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倒关派，论千古名将-美髯公关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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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羽濑
　　甘宁传：“后随鲁肃镇益阳（建安二十年215），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
　　水经资水注云：“益阳县有关羽濑，所谓关羽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甘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禽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
　　对此，很多人认为是“关羽怕甘宁”的证据。
　　很明显，[水经资水注]上的记载直接来源于[甘宁传]。然而，[甘宁传]中的这段记载，其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因紧接其后又言“（甘宁）后从攻皖（建安十九年214），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
　　而按[孙权传]、[吕蒙传]皆云破朱光在前，拒关羽在后，与此传异也。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顺序错误，只需将两段话的位置调整一下既可。估且让我们也这么认为。
　　那么，这段记载又能否证明“关羽怕甘宁”呢？
　　笔者的答案是：不能。
　　那又为什么“羽闻之，住不渡”呢？
　　首先，关羽到底是不是真的准备涉水而渡？
　　依上记载，只是“云欲夜涉渡”。“云”？谁云？“欲”，既是“想”，但“想”和“做”完全是两码事。也就是说，这一问题连记载此事的孙吴方也只是含混其词，而无确实依据。那么，自然不可将“关羽住不渡”的原因归功于甘宁。
　　其次，就当关羽是真的准备“夜涉渡”，何以要“夜”--“涉渡”，既是想凭借夜色的掩护，打孙吴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孙吴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因而商量派人防守，这时甘宁跳出来说了几句鼓励士气的场面话，说得鲁肃心花怒放地把他派去了。而关羽因得知己方战略计划被对方探知，并做出了相应的防守，再强渡的话，也收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于是决定放弃此一作战计划。这，又能说是“关羽怕甘宁”么？

这只能说明“甘宁不怕关羽”，而对于敢于“百骑劫魏营”的甘宁来说，有啥事是他不敢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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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马将军
　　庞德传：“后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
　　对此，多数人抱持着“庞德胜于关羽”或“庞德能和关羽分庭抗礼”的观点。
　　首先，这里是说“羽军”皆惮之，而非“关羽”惮之。
　　其次，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关羽明刀明枪地跟你玩命，你却来这一手，这是否可以形容为“胜之不武”？当然，这里并无贬低庞德之意。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为求胜利，不论用何种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授人以口实，徒留下话柄而已。
　　再次，人无完人。一个人不可能每方面都天下第一，有所长必有所短。庞德乃西凉名将，在骑射方面胜于关羽不是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设使其若真能真刀真枪地胜过关羽，也不需使此手段了。
　　而甘宁之所以说：“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亦是因其自信水上功夫比关羽强。进而可以这么说，既“甘宁不怕水上的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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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羽之死
　　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
　　潘璋传：“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
　　老实说，此一观点最是好笑。某些人对此声称“关羽死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司马马忠之手”，因此，关羽并不怎么历害。
　　然而，马忠是一个人去阻击关羽的么？他完全是可以带上一千、两千、数千人去的。
　　另外，马忠又必需和关羽单挑么？他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地设下陷井，又或者让小兵们当炮灰。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箭。
　　附带一说，吕蒙于关羽死后不久也死了。而孙吴方在此期间、参与此事的人中，还死了几个。如下所示：
　　孙皎传：“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
　　蒋钦传：“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
　　他们的死，又和关羽有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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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借以三国时人对关羽武勇的评价和其“刮骨疗毒”的事迹作为结尾，以证关羽的非常人可比。
　　温恢传：“......关羽骁锐......”
　　刘晔传：“......勇冠三军......”
　　郭嘉传:“......万人之敌......”
　　程昱传：“......万人敌......”
　　先主传注引傅子：“徵士傅干曰：“......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
　　陆逊传：“蒙曰：“......羽素勇猛......””
　　吕蒙传：“......关羽实熊虎......”
　　周瑜传：“......熊虎之将......”
　　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注：好笑的是，此条记载亦常常穿插于诸多“关羽无勇”的证据里，但他们也只敢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华佗从未曾为关羽刮骨疗毒”，目的是想借此以误导大家认为“此事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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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羽之色

