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三次升值

三国文化博览

弁言

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影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有的人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人似乎盖棺论定了，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有的人却在继续不断地升值或贬值。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有新的文物或文献发现，应该对之重新作出评价；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价值观念也随之改变，或者某一历史人物对现实能起到某种借鉴作用（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在内）的。

诸葛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从三国至今，十分明显的升值至少有三次：

一、裴松之肯定，传承《后出师表》

二、杜甫讴歌“诸葛亮大名垂宇宙”

三、罗贯中让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

兹分述于下：

一、裴松之肯定，传承《后出师表》

《三国志》为晋代陈寿所著，此人曾任蜀国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蜀被灭之后，能得新建的政权重用，担负起编著《三国志》的工作，对他来说，很不轻松。

作为三国之一，蜀的人口、面积都小于魏、吴，而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也远不如魏、吴，更何况晋之开国者司马炎系篡魏而自立，魏晋系一脉相承的政权，而陈寿自己也要尽量避开有倾向蜀的嫌疑，在这种因素影响之下，于理于情，《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是必然的。

话说回来，陈寿编著《三国志》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安危，后人可以理解。但是后人仍旧会感到《三国志》的某些不足。因此，到了晋代消亡，南北朝时的南朝宋文帝下令裴松之（372-451）为《三国志》作注。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裴松之作注用了史无前例的方式方法，前人作注都是对文字的读法训解，《三国志》文字通畅流利并不奥古，不存在读法训解的问题。裴松之的注可分三类：一是陈寿有所遗忘或有所顾忌的历史事件；二是陈寿说得不够详细或不够确切之处，予以补充繁化或纠正；三是也引注不可靠材料，说明其虚妄，以免后人误信。他所采用的书籍达二百种以上，是一项巨大工程。

这二百种以上书籍极少一部分是当年陈寿曾见到的，不愿或不敢采用的。极大部分是后来陆续问世的，作者已经不再有陈寿当年的种种顾忌，对所闻所见作了比较可观的记载。就《诸葛亮传》而言，裴松之作注也极丰富。

《三国志·诸葛亮传》原文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此乃所谓三顾茅庐或三请诸葛亮一说之根据。但《魏略》却说：“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云云。说成是诸葛亮自行求见刘备的。裴松之引注《襄阳记》，证明刘备求见司马德操时，司马德操对刘备郑重推荐诸葛亮的经过。同时也引注《魏略》，但加以按语：“臣松之以为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类似性质的注有多处。

对于《郭冲三事》《郭冲四事》《郭冲五事》诸书有关诸葛亮的记载，都是赞扬诸葛亮的谋略出众的，裴松之均一一引注，然后分别下了“故知此书举引皆虚”等结论，以免后人被误读误导。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未见于陈寿所编第一部诸葛亮的文集，而此文实较《出师表》的影响更为深远。表文将结束时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了中华儿女爱民族、爱国家、勇于献身的光辉誓言，仁人志士，无不引用。然而既然被陈寿所不采取，又何以出现的呢?可信否?裴松之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后出师表》开始就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把曹操、司马懿等人都称之为贼，陈寿胆子再大，也绝不敢将此文收进文集，更不敢写进《诸葛亮传》，裴松之将全文注出，为我们肯定、传承了这篇不朽杰作，是他最大的贡献。这是诸葛亮在历史学范畴的升值。

二、杜甫讴歌“诸葛大名垂宇宙”

唐代由于综合国力的富强，先后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两次盛世。唐玄宗在位前期，国号开元，励精图治，老百姓得到了修养生息的机会。据官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二十九年（740、741）前后，天下有1573县，8412871户、48003690人丁，户口空前增多。粮食也比以前便宜。

这空前的繁荣局面却隐藏了严重的危机，唐玄宗李隆基好大喜功，又沉溺于声色歌舞，改元天宝后，任用大臣全凭其阿谀奉承之手段，贵妃杨玉环可以任意左右皇帝，国舅杨国忠任丞相，杨贵妃“义子”安禄山在三镇节度使任上拥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度占领长安，李隆基走上逃亡之路。当然，老百姓受的苦难最深重，饥寒流离，在战乱中死亡者满坑满谷。

诗人杜甫亲身经历了开元、天宝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曾被入据长安的伪政权所拘捕。肃宗即位灵武后，杜甫仍继续过着逃亡、寄食的不安定生活。而且在四川成都停留了较长一个时期。他也到了沿长江的白帝城、奉节等有着较多三国时代遗迹的城市和名山大川。

