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三路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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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刘备为陆逊败于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当徐盛、潘璋等议乘胜追击刘备之时，陆逊、朱然等却认为曹丕拥大众，明为相助，实则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击。
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阶往与盟誓，并征孙权的太子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拒绝后，便于九月遣三路大军来犯：东有曹休、张辽、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坞；西有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江陵。孙权的对应就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诸葛瑾、潘璋、杨粲救朱然于南郡。
东路一线曹休军略有斩获；中路和西路则延至明年三月才有结果：夏侯尚军围江陵半年而不破，加上疫疾、怕被火攻，最重要的是因曹仁军而被朱桓所破而被迫一同退兵。这个结果恰好正如战前贾诩、刘晔所料无功而还，此后蜀吴很快又和好，故此战可以看成自襄樊之役、夷陵之役后，三家转为战略胶著状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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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路伐吴前曹丕的军事行动
曹丕，曹魏皇朝的建立者，后受谥为文，也就是魏文帝。八岁时能文，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而据其所著的《典论．自敍》所述，十岁时就已跟随其父征宛城，其后从征刘表、孙权时如同他的父亲一样留下一些诗词歌赋，有《述征赋》、《浮淮赋》（《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作《溯淮赋》）等，建安十七年与二十一年（注1）曹军攻濡须坞的战役也有跟随。可以断言曹丕应该对进军濡须和江陵的路线是有大概的了解；这两个战略要地的环境有基本的认识。
曹丕于建安十六年被曹操立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留镇邺城。期间发生了河间民田银、苏伯反，煽动幽冀，此时曹操征马超、韩遂未返，曹丕纳常林议后遣贾信讨平，这算是曹丕第一次亲自指挥战斗。
曹丕继为魏王后，延康元年五月，张郃、杨秋、郭淮等降冯翊山贼郑甘、王照，史称“关中始定，民得安业。”（见《三国志．郭淮传》）凉州叛服无常的地方势力也并起，西平麴演结旁郡为乱，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武威三种胡断武威之道路。结果为金城太守苏则联同郝昭等解武威太守毋丘兴之围后，北进至张掖，诱斩麴演、讨斩张进，降黄华，河西平。
建安二十四年汉中之战时一同丢失的上庸诸郡，因为蜀汉内部矛盾导致孟达请降，曹丕乃命夏侯尚、徐晃破刘封，上庸太守申耽亦降。

曹丕代汉称帝，十一月再命张郃跟随曹真，与张既等征讨安定的卢水胡及东羌，明年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牛羊无数，河西平。曹丕在短短时间就先后讨平冯翊、河西的叛乱，又让曹操时掉的上庸诸郡重新掌握。
对内对外也算得上有所建树，再加上自幼受曹操熏陶，对军事理论有一定基础，否则也不会于黄初三年闰五月，当得知征战多年的刘备以树栅连营七百馀里，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七日后陆逊破刘备的书信便到。
曹丕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是相当的自负，最重要的体现应该是曹真讨破卢水胡等一役。曹丕初闻胡决水灌显美，便说：“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破胡告檄到后大笑说：“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
顺道一提，据《旧唐书．经藉志》所载，曹丕著有《兵法要略》十卷，可惜此书已散佚，令到后人无法更多的了解其军事思想与谋略。
这就是黄初三年九月曹丕兵分三路伐吴时的心理写照。

注引1．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典论．自敍》
（建安十七年）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三国志．荀彧传》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三国志．甄皇后传》注引《魏略》

三、三路伐吴前曹魏与周边的政治环境
东汉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战后不久，一代历史巨人、曹魏的实际创建者、超世之杰曹操在洛阳病故，突然群龙无首导致朝野危惧，再加上百姓的劳役颇苦、疫疾，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骚动；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判乱。（注2）尽管已被曹操立为太子，但他的王位继承权还是受到兄弟的质疑。（注3）不过曹丕得司马孚、和洽、陈矫等拥护下，（注4）很快就顺利继为丞相、魏王。
然后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是为魏国三公；以夏侯惇为大将军、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洪为卫将军、夏侯尚为中领军、曹休为领军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吴质为北中郎将，都督幽、并诸军事，把中、外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宗亲、亲信之手。
这是必需的，汉、魏之际政局不稳，还有甚么尽用谯、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国谯县人）来当城守的疯言（注5）。枪杆子出政权下，让宗亲、亲信掌握地方军事大权已经算得上最温和了。同时也禁止宦人干预政事，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扩大至妇人与外戚。
民生方面，允许百姓进入国家禁苑；将关口渡口之税都恢复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诏选用贤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采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选吏的划时代方法，一方面稳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也可以让汉魏之际已败坏的察挙辟召制中，（注6）得到另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废掉察挙辟召制，因为曹魏以后一样用这方式来吸纳人才，比方王基。
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注7）

