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悲剧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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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国演义》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匠心独运的合理虚构，大胆改造历史人物，将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位被传统文化所操纵，在道德与智慧的激烈交锋中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英雄。诸葛亮的悲剧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悲剧。
　　关键词：《三国演义》； 诸葛亮； 悲剧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诸葛亮是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一个近乎于神的人。但正是这位近乎于神的人，作者却让他以一个悲剧的形象贯穿于小说之中。看罢《三国演义》，掩卷细思，我却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不停地说：诸葛亮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在我看来，孔明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其忠的体现，也是其道德思想的悲剧；为报刘备三顾之恩，而与天命抗衡，是其“不得其主，亦不得其时”的人生悲剧；一生追求淡泊、宁静，却事必躬亲，是其命运的悲剧；身为一国之相，却“孤行其志”，是导致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政治悲剧。在“君尊臣卑”的历史环境下，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现出的是一种“儒者之统，孤行而无所待”的悲剧文化意蕴。
（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恩弃隐入仕，从此便开始了他神奇而又饱受沧桑的一生。从智夺荆洲到刘备入川，接着是平定南蛮，然后六出祁山，最后死在五丈原。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不已。他一生都在为刘氏尽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传统伦理观是诸葛亮的主要灵魂。
　　这种伦理观简而言这就是“忠”。无论中国古代的儒家，法家，墨家都强调“忠君”。《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君臣伦理观变成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正统名教，当然，罗贯中所塑造的“忠“的诸葛亮也不例外。但任何伦理道德不可能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它必然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处在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对“求善护礼”伦理观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可实现的矛盾必然产生悲剧。罗贯中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只能借诸葛亮的思想来阐发保存型的中国文化：“用悲剧意识暴露困境，又以不实际的文化之礼为原则，而对困境，中国人不是竭力求 ，而是努力护礼，维护礼的神圣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骗和走向毁灭，从而其弥合方式是毁灭与保存。”诸葛亮处东汉末世，朝纲已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不乏能人名仕，也想重振朝纲，求民于水火，诸葛亮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超群脱俗的一员，当然不甘心隐居清逸，置民于水火不顾，置国处危难而不闻。这正体现了他们积极的处世观，有施展才华，实现个人报负的理想。体现了忧国忧民的良好品质，但使他们苦恼，身处困境的是他们心中的“正统”已经败落，用“天命观”讲气数已尽，天命不可违，以诸葛亮的卓识也知道“匡复汉室，重振朝纲”何其坚艰难，所以当时有名望的前辈司马微，庞德公隐而不仕，借此逃避困境，独善其身，而诸葛亮之所以悲而且美就在于他敢于与“天命”抗衡，“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且他的忠不仅局限于一家一姓，作者赋予他爱民思想成份。为此他不会隐而求逸，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但由于他不会脱离时代赋予的伦理观，不会走“求真”的道路去匡复社稷，救民于水火，只能走“求善”之道，并在此中挣扎，以抚平他的人生信仰和追求，而且刘备的仁君身份及“三顾”的真诚也确实感动了诸葛亮，更坚定了“求善”“护礼”，择仁君而辅之的道路，“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和“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面等伦理观念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他把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理想并为之追求，却忘了现实往往何其残酷，片面追求人格理想，却忘了审视社会现实。用道德理想来对抗现存秩序，是他走向悲剧的另一原因，诸葛亮也很清晰：当时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占天时，孙权巩固江东基业占地利，而刘备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只能尽所能用“人谋”而求“人和”，以他的才华而实现隆中决策的三国鼎立，就以蜀地之一州而对抗曹之八州及孙权之三州是何其的难，他之所以悲就在于并没放弃，而想用自己的才学与天命一比高下，壮志难酬也在所不惜，也美于此。