　　反方观点称“关羽为之徒”，而正方观点却说“男人皆”，或“英雄本色”。
　　就笔者的理解认为，反方的“”一词，实带有贬义，而正方的论点，颇有自嘲之嫌。
　　其实，如若“仅一次的为了自己所爱，而做出某种行为”，被称之为“”的话。那么，可以说天下人不论男女皆。
　　至于之所以引发此条争议，来自以下几条史料：
　　其一，关羽传注引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其二，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秦）朗字元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其三，《华阳国志先主传》：“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
　　很明显，第一、二条记载相差无己。而第三条记载则与其有三点不同：
　　其一，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前为下邳）
　　其二，秦宜禄求救于张杨。（前为袁术）
　　其三，关羽的理由--“妻无子”。
　　相较下来，第三条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妻无子”的理由太不合情理。既然是因无子而需纳妾，则任何女人皆可，干嘛非得要别人的老婆。何况这位杜氏当时也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见得特别会生。
　　不论从事情的合理性，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二比一比例，人们的初步简单结论是第一、二条记载属实，无须理会第三条记载。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第三条记载错得太过离谱，下此结论仍属言之过早。要研究这个问题先得了解一下此三条记载成书的先后顺序。
　　《蜀记》。作者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晋元帝太兴初（319-322年间）与郭璞俱为著作郎，撰晋史。
　　《魏氏春秋》。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晋穆帝永和二年（347）随桓温伐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人。成汉官员。晋穆帝永和二年（347）桓温伐蜀，降于晋。
　　三位作者中唯王隐的活动时间稍早，孙盛和常璩几为同时期人物。然而三位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同一件事情来，可以肯定在这三条记载之前，至少还有一本书记载了此事。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魏氏春秋》中引用的《献帝传》。（因《魏氏春秋》中直接引用《献帝传》，而非《蜀记》。可推知《献帝传》比《蜀记》的成书年代更早。）
　　《献帝传》。撰人不详。前人沈家本据《御览-车部》引《献帝传》董卓以地动问蔡邕事与魏志注所引《献帝纪》同，认为两书为一书。
　　《献帝纪》，作者汉侍中刘艾。
　　据献帝纪：为陕令。
　　据公阳公载记：初平初（190-193），为董卓长史。
　　据献帝起居注：兴平中（194-195）为侍中。
　　据张璠汉纪：建安元年（196），为宗正。（都许之前）
　　据袁宏汉纪：建安元年（196）封彭城相刘艾为列侯。（都许之后）
　　（另据武帝纪：“三年（198），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可知吕布领徐州后，罢了刘艾的官位，又另置彭城相。刘艾应于被逐后返回朝庭继续做他的宗正。）
　　据献帝起居注：建安十九年（214），为宗正。
　　据献帝传：建安二十一年（216），为宗正，又使持节行御史大夫。
　　按此，我们首先假设《献帝传》的作者既是刘艾。那么王隐的记载也很有可能是从这里所引。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常璩在已有早于自己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刘艾、王隐正确记载和降晋后有可能见到自己同时期的孙盛正确记载的情况下，还要增改几个错误上去呢？
　　陈寿（233-297）编撰《三国志》时是著作郎的身份，既国家所掌握的资料他都可以看到。换言之，他手上所掌握的资料以一国之力作为支撑，应为最多最详实的。
　　而此时王隐、孙盛、常璩三人的书尚未出世，他只能看到《献帝传》中关于此事的记载。然而，在蜀汉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他依然未采用此说，这是为什么？
　　因其手中只此一本，无从比较，认为其不合理处太多，而弃之不用。
　　我们再假设《献帝传》的作者不是刘艾，而且作于陈寿过世后。
　　裴松之（372-451）受命于国为《三国志》作注。时上述四书皆在其手，但他并没有直接采用《献帝传》，反而采用了《魏氏春秋》中所引《献帝传》的记载，并在关羽本传中再一次采用《蜀记》的记载，还在最后说“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这又是为什么？
　　因其经过四书相对较后，认为孙盛所引的记载才是《献帝传》原文。理由是手上还有一条王隐的记载与其相同，而且合情合理。于是认为手上的《献帝传》可能因传抄致误，而常璩则受了错误版本的影响。因此，才会婉转地采用孙盛的记载。但他又怕以后手上有错误版本《献帝传》和《魏氏春秋》二书的人产生误解，于是又在关羽传中引用了王隐的记载。而他最后那句话的含意我是这么理解的，既《蜀记》与《魏氏春秋》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但不代表《蜀记》和《献帝传》所说的相同。

