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备“汉”政权被篡改为“蜀”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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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是最为人们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历史。人们习惯将当时鼎立的三个国家分别称为魏、蜀、吴；或者是曹魏、蜀汉、孙吴。影响很大的90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就是让刘备的人马杠着“蜀”字大旗跑来跑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魏、吴分别是曹氏政权和吴氏政权的国号，而刘氏政权的国号是“汉”而非“蜀”，将刘氏政权不称“汉”而称“蜀”，实际上是作为刘氏政权的“敌国之丑称”，身为旁观者的我们自然不当采用，此是其一；其二，既然承认三国时期是三个国家鼎立的客观事实，那么按照曹魏、孙吴这种以建国者之姓加国号的组合惯例，刘备所建立的政权就不应当被称为“蜀汉”而应当被称为“刘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错误，却为什么会延续将近两千年而得不到纠正呢？

一，“兴复汉室”是刘备集团谋国的最佳策略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混战，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 [1]分别控制着中国的南北。一直苦无地盘的刘备集团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借”荆州，夺巴蜀，好不容易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初步显示出了三国鼎立的态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遂“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2]遥“表”于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后就自立为汉中王。刘备为什么要抓住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字不放，应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方面的思考而采取的一种正确决策。
　　汉朝曾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统一和强大的政权。秦朝末年，沛县亭长刘邦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逐渐歼灭各路豪杰，创立汉朝（史称西汉）。西汉末年，远支宗室刘秀兴兵南阳，重建汉朝（史称东汉）。现在东汉王朝又已经衰微了，与刘秀一样，也是刘姓远支宗室的刘备能不能够历史重演，再次匡扶汉室呢？可以肯定，刘备、诸葛亮等人都是希望能够这样的。
　　刘备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典略》早就指出他不过是“临邑侯枝属也”。正如裴松之所说：“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 [3]虽然如此，但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相当神圣的，正统观念不仅是地主阶级拢络人心、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的；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也打出“反莽复汉”的大旗。尤其是西汉董仲疏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反复宣传后，更是如此。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连占据江东，实力雄厚的孙权也只好“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 [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就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而刘备虽然是汉室远支宗室而且世数悠远，但恰好他毕竟是汉室的宗室子弟，说他以“兴复汉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不言过其实，又有利于吸引人心，招揽人才。所以，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就明确地对刘备指出：“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5]这就是要刘备充分利用他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
　　从当时的情况看，“兴复汉室”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当刘备取得汉中后，跨有荆、益，不仅具备了“隆中对策”所确定的两路北伐的条件，而且比起刘邦当初从汉中开始征讨天下、兼并群雄时的情况和力量更为优越。镇守荆州的关羽出兵攻打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利”。 [6]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的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所以，打好刘备是“帝室之胄”要“兴复汉室”这张牌，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自己的最佳策略。

