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借荆州”前后孙刘两家之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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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退守襄阳。

　　在曹操北归之后，围绕着当时南郡重镇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在。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耽耽注视着这一纷争走势的情况下，孙刘两家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进行的精彩博弈，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意义。

周瑜浴血奋战夺江陵战功卓著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留在南郡的部属主要有守江陵的曹仁、徐晃，屯当阳的满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的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着军政职能。

　　孙刘联军追到到南郡，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周瑜传》）。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据《水经注》记载，故道从湖北沙市市东南分江水东出，流经今监利县北，折东北至沔阳县治附近入汉水。自此以下的汉水，也兼称夏水。 旧说夏水即今长夏河。按长夏河源出江陵县西北，东南流至沔阳县南入长江，与古代夏水经流大不相同。

　　刘备先“表琦为荆州刺史”，在南郡攻略战的同时，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先主传》）。事实上，刘备上表，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刘备这个 “表”，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以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南征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统治权。

　　刘备南征去了，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这时，江东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数万精兵，在南郡与曹仁隔江相对。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刘备手下的首席战将关羽，史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应当说，曹军此时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因此周瑜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不能攻下江陵。而刘备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将南荆州四郡拿下。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面前去围攻甘宁。甘宁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采纳吕蒙的意见，留淩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之后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不得不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周瑜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江东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 （《周瑜传》）。

　　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南），算是基本上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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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夺四郡成为大赢家

　　史载刘备“南征四郡”，很快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的太守皆降，只是武陵太守金旋 “为备攻劫死”，总体相当顺利。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刘备终于在痛失徐州多年之后再次拥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相应的行政机构。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驻江北”，实际控制区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以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与江东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能够马上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江东统帅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屯据江陵”的江东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刘备当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对其作了充分的描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江东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勿须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这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是以使孙权“稽服”了。反过来，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江东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备江陵，基本上具有了与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刘备“借荆州”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江东的执政者孙权。

　　对于刘备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鲁肃传》中说的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刘备“借荆州”。

　　江陵县置于秦朝，初为秦置南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发布诏令，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监察机构的一个分支。到了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拥有了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而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据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宫旧事》记载:“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汉末，刘表作牧，惧江南宗贼，遂镇襄阳。”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下，以诈谋诛除了荆州“江南宗贼”（湘沅一带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长沙等郡，为避开仇家行剌，便将州治移襄阳，但江陵城也就是荆州城的概念，便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锁定在这一片上地上了。此间，无沦是周瑜屯据也好，还是刘备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据这座城池为标志进而全面控制对荆州的领辖权。

　　刘备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若是不允，数万精锐之师孤悬于刘备的三面围困之中；再说，曹操新败，也不能不担心他卷土重来，横施报复。但要是“借”了出去，这正犯了立国大忌。因为孙权承袭父兄留下的基业，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已将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他在建安八年击败江夏太守黄祖以后，就立足于夏口，试图溯江西上打开进入荆州的门户，并打算在相机吞并荆州后再向益州发展。建安十三年当曹操由江陵准备沿江东进之际，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孙权，无疑便受到了来自南郡的严重威胁。如今已经席卷荆南四郡又得雷绪数部曲数万气候已成的刘备提出要“借荆州”，这就理所当然地令孙权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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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手下大部分都不赞成将江陵和南郡交给刘备，周瑜和吕范甚至直接劝说孙权将刘备扣下，硬生生的将刘备集团“消化”掉，只有鲁肃力劝孙权将荆州交予刘备。由于当时周瑜仍健在，且南郡是周瑜率领江东军马血战才夺得的，周瑜又领着南郡太守，对于刘备集团，周瑜也算是鹰派和遏制派，孙权大概也无法向周瑜开口，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了下来。</p>
孙权采纳周瑜临终遗言的无奈抉择


　　刘备提出要借荆州，最为犯难的莫过于江东的军前主帅周瑜。此前，在江东军马历时长达一年的南郡攻略战期间，由于周瑜分身乏术，因此他明知刘备要去占领江南四郡，却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如今，虽是屯驻在江陵，却也只是孤城一座。面对着如此窘困的局促之境，刘备的咄咄逼人简直是让这位江东的南郡太守如坐针毡！

　　周瑜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长沙几个县，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点地盘，若要是真跟刘备动起武来，甚至连回军东归的路极有可能断掉。所以，正是当刘备亲自到京口面见孙权时，他便跟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他是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周瑜传》）。这就是希望让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毕竟，此时、刘两家还与北方的曹操处于战争状态。孙权一则考虑到刘备还有可借驱策的用处，再则担心周瑜说的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贸然行事反倒伤了双方的和气，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计谋。

　　周瑜于是专门回了一趟京城，向孙权提出“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一旦打下刘璋的益州与张鲁的汉中后，便留下孙瑜固守这两处地方；到那时候，再与孙权合兵一处，去攻夺襄阳，如此东西并举，以图曹操。如此一来，江东便不仅可独占荆州八郡之地，甚至还可北伐宛、洛，问鼎中原。