他听了山野父老有关诸葛亮的传说，更亲览了刘备、诸葛亮他们留下来的文献古籍，对诸葛亮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他深切感觉到如果能有诸葛亮这样智慧出众而又衷心为国的丞相秉政，那么安史之乱便不可能发生。正是在这种思想左右之下，他写了许多讴歌诸葛亮的诗篇。其力度之强感情之深，在中国诗歌史上无与伦比。

《蜀相》前四句写作者在武侯祠看到的景色，后四句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肯定了刘备主动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出山之说，当然就排除了《魏略》所载诸葛亮求见刘备的可靠性。认为诸葛亮对先主刘备、后主刘禅这两朝是尽心尽力辅助的。但是，这两次出师都未能告捷，而自己壮烈逝世了。这是莫大的悲剧，后世仁人志士都为之痛哭流泪也。不言而喻，杜甫首先对诸葛亮所从事的事业已经作了评价。因为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而死又有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区别，杜甫完全知道，而且认同。曹操、孙权二人所任用之心腹重臣不少，杜甫在诗歌中只是偶有提到，决不可能如此沉痛地予以歌颂、悼念的。

十分微妙的是此诗的含蕴颇为复杂、曲折，在评断诸葛亮的同时，似乎也对《三国志》以及《蜀相》一诗的读者有所评断，言外之音是歌颂、同情诸葛亮的读者都是英雄，而不歌颂、不同情诸葛亮的读者则非英雄也。

金圣叹说：“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把杜甫此诗作了更广泛的也是更深层的理解。即使杜甫当初并未如此设想，但仍产生了这一客观效果。

《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金圣叹又说：“若今蜀中得如武侯其人者，又何患西山之盗寇也。”他直截了当地把杜甫因世无诸葛亮而浩叹，一语中的。但仅限于蜀中，仍属短见，“蜀中”其实应是“朝中”也。

《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首先，杜甫在历史人物的可比性方面作了大胆的突破：伊尹是助汤灭夏桀的肱骨重臣，吕尚为绵延八百年的周的开国元勋，而三国之中的蜀偏处一隅，局面十分狭小，诸葛亮的作为自然很难与伊尹、吕尚相提并论，杜甫却以为三个人都在伯仲之间，似乎无分轩轾。再说萧何是刘邦的最主要的幕僚，第一任丞相，曹参则是萧何的继任者，萧规曹随，成为美谈，杜甫又慨叹萧何、曹参二人远不如诸葛亮这样“指挥若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伊尹、吕尚、萧何、曹参四人都是成功者，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很明显的影响。诸葛亮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又是个失败者，所以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讴歌又超越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成规。

问题还有更令人震惊的一面，杜甫所用“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等语句，把诸葛亮放在任何历史人物之上了，所谓“宇宙”、“万古”，那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时间，诸葛亮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在杜甫笔下，在唐代任何诗篇中，都没有出现过其他人物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杜甫又被人称为“诗圣”，诗人中的圣贤，他的诗篇集中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杜诗实际上也成了载道的经典。经过他的大力讴歌，对诸葛亮的崇拜、研究，从史学界延伸到了文学界，从士大夫扩展到了一般的书生。

这一次升值，既表现在内容的增加、强化方面，同时又把传播的范围从史学界扩展到了文学领域。

三、罗贯中让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

元末明初，罗贯中在宋人说三分、元代《三国志评话》的启发和影响之下，编著了进一步倾向刘备他们的《三国演义》。

凡是裴松之引注的记载，又被杜甫所吟咏的题材，罗贯中都以浓墨重彩予以描绘，即以三顾茅庐而论，这三顾的细节，都不相同，决不是重复而已。三顾之前以刘备拜访司马德操时，已经做了充分的铺垫。据这位隐居的耆老说，卧龙凤雏二人，亦即诸葛亮、庞统，得其中一人，即可治国平天下，所以刘备非找到诸葛亮不可，决心很大。罗贯中用诸葛亮的朋友石广元、崔州平、孟公威等人以及后来成为岳丈的黄承彦衬托，写足了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潇洒风度。又用关羽、张飞二人的粗鲁，二顾茅庐之后已经感到极不耐烦，再由刘备对他们说服，应该说，为诸葛亮的出见刘备经过有了针密线细而又有声有色的特定的气氛。

诸葛亮早已对天下大势有了如指掌的精辟分析，如何分别对待曹操、孙权更是他的谋略的核心。诸葛亮对刘备所担心的许多问题的答复，也就是所谓《隆中对》这一文献的内容，则通过两人的对话有了充分的交流，而且取得了一致，使人感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出师表》《后出师表》都是诸葛亮传世的不朽文献，《三国演义》都用较多的篇幅交代了上表的过程以及朝野对表文的感受。

《三国演义》又把诸葛亮斩马谡处理成为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关目，则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不仅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且以败来写诸葛亮的一生谨慎、执法严明和令人感动万分的人情味。