因此，《华阳国志》中引用的记载才是真正的《献帝传》原文。如下所示：
　　《献帝传》→篡改→《蜀记》→假
　　《献帝传》→篡改→《魏氏春秋》→假
　　《献帝传》→原文→《华阳国志》→真①
　　《三国志集解》言王隐其书殆是非参半矣。而裴松之直接于志中罗列出数条孙盛所载与陈寿书不符之处，并评其“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
　　如此，则这两个人都有可能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后，以自己的喜好或理解擅改两条地理、人物的错误。并大笔一挥，删去关羽那不合情理的理由。使其成为自己认为较真实可信的样子。于是，才有了今天大家的误会。
　　明代郑以伟曾愤然写了一首《舟中读〈华阳国志〉》诗：
　　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
　　（自注：志载，关壮缪请于曹操，求纳秦宜禄妻。）
　　其实他错得非常离谱。首先，陈寿并未采用此条史料，是裴松之作注所加。其次，我们应该感谢常璩保留下了所引原文，才使我们今天能看清这一记载的真相。
　　注①：此“真”是相对于《蜀记》和《魏氏春秋》的“假”而言，相对于采用《献帝传》的原文而言。非是指“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秦宜禄向张扬求救”、“妻无子”等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想指出原始资料上所载的事情其实是错误的，进而推断此事并未发生过。要理解此点，可先设想王隐或孙盛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会怎么想。无非有二：其一，认为其是虚构的，因其三处地方不合情理；其二，认为其是真实的，只是《献帝传》的作者刘艾或撰抄此书的人写错了。很显然，他俩选取的是后者（又或者王隐选取的是后者，孙盛只是跟着他的步伐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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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羽之降

　　之所以要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某些人以“关羽降曹时未曾约三事”为由，认为关羽其实是个不忠不义之人。主要观点有二：
　　其一，关羽降曹时，是无条件投降。
　　其二，关羽归刘时，是因为曹操比袁绍势弱。
　　关于第二点，笔者不想多谈，因为谈来谈去也谈不出个结果。现仅就第一点试以论之。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题为“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其中写到关羽被困土山，曹操遣张辽劝降。辽说其不降则有三罪，降则有三便，而关羽更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曹操都答应，自己才肯投降。曹操也果然大度能容，一口应允......
　　那么，这“约三事”究竟有否其事？
　　我们也试看看史书《三国志》对此事的记载：
　　关羽传：“建安五年（200），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
　　武帝纪：“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先主传：“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很明显，三段记载中都没有支言片语提及“约三事”。
　　于是，大多数读者认为此又是《三国演义》作者的生花妙笔，纯属虚构。此议似乎已成盖棺定论，无庸质疑。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事情就一定没有发生过吗？况且古人们撰写《三国演义》时所能引用的史料与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应该也有些差异吧！谁又知道有多少在当时也已成盖棺定论的史料已失传了。
　　这里首先请大家注意一点，关于“约三事”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知晓，否则以后每降一个敌方将领便来它个什么约五事、约七事的怎么办。应仅限于曹操、关羽和受命劝降者知晓。于是，便出现了关羽留书出走时曹操左右欲追之这一幕。正因其不知早与曹操有约。因此，此事不载于史籍亦没什么好奇怪的。
　　接下来，我们便将此三事分开来。因为这三个条件的重要性恰与其顺序相反，所以我们需要倒着来讲述。