内政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且慢慢踏上轨道，外交方面，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武都氐王杨仆率族人内附。孙权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军事冲突外，奉贡、称臣、遣返战俘朱光和于禁等，而曹丕也暂时满足于孙权的屈服，把荆州诸郡另立郢州，让孙权统有荆州以作回应，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曹操的宿敌刘备，在曹丕代汉称帝后，因为传言献帝已经被害，自立为天子。本来应该如赵云所谏先灭在他们立场的汉贼曹魏，但刘备耻于关羽被害，也可能要维持《隆中对》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战略考虑下东征。
孙权因由于这一暂时无法妥协的敌对势力下，暂时委身向曹丕称臣，避免同时两面受敌。也就是其本传所述的“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这点在《建康实录．太祖上》就总结得很明白：“刘备称帝号于蜀，即黄初二年也。时权在公安，闻之，自公安下都鄂，改鄂为武昌。召问知星者，将定三分之计......咨还说权曰：‘臣观北方，终不能守盟，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人。’权纳之。”夷陵之战最终以陆逊胜利告终，留在江北的蜀将黄权因为回归无望，又不想降吴，结果降魏。

2．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晋书．宣帝纪》
文帝践阼......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三国志．牵招传》
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三国志．张既传》
3．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 《贾逵传》
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任城王传》注引《魏略》
4．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晋书．安平献王孚传》
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三国志．陈矫传》
5．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三国志．徐宣传》
6．东汉灵献之世......群奸秉权......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用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考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忧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抱朴子外篇．审举》
7．马植杰《三国史．第九章．魏的政治与司马氏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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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曹休领军的前哨战
其实早在黄初三年曹丕大举伐吴前，曹孙这个短暂的利益同盟在除掉关羽后已经有军事上的冲突，只是不为史家所察觉。司马温公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便把《文帝纪》中“（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一句改写成“六月，康午，王引军南巡......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注8）
在采纳了裴注《魏书》中“设伎乐百戏”等内容之外，把“南征”改写为“南巡”，“征”与“巡”，一字之差，分别可大了；卢弼在其所著的《三国志集解》中就评：“是时孙权破关羽，定荆州。曹公表孙权领荆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孙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然后他再引用了何焯之言为自己作佐证：“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诚然。”
实情果真如他们的判断吗？那应是他们没有留意《曹休传》这一条史料才导致有上述的误判：“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
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强，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内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曹操没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9），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让徐晃独自征讨关羽。自在后方，一副大军可以随时救援之势，激励前方士气。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
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别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回到曹休破历阳、渡江袭芜湖营这一事，其实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标志著曹军非一定强攻濡须，可以绕过它渡江进攻三吴，这对比起《后出师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个新的战略方向和不错的开始。

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在《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论为，“大军南征”时别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内），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内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0）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
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公安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
是的，《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8．《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元年
另外，根据立于谯的《魏大飨碑》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旨有八日辛未”，故应是八月才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所以《魏书》有误。
9．（建安）十四年，以渊为行领军。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三国志．夏侯渊传》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先主传》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后汉书．刘表附子琦传》
（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征孙权。《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卷30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东征，临川未济，群舒蠢动，割有灊、六，乃俾上将荡寇将军张辽治兵南岳之阳。《征天山赋》
雷绪是刘备征荆南四郡后、刘琦于建安十四年病卒前来投刘备的，即夏侯渊在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后）或以后、十六年讨斩商曜前讨平雷绪的。再加上《后汉纪》与《征天山赋》和从征者曹丕之言，这一次确实算得上是曹操征孙权。
10．据《横海将军吕常碑铭》所载，他在襄樊之战死守关羽至黄初二年正月薨前有一句：“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食邑并七百户，将遂迷声于方表，扫丑虏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根据其后的分析，江陵之战应该只是《满宠传》句子前后倒置，所以“扫丑虏”应该是吕常从征破陈邵夺回襄阳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