陈寿《三国志》载，诸葛亮于建兴六年出祁山时，魏延等人皆为适当之先锋人选，而诸葛亮用了马谡。罗贯中没有忠实于陈寿之记载，他改为马谡自告奋勇，孔明起初也未答允，告诉马谡街亭地势极难防守，马谡认为自己熟读兵书，懂得防守之道能够胜任。诸葛亮觉得对方的司马懿等足智多谋，还是不放心他去。马谡仍坚持要去，并立下了军令状，诸葛亮这才勉强同意了。在这个问题上，罗贯中的创作思想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认为陈寿的记载有故意贬低诸葛亮之处，也许他有一种比较朦胧的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的想法，很难对他下结论。但是，他这一处理被读者认为完全符合诸葛亮一生谨慎的准则，写得非常生动而获得成功，则是事实。接着，诸葛亮为马谡如有失误而作了周密的预案，诸如派王平为副将，派高翔屯兵街亭东北角的列柳城，派魏延屯兵街亭后方，再派赵云、邓芝于箕谷道为疑兵等等，更进一步强调了诸葛亮的一生谨慎。

最精彩绝伦的是马谡失街亭之后还波澜迭起，许多情节也有《襄阳记》等野史作证，并非虚构。该不该斩他，确曾发生争议。史学家习凿齿更认为是“杀有益之人”，但是诸葛亮仍一本执法严明之一贯风格而决定处斩。诸葛亮是十分重感情的，不禁热泪盈眶，告诉马谡切勿以死后家室无依无靠而不安，“吾与汝义同弟兄，汝之子即吾之子也”。而马谡本人对处死也心服口服。

故事到此是极大转折，当然并未立刻结束，失街亭后扭转极度危险局面者为赵云。于是嘉奖赵云。此时此刻，诸葛亮作了反思，想起了刘备在世时曾告诫过他，说马谡往往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而如今竟重用了，当然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自贬三级。附带要说明的是，陈寿《三国志》载明街亭之战有功者是王平，赵云也是受处分的，罗贯中把功劳记在赵云身上了。

似乎罗贯中仍不满足，再从诸葛亮的对立面身上落笔，赤壁之战固以胜利结束，周瑜对诸葛亮的谋略才华不太甘心，于是对诸葛亮处处提防，设计对付，结果仍旧被诸葛亮处处占上风，周瑜被三次气得郁闷而死。临死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借东吴大臣、文武双全的周瑜把诸葛亮作了极度的歌颂。及诸葛亮病危，担心魏军乘蜀军后退之际追击，命令死后保密，不发丧，并制定了退兵之策略，让魏延、杨仪等遵照执行。事态发展一如诸葛亮生前预料，后退时魏军追至中途，误以为诸葛亮仍在指挥，不敢深入，于是司马懿领兵而回。不久，魏国知道当时真相，有人责备司马懿过于胆小，失去灭蜀的机会，司马懿说：“我能料他的生前计谋，怎知道他的计谋在他死后还在执行呢?”

我们可以发现，在罗贯中通过《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诸葛亮一方面把裴松之引注的材料、杜甫所歌颂的事迹都用了形象思想使之重现，不仅有所增益，而且细节描写也作了繁化。《三国演义》的影响所及，再也不限于史学家、文人，而且遍及一字不识的妇女、儿童，包括三姑六婆，贩夫走卒。至此，诸葛亮再次升值，既文且武，道德亦无瑕可击。又聪明绝伦，古今一人。升值的规模遍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男女老少。

结束语

我这里说的三次升值，那是指最主要的最明显的升值，如相传岳飞书写《出师表》、清代大演《鼎峙春秋》与《失·空·斩》等三国戏、抗战时期黎东方在重庆等地的开讲《三国》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升值，作为文学艺术而言，已经很忠实于历史记载了，不必对之苛求。至于缺乏文化的读者、听众以为历史就是如此，至于罗贯中写诸葛亮借东风、临终前祭星斗等等手法，无补于升值，反而把诸葛亮神化或妖化了，这都是历史的局限性，难以避免。

诸葛亮是历史上的一个确确实实的人物，他的政治谋略、军事行动都有对立面，在诸葛亮不断升值的同时，他的最主要的对立面曹操也在不断贬值。裴松之引注诸书中有《曹瞒传》，曹操乃是阴谋家、好色之徒、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杜甫在题画诗中有一句“将军魏武之子孙”，对曹操未歌颂一句。罗贯中《三国演义》把曹操刻画成了典型的“宁我负天下人，不令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小人。

如今，成都、襄阳等地，凭吊诸葛亮遗迹者络绎不绝，曹操则庙也没有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了中华儿女的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