1、“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关羽传：“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如果关羽当初是无条件投降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不想就这么死了。从他最后仍亡归刘备阵营来看，他不想死的原因是为留下有用之身以图将来。那么，他便应该严守心中真实的想法，因为若被曹操知道的话，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而从关羽本传中的记载来看，他却又直言不讳地对曹方将领张辽说出了“终不留”的话语。根本未将生死放在心上，摆明立场，决不屈服。这便违反了他当初忍辱负重以保全性命报效国家的本意。这皆不前后矛盾吗？
　　既然已经不怕死了，还会无条件投降自己的敌人吗？
　　这是否说明了一点，既关羽当初投降是有附带条件的。
　　那么一个败军之将留着这条命是为了什么呢？
　　那便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这个条件应该是造成关羽投降的最大动力。因为他和刘备虽战败了一次，但只要他们都没有死而且能再团聚，就有了再战的本钱。毕竟胜负乃兵家常事，不需要为了一时的输赢而葬送性命。当然，对关羽来说前提条件是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曹操亦正因为事前有约才会任其归刘。
　　我们再来谈一下关羽到底是如何回到刘备身边的。
　　武帝纪：“（建安五年200）（袁）绍骑将文丑、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曹）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
　　先主传：“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
　　依以上记载推知，关羽斩颜良后，袁绍便派遣刘备和文丑出战，而此时关羽亦在曹操军中效力。两人应于同一战场上得知对方消息。文丑军败被杀，刘备逃回，袁绍又派遣刘备到汝南扰乱曹操后方大本营许昌。
　　按曹仁传：“绍遣刘备徇隐强（汝南属县）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使曹仁将骑击破之。”
　　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隐强县为汝南郡最为接近许昌之地。
　　刘备应至隐强或路上便开始与关羽联系商议其与刘备家眷安全归来的计划。关羽当暗地里从官渡返许昌接回刘备家眷，而其时刘备刚好发兵“略许下”，其实只为掩护关羽等人撤退。
　　武帝纪和先主传并言关羽当时是“亡”归先主，关羽本传虽言曹操令左右勿追之语，但关羽并不知晓。史书上言其“拜书告辞”，应为将书信交予曹操府前门卫后，未待曹操召见便立即出发，如若其直接拜书于曹操的话，则不会出现“左右欲追之”之语，而是“阻之、就地杀之”了。他可是抱着“玩”命的态度来完成此一壮举的。

　　2、“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
　　要弄清楚此点，先得看看刘备之“妻”到底有哪几位。
　　①、甘皇后传：“（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
　　②、麋竺传：“（建安元年196）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则其时刘备包括甘氏在内的嫡室夫人尽皆遭擒麋竺才会有进妹之举）”
　　可见刘备其时于史有载姓氏的夫人有两位，未载姓氏的则不知几何。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关于刘备“妻子”遭擒的情况。共有三次：
　　①、先主传：“（建安元年196）先主与（袁）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包括甘氏在内）......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

　②、先主传：“（建安三年198）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遣高顺攻之......复虏先主妻子（包括甘氏和麋氏在内）送布。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擒布。先主复得妻子。”
　　③、先主传：“（建安五年200）先主据下邳......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包括甘氏和麋氏在内），并擒关羽以归。”
　　通过麋竺传的记载可以想见刘备“妻子”尽皆遭擒的境况。因为是攻城战，而刘备的家小于城内肯定是集中于一处保护，所以一擒皆擒。而刘备三次散失家小全都是军败城破，所以其每次家小尽失应无疑。
　　如前所示，前两次刘备的“妻子”遭擒后都有记载通过种种途径安全归来。可第三次就没这么好运了。因为他既没有向曹操求和，亦没有人帮他出头灭了曹操。所以，他应该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再与被擒的“妻子”团聚了。除非曹操突然间良心发现，不忍破坏他人的天伦之乐，一面与你厮杀，一面还将所俘获对手的家眷送还。当然，有人会说关羽不就是这样回到刘备身边的吗？这其间当然会有所区别，要知道曹操看重的是关羽，对刘备则既妒且恨。况且关羽并非曹操送回来的，而是逃回来的，前已论之。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来缘份已尽的数人到底有否回到刘备的身边。
　　先主传：“（建安十三年208）曹公南征（刘）表......先主弃妻子......”
　　这是刘备第四次与家小失散，这次“抛妻弃子”的结果如下：
　　赵云传：“及先主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而有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仍免不了再次遭擒的命运：
　　曹纯传：“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
　　问题又出现了，刘备何时冒出来两个女儿？其实她们二人一直就存在，只是不为人所注意。现代“妻子”的含意便是指老婆一人。而古人“妻”、“子”并称则表明不只有妻和妾，还有子和女。前面刘备家属三次被擒皆言“妻子”。而据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曰：“建安三年（198），布使人齎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九月，遂破沛城，备单身走，获其妻息......”这里便直接说“妻息”了。应可释大家之疑。
　　但从上所引甘皇后传可知，刘备得子在到荆州以后。那上述所言之子则实为女，而且有两个，便是后来被曹纯擒获的二女。而这次的长坂坡之役是平原会战，在敌军的冲击下，出现四散奔逃的局面也毫不奇怪。有人保护的如甘氏和后主则免，无人保护的如刘备的两个女儿则再次遭擒。
　　此役中出现的甘氏和刘备的两个女儿于建安五年（200）已被曹操擒获，又怎么会出现在建安十三（208）的荆州战场上呢？
　　或者又有这么巧的，甘氏于建安五年（200）其实没有被俘，而刘备前三次被擒之“子”或死或仍在曹操掌控中，这次被擒的两个女儿是后来生的。
　　还是此数人皆在关羽的保全下得以再聚？
　　曹操是很看重关羽的，我们姑且不论关羽是围而后降还是擒而后降，总之要他投降得先劝降。总不见得一个不怕死的人会主动无条件投降吧。那曹操会不会以刘备的家眷作为谈判的筹码呢？而关羽又会不会以刘备的家眷作为谈判的筹码呢？答案应该都是肯定的。
　　而关羽于逃亡之际，仍带着数位妇孺回到了刘备身边，亦可推知其对关羽投降的促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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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试着看看为什么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
　　今查《三国志》所载曹魏方面以与袁氏战事封侯者有八人。（除封关内侯如许褚；封都亭侯如徐晃等人外）如下所示：
　　①、董昭传：“（建安十二年）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
　　按《水经注》：“谷水又东径千秋亭南。”
　　据《水经注》记载谷水出弘农黾池，东径新安县、千秋亭、函谷关、谷城、河南、洛阳、偃师，而后流注于洛水。