二，刘备政权的国号确为意图匡扶汉朝的“汉”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魏国。又传闻汉献帝已遇害。眼看祖宗基业废于一旦，刘备在悲伤之余，命令文武百官尽皆挂孝，为汉献帝发丧，本追谥他为“孝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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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刘备的文武百官纷纷上言劝进，所谓“应天顺民”，“当龙升，即帝位”。刘备起初没有答应，诸葛亮引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对刘备说：“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光武帝庙号，代称光武）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得尺寸之功如纯言耳。”[7]诸葛亮这一席话，从当时的形式，引古证今，用“正统”的观点，将刘备应该当皇帝的道路说透了，刘备也就不再推辞了。
　　就在曹丕称帝的第二年（221年）四月，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根据诸葛亮等人的建议，认为“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 在刘备称制帝的诏书中特别提到“脩社稷”、“嗣二祖（即汉高及光武）”、“兴汉阼”，其绍继两汉之意昭昭。[8]这充分表示，诸葛亮等人是决心继续辅佐刘备再走一次汉高祖的道路，以求再一次重演光武中兴汉室大业的故事。
　　遗憾的是，无论是汉高祖先刘邦从汉中和巴蜀起家的历史，还是光武帝刘秀重建汉王朝的历史，在刘备和诸葛亮的身上都没有重演。为什么“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呢？追本溯源，从天下大势说，是此时的曹魏政权已经稳定地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与刘邦、刘秀时的天下大乱不可同日而语；从刘备政权自身而言，是关羽的荆州之失和刘备的夷陵惨败，使本来在三国中就实力最小的刘汉政权元气大伤。后来虽然经过诸葛亮的苦心经营，重新修复了与孙吴的联盟和积累了进行北伐的物质、军事力量，但往日的景象毕竟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
　　到诸葛亮在建兴六年（228年）开始北伐时，魏国历经两代的经营，根基已经牢固，诸葛亮仍以“兴复汉室”作为统一的旗帜、口号，已经显得过时，再也不能起到摇憾人心的作用了。以第一次北伐来说，准备可谓充分，进展也很迅速，可是一当魏明帝西镇长安，一举打下街亭，就逼使诸葛亮收兵而返。再看最后一次北伐，尽管史书上赞美诸葛亮分兵屯田，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不错，但当诸葛亮一死，百姓就“奔告宣王（司马懿）”[9]。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魏国老百姓对诸葛亮进行北伐战争的态度是不欢迎的。
　　尽管如此，刘备政权仍然是紧紧张抓住“汉”字不放的。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说：“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后的诏策中说他：“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10]这些都足以表明，刘备政权始终是以“汉”字为国号和立国基础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言，刘备、诸葛亮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并非就是一定要恢复东汉王朝，政治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如果刘备真正将自己作为汉献帝的下属，那么当曹丕篡位时，刘备就应当“勤王”而不是称帝和意气用事去打孙吴。所以，“兴复汉室”这面旗帜说到底，它只是刘备集团用以发展本集团势力及维护本集团利益的一种策略，并因这一具有政治眼光的策略而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机会。当然，如果他们能成功地实现统一，他们也是决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的，那就是成功匡扶汉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在西汉、东汉之后又会有一个崭新的汉朝出现。事实上，刘备政权称刘邦的汉朝为前汉，刘秀的汉朝为中汉，而自己的汉朝为季汉。[11]而这样的称谓，在历史上是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同的。

三，刘备的“汉”政权被篡改为“蜀”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作祟

　　实际上，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建立的东汉，刘备建立的季汉，是各自不同的三个政权，刘秀、刘备虽是高皇苗裔、景帝玄孙（刘秀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之后，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但与皇室正支关系都是十分疏远，而且他们都是独自起家，另起炉灶，只不过借用了“汉”的名义，其实是自创一朝，并非是前政权的延续，这从光武封禅不因孝武旧封来看已经十分清楚。但后世人本于传承先业的传统，像看待二周、两晋、两宋一样看待两汉甚至三汉----西汉为前汉，东汉为后汉，蜀汉为季汉，其实也就是因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但为什么有人一定要给刘备的“汉”政权加个“蜀”字甚至以“蜀”代“汉”呢？这不得不从陈寿撰写《三国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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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正因为如此，以臣凌君，得国不纯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陈寿在这种情况下著《三国志》，非常为难。他原为刘备政权的官员，后入晋，为著作郎，负责撰写国史。虽然他以魏、蜀、吴三“书”分别撰写三个国家的历史，以示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但是，就全书而言，他不得不以以曹魏为正统，只有《魏书》有“纪”称皇帝为“帝”，而《蜀书》、《吴书》只有“传”皇帝也只称“主”。这一则是因晋朝初创，朝中多为为故魏遗臣；二则因晋受魏禅，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的成色。倘若承认刘备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权为“汉”，即否定曹魏禅代的合法性。曹魏若系篡贰，晋朝的合法性也便成问题，这叫“伪魏即伪晋”。陈寿投鼠忌器，不得不将“敌国之丑称”的“蜀”字栽到国号为“汉”的刘备政权头上（曹魏政权历来就是以“蜀”称刘氏“汉”政权的，这在《三国志?魏书》中随处可见）。虽然陈寿在大的环节上不得不无奈地以“蜀”字代替“汉”字，但是细读《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在原始资料的记载上是处处保存了刘氏政权为“汉”国的充分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作为“良史”的陈寿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的匠心独运。
　　为什么对孙吴又可以例外呢？这不仅是因为孙权虽然也称帝成为鼎立三国中的一国，但在檎杀关羽和曹丕后，两次向魏上书“称藩”； [12]而且那个“吴”字也不像那个“汉”字那么刺眼，会影响到魏晋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对于陈寿的这一曲笔，东晋南北朝史家曾予以纠正。如裴松之即称刘备“绍汉祚”。而晋臣习凿齿绞尽脑汁，搞出一个晋“越魏继汉”，曲线救国，在法理上为晋承汉世圆了圈。由于他将曹魏禅代一笔抹倒，称刘备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 以刘备政权为正统，其国号是“汉”更不待言。唐以降，虽史家于三国正统之争不断，刘备政权的“汉”字国号却大致无疑。如《资治通鉴》虽然以曹魏为正统，却通称刘氏皇帝为“汉主”，称其属为“汉人”。司马光明确指出：“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13]这应该为史家正说。但是，由于《三国志》列名“四史”，历久年深，刘氏政权被称为“蜀”而非“汉”竟逐渐约定俗成。唐代大诗人杜甫作诗颂诸葛亮功德，却大书“蜀相”二字，犹今日着满服祭孔，佛头着粪，诸葛亮于地下亦当苦笑。
　　到了宋元时期，这是汉民族又一个充满危机和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而“兴复汉室”之类的口号，对于正在坚持反抗外来压迫斗争的汉族人民来说，便具有象征爱国主义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宋）高宗以后，（朝廷）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14]这本是一个为刘氏政权是“汉”国而非“蜀”国正名的大好时机，但是，当时人们忙于的却是为刘氏政权争“正统”（这正好可以比附已偏安江南的南宋），却忽略了取消强加给刘氏政权的“蜀”字其实才是使其“正统”的根本所在。创作于此时的《三国演义》，打明了旗号是要为刘氏政权张目，却亦因它明确表明是据《三国志》而编撰，于是亦为陈寿不得已而使用的“蜀”字所误。在《三国演义》中，“蜀军”、“蜀将”不绝于篇。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上至文人骚客，下至市井走徒，不免多以“汉”为“蜀”，将史家为刘氏政权正名的努力全抛诸脑后。于是，终于闹出了央视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蜀”字大旗乱飘的笑话——这个电视剧还出口日、韩诸国，于是就可以称为国际笑话了。

