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兵学的奠基人韩信

一刀刀

       所谓兵学，顾名思义就是以战争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是透过在战争中呈现出来的诸种表象揭示其确定性的内在本质，并进而把握致胜之道。我国古代兵学成果非常丰硕，而两汉时期的兵学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更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所作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韩信以其在楚汉战争中卓著的战绩、卓越的军事智谋和用兵艺术，给古代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楚汉战争胜利后，韩信主持序次兵法，开启了我国古代兵书整理、校定、分类与学术总结的先河，为传承我国古代兵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两汉兵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避世用晦，志在鹊起豹变。
　　宋时，一代文学宗师苏轼曾经来到淮水岸边，徜徉在淮阴城下，寻访韩信在故乡的遗迹，他驻足淮阴侯庙前，文思如泉涌，挥毫写下了散文名篇——《淮阴侯庙记》。“当嬴氏刑惨网密，毒流海内，销锋镝，诛豪俊，将军（韩信）乃辱身污节，避世用晦，志在鹊起豹变。”这是苏轼对韩信的感言。战国末年，淮阴地属楚国，在七雄并立的纷乱年代，人民经历长期的战乱，渴望休养生息，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秦王朝苛法严刑，横征暴敛，实施空前残暴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严重破坏。在秦的高压统治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都在等待时机，起而反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1〕这句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谚语，是被压迫者的怒吼，也是对有识之士的召唤。在反秦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之际，韩信和项羽、张良等一批有识之士一样，走上了励志学兵的道路。
　　韩信是战国时期韩国贵族的后裔，良好的家学传承使他有机会接触兵书、学习兵法。韩信出生于战国末年，早先由于七雄的长期战争，兵学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兵学文化的高度繁荣又为韩信学习兵法提供很好的社会环境。贫困潦倒、漂泊寄食、胯下受辱的磨练，也对韩信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韩信牢记国破家亡的教训，志在国家，志在灭秦，志在使人民安居乐业。韩信认真钻研各种用兵的谋略与方法，期待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成为叱咤风云、匡扶天下的英雄人物。清乾隆朝汉史学者王鸣盛认为：“(韩信)寄食受辱时，揣摩已久，其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皆本于平日学问。”〔2〕韩信的惊世才华以及他的忠诚思想、博大胸怀，都与他青少年时期在淮水岸边勤奋学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韩信日后成为杰出军事家的必要条件。
　　许多人为韩信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百战百胜的用兵谋略所折服，试图从中探究韩信兵学思想的本源。我国古代兵学典籍，卷帙浩繁，如汗牛充栋，韩信究竟学习了哪些兵书，历代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有云：“……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之一，被历代兵家视为经典，因此，这一论断也为历代学者所认同。
　　穰苴本姓田，生卒年代不详，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将军、大夫。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为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司马穰苴严于治军，精通兵法。田氏代齐以后，齐威王命大臣整理古代兵法，将司马穰苴的军事论述附在其中，题名《司马穰苴兵法》，又称《司马兵法》或《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记载为150篇，《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都注为3卷，而今存之《司马法》只有5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其核心思想是治军以“仁、义、礼、让”为本。《司马法》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理论，书中论述了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同时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些军事制度和战争观点。它是我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早期兵法理论的继承和总结，历来为兵家所重视。
孙武是春秋时期伟大的军事家，他出身于将门之家，青年时代就重视军事，善于击剑，后因齐国发生内乱，从山东逃奔到南方的吴国。身处诸侯争霸、列国兼并、大夫争权、社会变革的动乱之世，为寻求以战止战、保国安民的途径和方法，孙武入吴后长期避隐深居，潜心研究兵学。他总结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著书立论，所著《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著作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其军事思想、军事体系、文学语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学圣典。明人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3〕这一评述，在我国古代很是恰当。
　　《司马法》、《孙子兵法》同被列入《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学著作的杰出代表，不仅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享有盛名，历代军事家、兵学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韩信通过对《司马法》、《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以及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书籍的学习，具备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这对韩信的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为后来楚汉战争中的军事实践以及楚汉战争胜利后整理兵书、著作兵法提供重要的学识储备和智力支持。
　　二、运势争权，叱咤楚汉风云。