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新安县至函谷关之间别无他县，可知千秋亭当属弘农郡新安县无疑。
　　②、曹纯传：“（建安十二年）及北征三郡，纯部骑获单于蹋顿。以前后功封高陵亭侯。”
　　按《三国会要》京兆郡属县有高陆县。下注曰：“汉曰高陵。属冯翊。黄初元年改名移属。”
　　③、荀攸传：“（建安十年）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皆攸之谋也。”于是封陵树亭侯。”
　　按《方舆纪要》：“陵树亭在今河南开封府尉氏县东北三十五里。”其时尉氏县属陈留郡。
　　④、郭嘉传：“（建安十年）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按《一统志》：“洧阳城在河南陈州府扶沟县南。”其时扶沟县属陈留郡。
　　⑤、曹真传：“讨灵丘贼，拔之，封灵寿亭侯。”
　　（注：按赵一清曰：齐、赵皆有灵丘。观真以功封灵寿亭候，则此是赵灵丘也。按武帝纪，攻赵郡于建安九年。）
　　按《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冀州常山有灵寿县。
　　⑥、程昱传：“（建安八年）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谭、尚破走，拜昱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
　　按《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冀州中山有安国县。
　　⑦、荀彧传：“（建安八年）太祖录彧前后功，表封彧为万岁亭侯。”
　　按《太平寰宇记》卷九：“新郑，汉旧县。属河南郡。有万岁亭。”
　　⑧、关羽传：“建安五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按《后汉书》郡国志所载荆州武陵有汉寿县。
　　由上可知，其中封候最晚的两人分别为董昭和曹纯，封候于建安十二（207）年北征三郡乌丸。封地分别在司隶的弘农和冯翊郡。
　　其次为荀攸和郭嘉，封候于建安十年（205）冀州平后。封地皆在兖州陈留郡。
　　再次则为曹真、程昱和荀彧三人。分别为建安九（204）、八（203）、八（203）年。其中荀彧的封地在司隶河南郡。另两人封地在冀州的中山和常山郡，虽仍属袁氏领土，但袁绍已亡，而袁谭与袁尚新败于黎阳。观其二人皆为在前线效立之文臣武将，亦不无鼓励将士奋勇当先杀敌立功之意。而据荀彧传载曹操于前线作战之际需与荀彧书信来往，可知荀彧一直留守后方，所以其封地与前两位不同，在河南郡内。
　　余下的就只有关羽一人了。他封候是间最早，于建安五年（200）。但其所封之地却最是奇怪，在荆州的武陵郡。不仅不在曹操已有领土之内，也不在即将占领的冀州。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它人皆为曹操的属下，所以所封之地尽在曹操已掌握或即将掌握的地方。而关羽是汉家臣子，他的封地不用受这个限制，只要是汉家之土皆可封。于是，便出现了上述情况。
　　这便是“降汉不降曹”。
　　然而又有人说了，言公本汉臣，何来降汉之说？没错，站在汉献帝的立场来看，刘备、关羽等人自然是忠心耿耿的“汉臣”，他们还受有献帝密诏要诛除曹操。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他们却是所谓的“乱臣贼子”，否则曹操又何须斥之武力，一道圣旨不就完了吗！而表面上看来曹操是汉献帝的代表，实际上汉献帝只不过是在曹操供养在神龛上的一尊佛像，并无实权在手。曹操打着汉献帝的旗号四出征伐，被他讨灭的自然是“乱党”，对他投降的自然是“降汉”。而关羽和徐晃、张郃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投降后成了名义上的“汉臣”，实际却是曹操的部属。而关羽虽则一直保持着“汉臣”的身份，但却不为群众所知。在他们眼中关羽是投降曹操后才完成由“乱党”到“汉臣”这一转变的。
　　另外，八位封侯者又唯有关羽一人所封之地有一“汉”字在内。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不妨来看看某些后人对此爵的理解为何。
　　据《容斋四笔》湖北荆门县玉泉的关将军庙中有直径四寸的“寿亭候印”一方。
　　据《明史--礼志》洪武二十七年，地方官在南京的鸡笼山建造关羽庙，亦称其为“汉前将军寿亭候”。直到一百三十七年后的嘉靖十年才由当政府公开订正，改称为“汉前将军汉寿亭候”。

