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吕蒙依孙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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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吕蒙传》云：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 ，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 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时当职吏以蒙年小轻之，曰 ：“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与蒙会，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逃邑子郑长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闲为言，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
　　这段史事因吕蒙之少年奇志与孙策之慧眼识人而为人称道，但其中却有不少令人疑惑之处。

一、时间问题
此事发生的时间一直没有定论，“蒙年十五六”是一条重要线索，但吕蒙的生卒年有不同说法。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建安二十四年，破关羽定荆州后，“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1]
于是《三国志集解》认为吕蒙“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219年），既然卒时四十二岁（虚岁），应当是178年出生。
另一种说法认为获关羽定荆州在十二月[3]，而从蒙传来看，从病发到去世经历了一段时间，很可能卒于第二年（220年），那么应当出生于179年。
按前者算，吕蒙十五六岁（虚岁）当是192-193年，即初平三年到初平四年，按后者算，当为193-194年，即初平四年到兴平元年。

再看孙策传时，有人会提出疑问：孙策于兴平二年[4]才正式南渡江东，而此前屈事于袁术，怎么会在江南“讨山越”遇到吕蒙呢？

其实此事应当发生孙策首次到丹阳郡募兵之时。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 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於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 欲自凭结，原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术谓策曰：“孤始用 贵舅为丹杨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策遂诣丹杨依舅，得 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於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
又根据“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5]来看，孙策首次到丹阳募兵应在在初平四年。《三国志·武帝纪》等云初平四年“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也应指此时，老M对此曾有专论，此处不赘述。

把《吕蒙传》与《孙策传》等结合来看，便知此事发生在初平四年的丹杨郡无疑。

另，《建康实录》曰：“（吕蒙）年四十卒于宫中”，则此事发生在兴平元年至建安元年（194-196年），此间孙策并未讨山越，故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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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郎=“山越”？</p>     那么，与《孙策传》的“大帅祖郎”就是《吕蒙传》的“山越”吗？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记载找到答案。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二年夏，……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
     又《孙辅传》注引《江表传》曰：“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闲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
     由此可见，当时的祖郎是丹杨诸县的“山越之首”。

三、“校尉袁雄”是为谁？
     疑问又出现了：孙策的手下会有“校尉袁雄”这样的人物吗？
     孙策到兴平元年才被太傅马日磾表为“怀义校尉”[6]，而初平四年时袁术不还孙坚旧部，他身边只有孙河、吕范和一些私客，即使在丹阳招募到数百人，能得到邓当作为其将已经不容易了，怎么会有校尉之职呢？
     或有认为，行督军校尉朱治，“会坚薨，治扶翼策，依就袁术”[7]，不就是孙策手下有“校尉”的证明吗？
     但朱治在初平四年并没有跟随孙策到丹阳募兵：一是《吴景传》云“孙策与孙河、吕范依景”，二是《吕范传》云“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如果朱治这样重要的人跟随孙策左右，断然不会如此书写。
    所以笔者认为当时孙策手下并没有“校尉”，那么这个“校尉袁雄”从何而来，又何以替吕蒙向孙策求情？

      回顾一下孙策在丹杨的经历：因袁术任命了孙策舅父吴景为丹杨太守，堂兄孙贲为丹杨都尉，“策遂诣丹杨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
      很多人认为孙策人生第一次战斗败给了贼帅祖郎，但《吴景传》的记载并非如此：“孙策与孙河、吕范依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郎败走。”
      据此可以推知，孙策是在吴景等人的帮助下打退了祖郎。另《孙贲传》曰：“术表贲领豫州刺史，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而丹杨山越正是以泾县祖郎为首，可知孙策、吴景、孙贲确为“合众共讨”。

      吴景常随孙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后来被袁术任命为丹杨太守[8]，可见手中有一定孙坚旧部。孙坚说“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9]，而丹杨是有名的“精兵之地”，吴景兵权不容小视，校尉袁雄很可能是孙坚旧部而效命吴景之人。而孙贲为“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10]，按汉制，将军麾下应设有校尉，故袁雄也可能是孙贲麾下。
      总之，校尉袁雄应是吴景或孙贲的人，而非孙策直属。

      另，朱义封同学认为，虽然陈志记载吕蒙姊夫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但他也可能是孙贲手下“讨平山越”之将，而在吴书中归为孙策将。亦可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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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作为“破虏将军”“乌程侯”孙坚的嫡长子，孙策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而比他年长的亲戚和旧臣们都对他毕恭毕敬。后来袁术派其堂兄孙贲打败九江太守周昂，而许孙策为九江太守，便是一例。[11]</p>      所以，面对英气逼人善于御众的孙策，年长的吴景、孙贲虽然实力强大，但毕竟都属孙坚旧部，无论从家族地位还是社会势力来说，他们都必然居于孙策之下。同理，吴景、孙贲的部下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深知孙策决定的权威性，所以才会有求于他。
     
      总之，年少慧黠的吕蒙让吴景、孙贲手下的袁雄向孙策求情，既是他有胆有识灵活机智的表现，也是孙策权威性的侧面体现。而善于“览奇取异”[12]的孙策慧眼识英雄，看出了这个十五六岁少年的超人之处，于是引置左右，加以培养。从此，吕蒙不仅开阔了眼界，还有机会接触到政权的上层人物如张昭等[13]，为未来发展打下重要基础，最终成为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角色。
   
[1]见《三国志·吕蒙传》
[2]见《三国志集解·吕蒙传》
[3]见《三国志·吴主传》：“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遂定荆州。”
[4]兴平二年渡江说为一般观点
[5]见《三国志·孙策传》
[6]《三国志·孙策传》
[7]《三国志·朱治传》
[8]见《三国志·吴景传》
[9]见《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
[10]见《三国志·孙贲传》
[11]见《三国志·孙贲传》：“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及《三国志·孙策传》：“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
[12]见《三国志·孙策传》陈寿评语
[13]见《三国志·吕蒙传》：“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拜别部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