四，应当恢复刘备政权是“汉”非“蜀”的历史本来面目

　　现在，封建主义的时代早已逝去，皇权、正统之类的历史垃圾已为人们所不耻。我们自不必再为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千方百计回避刘氏政权的“汉”字的机心去作考虑，亦不必争议谁是“正统”以及刘备与刘邦、刘秀究竟有没有继承关系。刘备所建立在西蜀的存在了40多年的那个作为三国鼎立时期的不可缺少的名之为“汉”的三国中的一国或者鼎足中的一足，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客观事实。那么，为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今天就应该是势所必然，对刘备所建立的地处西蜀的政权，应当称其为“汉国”；为与西汉、东汉相区别，也可以因其国地处西蜀而称其为“蜀汉”。但就是不能简称为“蜀”。这不仅是因为“蜀”字不足以代替“汉”字，而且如果把刘备的“蜀汉”叫成“蜀”，那就等于是把刘秀的“东汉”叫成“东”，把刘邦的“西汉”叫成“西”，显然是说不通的。
　　翻检历史，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时代，以“汉”字作为国号而建国的不是个别，例如，西晋时李雄称帝，国号“成”，至李寿时，改号为“汉”，史称“成汉”； 刘渊建国亦称“汉”，后改为“赵”，史称“前赵”。唐朝中朝朱泚的政权，783年称“秦”，784年改称“汉 ”。五代十国时，刘知远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刘巖称帝，国号“汉”，史称“南汉”；刘知远之弟刘旻所建国，国号亦为‘汉’，史称“北汉”。在此期间，王建所建立的“前蜀”政权也曾在917年以“汉”字作过国号。金朝晚期郝定所建的政权，元朝晚期陈友谅所建的政权，明朝中期刘通所建的政权，都以“汉”字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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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和经常翻检的各种“中国历史纪年表”，如方诗铭的、万国鼎的、《辞海》和《中国历史大辞》书后所附录的，等等，对那么多的在历史上曾经以“汉”为国号的政权，都可以客观地、如实地记载，最多就是在“汉”字前加个“成”“后”“南”等字以示区别，却偏偏对那个因《三国演义》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刘备所建立的“汉”国却沿袭当时的“敌国之丑称”，硬是以“蜀”字作为代替。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权威的《辞海》在阐释“蜀”字时也是将它作为刘备政权之“国名”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嘛！如果说得不客气些，那就是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遗毒还没有得到清除。所以，对这个历史错误，我们应当迅速予以纠正。

（作者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审）

注释：
[1][4][5][7][9]1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8]《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3]《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及裴松之注。
[6]《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1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2]《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13]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世祖文皇帝上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
[14]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