　　韩信对兵学所作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对兵学的全面把握和创造性的运用上。北宋王安石言：“（韩）信但用孙武一二言，即能成功名。”〔4〕秦末纷乱，群雄并起，各路诸侯混战之际，刘邦正是因为得到韩信的帮助，方才得以破秦灭楚，一有天下。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刘邦总结胜利经验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5〕在这里，刘邦把张良、萧何与韩信相提并论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多方面的，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但是，军事力量必须用军事手段来摧毁，楚汉战争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韩信，而不是张良、萧何或英布、彭越等人。善于用智慧驾驭军事力量打败敌人，这是韩信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韩信精通《孙子兵法》，他的“汉中对”即是对孙子“知彼知己”〔6〕思想的高明运用。韩信对当时雄霸天下的项羽的分析可以说是透彻见底，入木三分；对当时力量还相对弱小的刘邦也揭示了其本质方面的长处。韩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任用贤将、论功行赏、救济百姓、收天下人心的措施和取三秦、东向与项羽争权天下的战略目标，这也正是对孙子“知势”、“造势”、“任势”〔7〕思想的具体运用。
　　韩信是我国古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家，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韩信总能示形用权，临敌制变，以最恰当的战略战术去赢得胜利。楚汉战争中，韩信先后指挥陈仓之战、京索间之战、安邑之战、破代之战、井陉之战、破齐之战、潍水之战、彭城之战和垓下之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每次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各次作战的方法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我国战争史上的精彩战例。韩信取得的一系列重要胜利，并不是依靠特殊有利的政治条件、外交条件或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主要依靠自己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韩信善于审时度变势，每战之前都进行严密侦察，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了如指掌，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筹胜算，确定战法，进行周密的部署，既战则有章有法，处处主动，必获全胜。
　　韩信对前代的谋略思想和兵法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先胜而后求战”〔8〕的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9〕的思想，“避实击虚”〔10〕、“因敌制胜”〔11〕的思想，以及奇正并用的原则，“战胜不复”〔12〕的原则等等，不仅能熟练运用，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还定三秦时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灭魏时的陈船蒲坂、暗渡夏阳；灭赵时的背水布阵、奇袭敌营；灭齐时的因机立胜、出其不意；潍水之战时的沉沙断流、半渡而击等等，所有这些出奇制胜的战法，无不因时、因地、因敌而异，处处显示韩信忠勇奋发，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先计后战，虑事周密，用兵严谨的军事权谋家本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韩信指挥的井陉之战进行分析后指出，韩信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在于他能够“知己知彼，量敌为计”。
在治军方面，韩信努力践行《司马法》“仁、义、礼、让”的精神，他率领的军队都是“仁义之师”，经行各地皆受到老百姓的爱戴。河北鹿泉是韩信灭赵之地，当地的百姓按理应仇恨他，然而，鹿泉人敬仰、崇拜韩信，传说中这里的韩信遗踪很多，光韩信祠、庙就有好几座。韩信运奇谋、出奇兵，“兵不血刃而赵人归汉”〔13〕，后又采纳李左车的建议解甲休兵，安定赵国百姓，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犒赏三军，使百姓远离战乱，安居乐业。赵国百姓感其恩德，为其建庙立祠，至今享祭不绝。像这样纪念韩信的祠、庙在全国有十数处，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家中是少有的。而在韩信当年生活、战斗过的许多地方，人们还在韩信身上附会了很多美好的传说，使韩信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在民间广为传颂。
　　韩信的用兵方略，既继承了前代诸家兵法，又对这些兵法有所创新和发展。韩信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和博大精深的军事谋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给古代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韩信与孙武、孙膑、吴起等十一人及其兵书均列入“兵权谋家”，称他们都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两千多年来，韩信杰出的军事成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宋代陈亮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14〕。明代茅坤对韩信的作战指挥艺术也推崇备至，说“予览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15〕。《百战奇略》特将韩信“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和“沉沙决水，半渡而击”等战法作为“远战”和“水战”的法则写入该书。大约在明末清初成书的《三十六计》则将“暗渡陈仓”的战法列为“三十六计”之一，让人们学习、效仿。一些古代的名将传记对韩信的军功战绩、用兵谋略更是无不备录。
　　三、序次兵法，遗绪留韵千古。
　　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潜心整理兵书、著作兵法、修订军律，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的历史重任，为传承中华优秀军事文化、推动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垓下之战胜利后，刘邦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西汉中央政权，利用与韩信北上平鲁的时机，引兵北略齐地，在定陶解除了韩信的军职，收夺其兵权，并以韩信熟悉楚国风俗为名，将韩信徙封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韩信在楚不到一年，刘邦又以有人告韩信谋反为由，以陈平“伪游云梦”之计，逮捕了韩信，械系洛阳，并将其贬为淮阴侯，软禁在自己的身边。从此，序次兵法、著作兵书、修订律例成为韩信生活的主要内容。
