10、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齐鲁书社出版，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