为了维护传统道德的“完善”及他们信奉的伦理观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实现个人的人格理想，为了“匡复汉室，救民于水火”他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 虽然诸葛亮有超凡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但在失去“天时”，“地利” 艰难境况下却无所建树，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即使占荆、益二州，实现《隆中对》的初步战略，如此去北定中原也是十分艰巨的。荆州一路有后顾之忧，孙权虎视眈眈，不能远离；益州一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实在不是理想的用武之地，所以实现暂的三足鼎立进而进取中原，统一天下难于上青天，何况蜀只占有益州一处，更是雪上加霜，也不可避勉的导致诸葛亮再有才华他无力回天，至心劳力竭而亡。虽明晰这些，但诸葛亮坚信自己的理想。有坚强的意志力量，他宁可辅刘室决不会去投曹操，从这个角度就带有悲剧色彩。中国政治悲剧的主人公绝不会自我否定，他只否定那些与礼的原则不和的东西。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看准了的”。诸葛亮为了“维护”而义无反顾，他坚信自己的“人谋”能战胜“天时”、“地利”。
　　这种不懈的韧劲和义无反顾让后人感受到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英雄气魄的悲壮，就连第一百三回，诸葛亮临终前发出“再不能计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的哀叹也让世人感受到这个杰出天才内心所深藏的时代孤寂感和死不瞑目的恨憾。世人为他的“人谋”的悲剧结局而惋惜，伤感。在他知难而上如履薄冰的悲剧历程中感人至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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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诸葛亮作为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他的道德人格，几乎达到“完人”的境界。他信守“淡泊”，廉洁奉公，不但生前不霸产于子孙，死后也不留财于后人，病危之际所上遗表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语帛，外有赢财，以伏陛下也。他就是这样，以自己高洁的人格和实际的行动，写下了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历史。然而，正是他那让后人诚然敬佩的道德情操，却成了他一生的悲哀！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兵败麦城，为孙权所害，至使孔明隆中对的战略计划遭到破坏。接着是张飞急兄仇为小人所杀，刘备为二弟报仇兴兵伐吴遭到败绩，国之精锐尽毁于夷陵。先主于白帝托孤于他，从此他便不再“宁静”。 “六出祁山”未能开辟半寸疆土；“事必亲躬”改变不了阿斗的昏庸。及至与他志同道合的赵云业已去世，这时的他收疲敝之余民，承愚暗之冲主，以向北方，还能有为吗？王夫之为此叹曰：
     张良遇高帝而志伸，宗泽遇高帝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怀深情而不易以告人，一也，而成败异。公怀心而不能言，诚千秋之遗憾与！夫大有为于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托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为少康、光武也，耻与荀、郭见役于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带之诏，义所可从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无分忧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庞统，法正不即盍亡，徐庶，崔州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关羽之傲，李严之险，无得间焉，领袖群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营营为也？ 正因为蜀汉无人，所以他虽然持守“宁静可以致远”的人生法则，却不得不“亲理细事”。这也是势不得已，而“非好为烦苛以竞长而自敝者也。”他虽讲究“淡泊可以明志”，但从他死前的遗表中，我们看到的他却像是一个如王夫之所描绘的——“掷晦不章，忧谗畏饥之疏远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其内心的隐忧，难以明言。先主托孤时，对他的信任从表面看，似乎无以复加，而实际上却对他心存疑虑，况且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吴三国，一时之重，集于一门，以他之聪明，岂能不知先主之心？所以面对“子不可辅，君自取之”的遗言，他只能剖心出血以示其诚。后主之任他，盖因先主之遗命而已，表面上似乎十分尊重，而实际上也疑心重重，否则为何一天之内连下几道圣书招他回成都。左牵右制，使其难以尽展其志略。他名义上是“相父”，但在“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中，后主则时时凌驾于他之上。有如王夫之所分析的那样：“其孤幽之忠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复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难乎？”所以即使在遗表中，也不得不取桑田粟帛，竭罄以告，来表白自己的忠贞，“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他出师北伐时，表上后主，以近贤臣、远小人为戒，但如王夫之所云，即使连小人之明都有所忌讳而不敢历指，况能制之使勿亲哉？身处此境的他，真的可谓“志苦而事难”唯有“以死谢寸心耳”。
　　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是“汉贼不两立”，但以此来看，“公之遗憾，岂徒在汉、贼之两立乎？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才能使天下进步，而是如何使天下重新姓刘。皇帝之位最好在一家一姓中永远传下去，即使传到傻瓜笨蛋手里也是当然的，绝对不能由他姓的贤者所代替。躬也鞠了，瘁也尽了，“扶不起来的刘阿斗”还是投降了，并且“乐不思蜀”招来后世人的无尽耻笑。后代人读《出师表》，往往被鞠躬尽瘁的高尚意境所吸引，而忽略了鞠躬尽瘁前提的荒谬以及全部过程违背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根本哲理。从这一点看，诸葛亮的悲剧结果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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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儒者之统，孤行而无所待