　　韩信文武双全，上马称将军，下帷即学者。据《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记载：“汉兴，改秦之改，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对史籍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其中就包括兵学书籍。班固《汉书•高帝纪》（卷一）记载：韩信与张良“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班固还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韩信曾著有《韩信》兵法三章。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卷十二）又记载：韩信与萧何收集、修订了军中律法。
　　汉朝廷让韩信和张良来主持序次兵法，足见其对兵书整理工作的重视。据《资治通鉴•汉纪三》（卷十一）记载：“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良在汉王朝刚建立后便退隐山林，闭门谢客，不问政事，专习道家导引之术，云游山水之间。因此，序次兵法实际由韩信主持。韩信序次兵书，时间大致在韩信被贬（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至被杀（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这五六年之间。所谓“序次”，当有编排目次和校理本文之意。韩信共收集古兵书182家，选择出理论价值较高的35家，加以编纂和校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古代兵书。韩信还开启著录《孙子兵法》的先河，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著录《孙子兵法》者踵继，见诸史书记载的名家不下二百人，今存的也在六、七十家以上，这对《孙子兵法》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继汉初韩信、张良序次兵法后，武帝时军政官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16〕。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令“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17〕，收集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共分四类。经过同时代的刘向及其子刘歆的校阅、整理，记入刘歆的《七略•兵书略》之中。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这次校理的篇目、内容记载下来的。任宏分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曰：“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依据这一论断我们可以推知，韩信将《司马法》对兵家的分类思想应用于序次兵法，并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杨朴、任宏、刘向、刘歆等人“捃摭”、“校理”兵书，始终未脱韩信的初始规制。从韩信到刘歆，通过整理兵书，将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这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兵家四分法被后世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兵书撰者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
从刘歆的《七略•兵书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管窥韩信序次兵法的一些特点：其一是对前代兵学资料做到了广采博收，丰富而翔实，既有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创造的优秀成果，又有当时最新鲜的珍品，几乎囊括了汉代以前所有的兵学成果；其二是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严选精取，去伪存真，收良剔莠，沙里淘金；其三是体系完备统一，在继承《司马法》的科学思想和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将兵家及古典兵学进行筛选和分类。由此可见，此次韩信序次兵法，既凝聚了前人的智慧，更倾注了编校者的大量心血。
　　韩信在刘邦身边，闭门家居，常常称病不参与政治活动，过着苦闷而忧伤的日子。于忧愤之时，韩信发愤著书立说，作《韩信》兵法三章。以韩信对前代兵学的学习、对前人战例的研究以及他对兵学的感悟和其自身经历的战争实践，其所著当是集大成之作。惜乎后来“诸吕用事而盗取之”〔18〕，未得流布。这一方面说明，韩信所著兵法为统治者高度重视，且受到严格保护，甚至是保密，即使“诸吕”这样一批把持朝廷、权势熏天的人物平时也无权拿到；另一方面也说明，盗者对韩信所著兵法也是极端珍视的。否则，藏者就不需如此藏，盗者也就不必那样盗了。
　　两汉兵学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时大规模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两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韩信以该时期兵学典范的身份，不仅以其卓越的用兵艺术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而且还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使汉以前的兵书得以以较完整的面貌存之于世，为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的服务。韩信对保存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遗产的精华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古代兵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厥功甚伟。
　　【注释】
　　〔1〕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卷七）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3〕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
　　〔4〕韩淲《涧泉日记》
　　〔5〕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卷八）
　　〔6〕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7〕孙武《孙子兵法•势篇》
　　〔8〕孙武《孙子兵法•始计篇》
　　〔9〕〔10〕〔11〕〔12〕孙武《孙子兵法•虚实篇》
　　〔13〕杨子南《淮阴侯香火田记碑》
　　〔14〕陈亮《陈亮集》（卷6）
　　〔15〕茅坤《史记评林》（卷92）
　　〔16〕〔17〕〔18〕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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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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