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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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比起一般史书的注释来更有其特殊之价值，它的资料之罕见和信息之丰赡，可以补充《三国志》正史一味求“简约”而导致的诸多不足，因此更不能“疏忽”不读，从章太炎到毛泽东都指出了这一点（见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否则就很难写好与《三国志》研究有关的文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倘若不是没有读过裴松之注，那么明明知道有《汉晋春秋》的记载，为什么不重视这一资料并且很好地加以引用和研究呢？明明已经有人著文指出这一点，却又不肯虚心接受，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

上面两点疑问只是题外之话，我很不愿意说出作者会存在读书的方法和做学问的态度的问题。但是，由吴、桂两先生文章的引发，却使我想到应该顺便小议一下《三国志》裴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的“关键”。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约完成于宋（南朝）元嘉六年（429），其时离开陈寿去世130余年。作注所引用的资料多为魏晋人著作，且多达200余种。裴松之对这些引用的资料，按其《上〈三国志注〉表》所述，采取了四种方法：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从这四种处理方法可以看出，裴松之对所引用的资料相当谨慎，并且时时注意以真实为其出发点。而上引《汉晋春秋》一条，裴松之并未下注指出它的乖谬之处而加以矫正或论辨，可见其史料基本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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