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诸葛，败也诸葛：诸葛亮领导方式的七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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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是蜀汉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其在领导行为上的战略失误、自知不足、不善育才、不当用人、不善授权、赏罚不平、不善纳谏等领导过失，使得蜀汉最先灭亡，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领导对组织管理的好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目标的带头行为。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风范，数伐曹魏，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一个理想的全智全能的几乎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是封建中国士子“为师”、“为将”、“为相”的完人，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化身，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而他又本性谨慎，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然而，为什么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最先灭亡？ 细读《三国演义》及《三国志》后不难发现，诸葛亮也有不审时度势、穷兵黩武、用人失误等多方面的缺憾。本文通过对诸葛亮不当的领导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以期对现在的组织领导者有所启示。
一、战略失误
　　战略是指组织发展的全局方略，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大方针与计划，正确的战略是组织走向成功的前提。诸葛亮在隆中制订三分天下的战略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后荆州战略失误为蜀汉灭亡埋下失败种子。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处要冲，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需先占据荆州。诸葛亮以惊人的智慧，绝妙的策划，在赤壁大战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并以此为基地，随后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隆中战略，实现三分天下的局势。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①当四川吃紧时，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守荆州责任重大，关羽接印，诸葛亮擎着不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半天。这一动作表现了诸葛亮的忧虑，他清楚关羽的致命要害，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一再告诫关羽，最后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亮对当时局势估计严重不足。做出令关羽攻打樊城的决定，结果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执意出川讨伐不该讨伐的东吴，破坏联吴抗曹战略决策，诸葛亮仅点到为止也没有拒理力谏，以致刘备之败。本来刘备进位汉中王后，诸葛亮应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诸葛亮战略失误，使荆州地失人亡，因而夭折了隆中战略。总观荆州之失全过程，关羽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领导责任应由诸葛亮承担，这比“马谡失街亭”的错误更大，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因为荆州这一步牵涉到蜀汉发展，事关隆中战略布局。诸葛亮一生事业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与荆州战略失误存在直接的关系，荆州地失人亡标志着蜀汉由盛转衰。
二、自知不足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作为一位高明的领导者非常需要具备知人的本领，更重要是自知，只有这样才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宋朝司马光说：“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②诸葛亮朋友司马徽也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天”则是历史规律，只有遵循，无法抗拒。首先，诸葛亮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与环境的自知，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已不存在：
　　（1） 三国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失荆州及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统一天下已不可能。
　　（2） 对手十分强大。仅以一对手司马懿为例，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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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蜀魏百姓均已厌战。长年战争难得一时平静，而诸葛亮却要连年北伐，也是逆天而行。其次，诸葛亮对自身认识不足。诸葛亮好友崔州平也曾指出“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其后更有很多例子：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劝孔明：“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孔明曰：“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之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连连失败，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的命运。天下乃有德者取而居之，并非一直是刘家的天下，两人不自知，不自量罢了。
三、不善育才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才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是借助别人的力量。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给西蜀带来一次次的致命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而！”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华容、荆州，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政策。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但并没有引起对诸葛亮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曰：蒋琬、费一“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其次，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习凿齿评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官至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禅）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加上天雨，李严运粮不济，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第三，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薄”，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第四，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廖立、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四、用人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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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前已论述，诸葛亮非常清楚荆州之重要，然而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的严重估计不足，做出关羽守荆州，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但因此把马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庸才”的代名词，是不公正。马谡是个人才，街亭之战以前，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下过大功，比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而诸葛亮却把他推到了主将的位置，而且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五、不善授权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 “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有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刘恒皇帝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史记。陈平传》）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六、赏罚不明  
　　赏罚是领导的重要手段，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强化正义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贵信，罚贵必，赏罚应公平。然诸葛亮赏罚不明：首先，罚不平。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事先立下军令状，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赎罪”，诸葛亮就饶了关羽，放纵了关羽，以致后有荆州之败。《三国志。蜀书。蒋琬费一姜维传》记载，刘备发现诸葛亮提拔的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在发怒中“将加罪戮”，而诸葛亮硬说蒋琬乃“社稷之器”，还要求刘备“重加器之”。坚持斩杀马谡，晋人习凿齿认为可惜，当朝大臣蒋琬也认为诸葛亮斩马谡确实有些过分， 《三国志·马谡传》：“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其次，赏不信。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在视察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亲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府库。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固执、独断专行用个人爱将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撤退，本应是有功将领，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即使知道了实情，诸葛亮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可见，诸葛亮赏罚不明。  
七、不善纳谏  
　　政军统帅的诸葛亮不善于纳谏，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以致做出多次错误决策：  
　　第一，平定南中时，诸葛亮开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待遇到严重阻力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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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北伐时，大臣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宁肯不用国内有才之人，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
　　第三，北伐时“数有战功”的魏延，北伐时亦提出过亲带精兵五千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以后也一直不纳魏延之建议。  
　　第四，马谡是诸葛亮深为器重提拔的青年将领，刘备生前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第一次北伐，“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宿将魏延、吴懿”等将领，而诸葛亮却拒“众意”，固执地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惨败，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象诸葛亮这样的领导都因不善纳谏自取其败。  
　　不同意见到底对领导行为能起什么作用，结合诸葛亮行为可总结如下：  
　　第一，不同意见的表达，实际上是向领导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计划，如诸葛亮可选择对南王“兵战”、“心战”或“两者结合”，选择“立即北伐”、“不北伐”或“蓄势而发”。  
　　第二，不同意见的表达，有利于各计划之间互相比较，显出优劣，取长补短。如魏延北伐战略，虽显草率，但在当初蜀魏实力相差太大情况下，不采取险招不可能取胜。  
　　第三，不同的逆反意见的讨论，有利于给下属提供更多锻炼机会，有利于培养人才。  
　　第四，不同意见的讨论，有利于统一认识，这样一旦做出最后决定，上下就会同心同德，共同实施计划，诸葛亮北伐遭到谯周、李严等反对，其未先做好统一思想工作，执意北伐，结果均无功而还，又劳民伤财。  
　　第五，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提高决策的可行性，当实践第一方案不行时，可用第二方案，平南时， “兵战”不行，而用“心战”，就是一例证。  
　　第六，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如斩马谡之误，诸葛亮曾因“华容”一案放过关羽，曹操也有割发代首时候，为什么就不能放过马谡，让马谡戴罪立功，况且马谡虽说带兵不行，但是一位难得“高参”。  
　　第七，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避免领导自己受人愚弄和左右，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使领导全面了解情况，周密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有利于领导自身知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蜀汉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蜀汉政权“鞠躯尽瘁，死而后已”，使他成为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唐代诗圣杜甫在诗《蜀相》中称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笔者也非常欣赏，但诸葛亮的领导方式上的失误的也为蜀汉灭亡埋下为种。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平衡。荆州丢失，关羽丧命，刘备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全军覆没，病死白帝城。诸葛亮受托辅少主，开始执政，也只西南一隅，且南中反叛，国内动荡，矛盾加剧，面临“民穷兵疲”的困境。加之不满百万人口的蜀汉，官僚机构出奇的臃肿，以致赋役繁重，百姓无法生活，三国蜀汉最短命也就成了必然结局。总之，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对蜀汉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专断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没有把国家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当然蜀汉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领导责任。正所谓：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