　　孙权采纳了这个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挥部队整治行装，不料在归途中走到巴丘这个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时年仅36岁。

　　周瑜临终之前，还给孙权写了最后一道奏疏，除了对形势的分析、对国是的建议外，最为重要的是举荐了自己身后职务的接替人。他含泪写道:“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孙权一概照准，随即又为着“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 （《鲁肃传》），又力排众议，接受了鲁肃的劝谏将南郡出“借”给刘备。孙权的这一举措，算是答应了刘备的要求。鲁肃接替下周瑜的职务，最初还是去江陵赴任的，当他跟刘备办完交接手续后，才东返在陆口（赤壁市陆水湖出长江口，三国时期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为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行政区域）扎下大营。据《鲁肃传》记载:“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鲁肃“下屯陆口” ，江东缩短了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再加上鲁肃威恩并用，政令通畅，所以一时间主动前来归附者多达一万余人。

　　由于南郡是荆州的行政机构办公地（古称治所），所以民间沿用一向以治所指代区域的习惯说法，由此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演义故事--“刘备借荆州”。

　　孙权最终同意将江陵借让与刘备，是在当时曹操从东西两方面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关于出借荆州一事，也是他最终做出的无奈抉择。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使自己可以避免自周瑜死后本军在南郡所处的被动地位，专心一意地全力防卫东翼合肥一线。

　　依此而论，刘备能审时度势，趁势而上，这是其之所以顺利“借荆州”的基本保证；而孙权能够采纳采纳周瑜临终遗言及鲁肃的劝谏，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不为一时一事得失所囿的雄才大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孙、刘联盟才可以继续维护并延续下去，三国鼎立局面也才得以最终形成，故史书上记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鲁肃传》）。

时移势易孙权夺荆州陆逊重视宜都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已经夺得益州，由此取得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越地位。位居下游的孙权一向主张“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鲁肃传》），如今看刘备对自己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他无法忍受这一局面，次年派诸葛瑾去讨要荆州。可是，这时坐镇荆州的关羽根本不卖帐，孙权于是恼羞成怒，一面派大军向江南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发动进攻；另一面派鲁肃率军万人屯兵巴丘（今岳阳）以抵御关羽，而他自己则坐镇陆口亲临一线指挥，打算诉诸武力夺取江陵。

　　刘备接到警报，迅速作出反应，亲自率领五万人马从益州顺江东下，赶回荆州，并在公安设下大本营……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恰巧此时曹操进攻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便遣使向孙权请和，孙权许诺。于是双方订立湘水盟约：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等三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等三郡归刘备。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卒，孙权以吕蒙代统其众，镇陆口。吕蒙认为，关羽“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传》），建议孙权尽早谋取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刘备占领汉中，又遣军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声势极盛。当年七月，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向曹魏樊城、襄阳方向发动进攻。吕蒙见有可图之机，便向孙权提出了一整套袭取荆州的作战方案，孙权采纳了吕蒙的方案。

　　正好此时正在樊城前线的关羽因军粮不济，强行夺取了孙权存于湘水关戍的存米，此举不啻火上浇油，促使孙权立刻进兵偷袭荆州。由前军主帅吕蒙亲自带领主力偷袭江陵，而另由偏将军右都督陆逊率领的一彪人马则绕开江陵，直扑当年由刘备设置的宜都。

　　此间，接替张飞为宜都太守的樊友毫无戒备，他一见陆逊大军骤至，就只有弃城逃窜，所以陆逊没有费多大的力，便轻而易举地掐断了关羽与益州大本营的联系，同时也扼住了他的最后一线生机。十一月，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十二月，他与其子关平等人皆为孙权军俘虏，并被斩杀。

　　战争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当下便派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坐镇此处。陆逊权衡形势，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认识到，从此往后，孙刘两家为着荆州的归属，难免一战；而要想保有荆州，必定要以宜都为防御重点。于是，他一改此前荆州重南郡、南郡重江陵的惯例，着重致力于搞好宜都的边防建设，尤其是花大力气掌控好这一带的蛮人部族。为此，他找孙权“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逐一招降该郡各地的蛮族头领，希望他们真心诚意地归附过来，以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正月，刘备率军数万进军秭归，再自江南缘山载岭，军于夷道褫亭，夹长江两岸驻扎，沿途立营数十屯。陆逊据险扼守，两军僵持数月，难解难分，刘备军锐气尽失。一到时机成熟，陆逊使出一记“火烧连营”的毒招，刘备大败，退回到了永安城据守。而陆逊审时度势，果断的结束了对刘备集团的战争，回师防备魏国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  

　　陆逊作为江东后起的名将之花，曾上书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当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也始终恪守这一方针。总之，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中，正是由于特别看重宜都郡的战略地位，从而使孙吴西部国境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