据《筠廊偶笔》记大内有寿亭侯印。
　　据《东斋记事》绍兴中洞庭渔人获一印，辨其文，乃“寿亭侯印”四字，遂留长沙官库。
　　显然，这些人将“汉”误解为国号，以为“寿亭候”才是爵名。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拿此“汉”字大作文章，大意是说关羽斩颜良后，曹操铸一“寿亭候印”令张辽送给关羽，关羽看后不受，曹操便问张辽关羽不受前有没有看此印，辽答看了，曹操于是重铸，铭文却已改为“汉寿亭候之印”，关羽这才受了此印。
　　说到这，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么巧地仅此一个人和其它七人的封地性质不同，又这么巧地同一个人和其它七人的封号性质也不同，又会这么巧的这个人偏偏是有点尴尬的关羽。但是，这真的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吗？
　　或者，曹操从一开始便已经大费周章，思来想去，考虑到方方面面后，这才将其封地定在隶属汉室宗亲刘表所掌握的荆州武陵郡汉寿县。那么，曹操为何要这样做呢？
　　除非，当初约法三章中确实有这么一条：“降汉不降曹”。
　　另曹魏、孙吴封侯者，无一爵位有“汉”字在内，仅蜀汉除关羽还有“汉兴亭侯李恢”、“汉成亭侯许允”、“安汉侯王平”三人。
　　另据曹、孙、刘三国改换地名与新立之郡县名称亦可知时人对“名号”的看重。
　　魏改汉昌县为魏昌县。又新立魏兴郡、魏阳县。
　　吴改汉宁县为阳安县、改汉昌县为吴昌县、改汉寿县为吴寿县、汉兴县为吴兴县、汉平县为吴平县。又新立安吴、吴宁、新吴三县。
　　蜀汉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改葭萌县为汉寿县。又新立汉兴、汉丰、汉发、汉复、汉平、汉德六县。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关羽这一生中第二次“投降”。
　　吴主传二：“（建安二十四年219）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
　　这一次为什么关羽不效仿当年，而偏要去搞什么伪降，到头来只落得个身首异处？原因有三：
　　其一，在关羽看来，孙权连代汉的资格都没有。
　　其二，身边无刘备家眷需照顾。
　　其三，孙权亦无曹操那样的大度能容，肯放其归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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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羽之败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进围襄阳、樊城。而曹操援军南下，孙权袭其后，致使关羽败亡，荆州易主。后人对此事争议颇多。
　　一、关羽擅自出兵。
　　二、关羽没搞好同盟关系。
　　此点前人多有论之，皆认为既算关羽搞好了同盟关系，孙吴仍然一有机会就会争夺荆州。（另关于此点笔者另有论述，详见拙作《试论关羽不可理喻的傲气》）
　　三、关羽粗心大意，轻信吴人谦下之辞。
　　今查吕蒙传：“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艨艟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侯，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陆逊传：“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
　　则关羽仅稍撤兵。但仍于江边置有屯侯。不可谓没有防上东吴一手。
　　四、刘备、诸葛亮不加以援手。
　　笔者对第一和第四点亦不得其解良久，偶有所得，今且就此事论之，望能释大家之疑。