　　诸葛亮本是一名“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的南阳村夫，纵有一身经纶也未尝出仕，目的只有一个——贤臣择主而事。然而，刘备真的是他理想的主子吗？就他与刘备的关系而言，小说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歌颂这种“师友”加“君臣”的关系，就在于籍此表达知识分子这种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现实的政治中，这一关系却很难达成。刘备虽对他礼貌备至，信任有加，而实际只是使用他的才智而已，论私交，则远不能与关、张相比。在关键时候，信后者远过于信前者，重后者远过于重前者。《三国志注》引《袁子》曰：“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辨曰：“臣松之以为，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设使权尽其量，便当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能尽其用，犹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此辨主要是从诸葛亮一生之“为人”上立论的，确为知人之言。就与刘备之关系而言，也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希世一时”。但他们都不明白，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格局中，不论是哪个人主，都很难真正的做到对知识分子的“贤而能尽”。政统与道统本来就处在一种对立紧张的状态之中。在三国时期，孙权是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一时的，但袁氏所举孔明之言，虽不能确定它“事实”的真实性，却道出了“政治的真实性”，况且刘备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差孙权一筹。刘备平时对诸葛亮，的却能贤而能尽之，但在关键时候，能贤之而不能尽之。王夫之就把这一点看的十分清楚：
　　谈君臣之交者，竞曰先主之于诸葛。伐吴之举，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悲哉！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去歼遗恨终古，宗泽咏杜甫之诗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 ！
　　诸葛亮订交于吴的战略方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可惜空有其志而无主上的有力支持，也无同僚的齐心协佐，他只能叹法正之死而莫可如何。当初在留关羽镇守荆州的问题上，刘备本身就心怀私虑。按王夫之的分析，“为线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使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却不料关羽将事情搞的那样糟糕，激孙权降曹，破坏了诸葛亮的统一战线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刘备不善于将将之故，但其中内含的症结则是：“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从此看来，“先主之信武侯，不如信关羽，明矣。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尽兄弟之私，临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骄羽，而遂绝问罪曹氏之津，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
　　从此看来，杜甫《蜀相》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云云，并不仅仅是感叹其天不假时，功业未成；而且还蕴藏着对知识分子政治困境的深深叹息。他的“孤行其志”，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儒者之统，孤行而无所待”的历史显示和政治困境。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悲剧令人深思。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中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精神给予崇敬，并抒发了对一个示完成事业的贤相惋惜之情，郭沫若在《蜀道奇》中写道：“鞠躬尽瘁兮，诸蒙武侯诚哉武；全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也对诸葛亮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给予肯定。诸葛亮的为“知遇之恩”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他的完人式的道德人格，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热忱，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承当精神。他的羽扇纶巾飘飘然有神仙似之概的风姿，他的宁静，淡薄和满腹经纶的人文修养等，使他成为一个超越了个体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文化符号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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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夫之（清）.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08.11 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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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余英时. “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