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九重不言屈——论高贵乡公

三国文化博览

　　公元260年，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皇帝为捍卫自己的权 力、高贵与尊严的最惨烈的一幕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曹髦拔剑升辇，自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击战鼓，出云龙门。行至东止车门，遇司马昭亲信贾充于南阙下，曹髦自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贾充一看急了，对帐下督成济兄弟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有种乎？何不出击！”成济应声，“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刀锋穿透了曹髦的前胸后背，当即倒下。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年轻皇帝终以这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20岁的年华。（注：高贵乡公之绝烈事迹，正史未载，主要见于《汉晋春秋》）
　　曹氏一族是有一些英灵之气的，从曹操的雄才伟略到曹植的才思横溢，他如曹丕之政略文才，彰之武勇，昂之忠孝，皆为一时之选。数传而至曹髦，就如同天际最后一抹斜阳，集数代之英气，辉煌壮丽。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鉨，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评价。
　　我们来看一看曹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使钟会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继魏帝曹芳被司马师所废、“归藩于齐”后，曹丕嫡孙、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改年号正元。这一年，曹髦才十四岁。虽然正值少年，但王室的变故、宫廷的争斗以及曹氏势力的日趋衰微，已使曹髦过早地告别了天真烂漫而显得成熟和世故，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曹髦初入洛阳时，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见此阵容，赶紧下轿回拜还礼。礼宾官员从旁说：“按礼仪，君不拜臣。”曹髦应道：“我现在也是人臣啊。”进城至皇宫止车门，曹髦规矩地下轿步行，左右说：“你有资格坐轿进去。”他答道：“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要做什么。”遂入至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这些谨慎而得体、大方而稳重的举止，赢得满朝喝彩，“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但开局的告捷并不意味着坦途和顺利。曹髦深知自己登基于日薄之际，行事于危难之间，面对急欲纂 权的司马家族，他深感这只是宫廷政 治较量的开始。为了挽回颓势，重振曹氏声威，曹髦颇有心计地展开了一些拉拢人心的工作。即位不久，“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 枉失职者。”同时，他自己率先垂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曹髦还多次下诏，对那些战死的将士和饱受战火创伤的地方，表达哀悼和安抚之情。
　　曹髦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有心有识的人。一些忠于司马家族的大臣看出曹髦的“权道非常”，建议司马兄弟“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司马兄弟心知肚明，越发加快了篡魏步伐。在他们的威逼下，曹髦不得不先后赋予司马兄弟“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 权，以至“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兄弟政 治待遇几达顶点。
　　然而，处于守势的曹氏集团并未一味消极，也曾对处于攻势的司马氏集团发动反 击。如：正元二年春，忠于魏室的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 抗司马氏。在被司马师率兵镇 压下去后，曹髦又抓住司马师病逝于回师途中的时机，以“东南新定”为由，命奔丧的司马昭留镇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但这一企图也因司马昭“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而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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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在狠逼，一方欲死保，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 争关系终究要以激烈的形式爆发。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近臣商议：“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当时司马氏权重日久，且兵权在握，曹髦虽然贵为皇帝，却无兵无权，曹髦要讨司马昭纯粹是以卵击石，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尚书王经劝道：“权在司马，为日久矣；满朝文武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皇上宿卫空阙，兵甲寡弱，有何恃仗？不如放弃。”王经对于强弱之势的分析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曹髦断然拒绝了这一明智的劝告，“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曹髦在采取这种激进的行动时也知道自己的本钱贫乏，唯一的资本就是“皇帝”这张牌。我们若进行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他心里可能还存有一点点侥幸，所以会说出“况不必死邪”的话。他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因为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中，虽然也发生过由于政 权旁落，年幼的皇帝被权臣废立的事情，但还没有权臣敢直接把皇帝杀死（春秋诸侯不算皇帝，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皇帝作为天子，对于百姓及兵士来讲，是赋有来自上天的神圣光环的。如果兵士不敢向皇帝动手，再厉害的权臣也是有可能失败的。但曹髦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精神状况，没有料想到贾充、成济等爪 牙之士已经完全不再受汉代以来天命论的束缚，根本不再畏惧皇帝的天命权威，举起屠刀的手决不手软，于是，文章开头的壮烈一幕就这样上演了。
　　其实曹髦本人之所以做出这种绝烈的行动，也是与其背后时代精神的影响有关的。正始（魏齐王芳年号）前后，正是魏晋玄学的兴盛时期。魏晋玄学抛开汉代礼教思想的束缚，从《老子》尤其是《庄子》中吸收道家智慧，回归个人的自然本性，崇尚率性而为，标榜达观放旷。在这种向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过程中，礼教所依附的天命论也开始受到置疑。人们不在相信天定的命运，个人依其不愿受束缚的本性开始向天命提出挑战。曹髦的悲剧在于他只想到自己不愿接受傀儡皇帝的命运，要向那个不可能的天命提出挑战，他却没有想到其他人也已经不再受那个天命的光环的约束，他所凭借以作出赌注的唯一的底牌已根本没有效力，也便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也或许，曹髦已经清楚地看明白了自己必然失败的命运，他之所以选择这条必然失败的路，就是要用自己的死来找回一点生命的尊严，在他眼中，这种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肉体生命本身的意义。因为在那样一种束缚中活下去，他会认为比死去还要痛苦。过去的史家曾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这是因为后来的史家已经无法理解曹髦那个时代的氛围与心境了。曹髦选择了一种壮美的玉碎，也不愿再忍受那种他本性无法接受的生命屈辱。
　　注：本文部分史实论述参考尹韵公《曹髦的勇气与胆识》一文，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