　　1、关羽北伐时间考

　　这个问题似乎很清楚，不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么。但是，[志]上所言七月仅是关羽进围樊城的时间，而不是关羽出兵的时间。
　　首先，得澄清一个问题，即关羽破坏了诸葛亮的早期策划“隆中对”。
　　一、没有“东和孙吴”。此前已有多人论之，皆认为夺荆州是孙吴的立国之策，即关羽的态度是无关紧要的。（关于关羽和孙吴的矛盾，我在[关羽和孙吴]中略有论及。）
　　二、没有等到“天下有变”。即没有选对时机，擅自出兵。本文着重讨论此点。
　　诸葛亮“隆中对”中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的首要条件是“跨有荆、益”。而其时荆州为三国所分，蜀汉只得其三郡，益州则止有汉中未攻下。相较而言，益强荆弱。则已与当年所规划的形势不符。刘备等不可能始终坚守一个方针，当随时根据时局的变化更改。面临当时的状况，只能改为以“益”为主，“荆”为辅。既刘备出秦川之军是实，为主力部队。而某上将向宛、洛之军则主要作用改为牵制、扰乱。如此，则关羽出兵北上就绝非单一的、擅自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连窜步骤的其中之一。

　　1、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这里的“初”，是什么时侯？
　　我们试着看看曹仁的来历。
　　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217）......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敦、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则曹仁于二十二年三月仍身在居巢，二十三年十月前因关羽北上才调到樊城。
　　然此事夏侯敦、张辽传中皆有记载，唯曹仁传不表。
　　夏侯敦传：“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敦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张辽传：“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曹仁传：“（建安十六年211）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攻樊......”
　　如曹仁本传中所述，则他讨平马超后，又平苏伯、田银之乱。然后便屯樊城，镇荆州（此处亦仅言镇荆州，未言使讨关羽）。其后便是襄樊之战。与武帝纪不符。而田银、苏伯之反独武帝纪不载，可知此事与曹操无关，又安得遣曹仁平之。今就此事于志中查到数条记载，如下：
　　程昱传注引魏书：“太祖征马超，文帝留守，使昱参军事。田银、苏伯等反河间，遣将军贾信讨之。”
　　常林传：“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欲亲自讨之，林曰......文帝从之，遣将往伐，应时克灭。”
　　鲜卑传：“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轲）比能将三千余骑随（阎）柔击破银。”
　　则田银、苏伯反于冀州河间，其时曹仁既随西征，不得讨平冀州之乱。观上记载，皆为留守后方的曹丕调度平之。可见曹仁传之记载不当，或者应以武帝纪为是。但不管怎样，曹仁从最初“镇荆州”的职责改为了“讨关羽”。
　　那为什么曹操会在争汉中期间再开战线，尤其是地理位置十分敏感的荆州地区，动辄会招来孙刘联盟的同步进击呢？
　　因为--关羽兵锋已入曹魏地界，不得不讨。
　　如是，则至少从建安二十三年十月侯音作乱前，关羽便已出兵。

　　2、上引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条）下注引曹瞒传：“是进南阳间苦繇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兖，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夜逾城亡出，遂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侯音等人怎么与“关羽连和”，功曹宗子卿又如何使侯音相信关羽的救兵会来？
　　侯音等人与关羽连和，则必会遣使通报关羽他那边的情况。如果当时关羽还在江陵郡的话，侯音绝对不会相信关羽会因为他要反而出兵北伐，要不然关羽早就忙死了。应当时关羽兵锋已入襄阳郡界。侯音等才会趁机发难.

寒风落叶

关羽很牛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