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为何能够夺取水淹七军之战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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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略论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起与目的》曾分析认为：蜀军发起“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目的，乃是为了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以策应刘备在益州方面所即将进行的、从成都致白水间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p>　　不过，作战任务的需要，只是关羽决定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的必要条件；而能不能够取胜，才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充分条件。否则，一旦战败，则不仅不能够起到策应刘备的作用，甚至于还可能会帮倒忙。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充分条件，令关羽敢于决定放弃在空间上距离江陵稍近、且交通亦相对较为便利的襄阳不打，而选择跨过汉水，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事情恐怕还须回归到战争的基本面，即：从地形、气象、水文等因素分析入手。
　　樊城位于汉水的北岸，与襄阳夹江而立。汉水在从两城之间穿城而过大约十里后，遂调头南下；另外，在樊城的地界上，还有大大小小数条河流。这些河流在由北向南流淌的过程中逐渐汇聚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为两条主要的河流，且分别于汉水之调头南下处，一上一下间隔数里相继注入汉水。
　　在樊城西、北两面的陆地上，则是纵横各达数十里的岗地。这些岗地高的可达数十米、低的约在十数米；长的蜿蜒曲折延绵数十里、短的亦有数里之长。每道岗与每道岗之间的距离，近的相距约百数十米；远的在数百、乃至千余米之遥。由于这种特殊的水文与地形状况，便构成了樊城两面临水、两面靠岗的地理态势。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当地相继进行农田基本改造及工商业建设，这些岗地中的绝大部分遂被一一推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至于让后来许多到“水淹七军”的樊城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去参观、考察的人们，在看到那里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地形时，根本就无法想象当那场致“樊下平地五六丈”深的洪水下来后，为何只淹了魏军、而没有淹着身处魏军包围之中的蜀军的。）
　　樊城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每年立秋之后，常常会伴有秋雨、秋汛。另外，与汉水对岸的襄阳相比，樊城所处的地势相对比较低平；再加上樊城的地界上还有另外数条河流，所以，每当秋汛到来之后，汉水的河水便往下冲；另外两条河流的河水则往上顶，如此以来，不仅每每造成河水下泄不及，继而在樊城一带形成泛滥之势，并且，暴溢而出的河水还往往会围绕着樊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流。
　　在我国的历史上，普遍采用大青砖垒砌城墙的做法始于明朝。在此之前，全国各地的城墙多半由夯土垒砌而成，“三国”时期的樊城亦不例外。由夯土垒砌而成的城墙不怕干旱、但却极怕水患；尤其是害怕洪水的长期浸泡与冲刷。所以说，樊城的城墙虽然修建得甚是高大，但是，每当河水暴溢而出后，在洪水的长期浸泡及旋流的强烈冲刷下，常常会发生大面积的坍塌。
　　城墙乃是一座城池实施防守的最为重要的工事，若其一旦发生大面积的坍塌，不仅意味着该城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池，甚至连守城士卒的身家性命亦将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威胁。而当此时，天气已进入秋七月，正值秋雨、秋汛即将来临之时。因此，关羽如果能够抢在秋汛到来之前渡过汉水的话，那么，其将来便有机会趁势拿下樊城，从而迫使曹操不得不从关中收兵以回救樊城。
　　（樊城易于遭受水患之灾及其城墙常常会被洪水所毁坏的特点，直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仍然没有大的改观。根据湖北省襄樊市（今已改名为襄阳市）地名领导小组，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编撰的《襄樊市地名志》的记载：“解放前，汉水经常泛滥成灾，1935年7月7日的特大洪水淹没了襄阳城外及樊城整个市区，损失惨重。”
　　同样根据《襄樊市地名志》的记载：汉水之襄阳段的最低水位为60·82米；而此次特大洪水的水位为71·71米，为有专门资料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两者相差不足11米。但是，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的这场洪水，却造成了“樊下平地五六丈”深的水位。此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古时之汉水的水量，大概要比当代的汉水的水量大出许多。
　　这恐怕亦是造成襄阳城的城墙至今依在；而樊城的城墙却因为屡建屡毁，时至今日除了还剩下几个城门洞之外，其余部分便再亦难寻踪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吧！）
　　早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爆发之前，关羽先是随刘备一道替刘表守新野；后又退守樊城。做为一名尽心尽职军事家，出于职业习惯，关羽从那时起便一定是对这一带的地形、气象、水文等自然地理因素，做过极为深入细致地了解。所以，当其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方才敢于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长途奔袭两、三百里，中间还须跨过一条宽阔的汉水，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樊城。
　　不过，关羽如果想利用樊城的城墙被洪水所毁之机，以便顺利地去攻取樊城的话，其首先必须要解决好如何在樊城站稳脚跟这一问题；而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则又必须要率先解决好以下顺序相承的三个环节上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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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必须要能够“看死”襄阳城内的魏军，令之不敢轻易出城交战，以确保后方之交通线的安全。
　　其二，必须要能够打掉魏军设在汉水之中的舟兵，在确保先期的渡河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同时，并为后期已进至樊城的攻击部队与后方之间的交通联系的畅通创造条件。
　　其三，从渡河行动展开之时起，直至将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都必须要能够确保击退魏军在此期间可能发动的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冲击。
　　单就此三个作战环节而言，打掉魏军设在汉水之中的舟兵，无疑又是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汉水之襄阳段，不仅水面较为宽阔且水位亦较深，不可涉渡；另外，其下游处便是蜀汉之南郡，所以说，魏军无论如何都必须会在此处设立一支舟兵部队不可。但是，从魏军应该在汉水之中设有一支舟兵部队，却又不曾发现其有参加交战的任何记录来看，该舟兵部队应是在交战之初，便已被蜀军干净、利落并彻底地给消灭掉了的可能性较大。
　　襄阳位于汉水的南岸，与南郡接壤，因此，当蜀军把魏军设在汉水之中的舟兵给打掉后，便在战略上将襄阳从曹魏的版图上给分割了出去。这对于驻守在襄阳城内的魏军的心理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地打击与极大地震慑。与此同时，关羽再在距离襄阳城数里之外的荆山余脉上布下一支人马的话，便基本上可以做到将襄阳城内的魏军给“看死”的目的。
　　打掉了魏军的舟兵、又“看死”了襄阳城内的守敌，接下来的任务自然便是要抢渡汉水。
　　在抢渡江河的最初阶段，由于戎阵不齐、组织指挥与协调困难，所以说，对于参与抢渡江河的进攻方而言，此时无疑是其最为脆弱的时刻。于是，在接获蜀军欲渡汉水的情报后，曹仁遂命庞德率领一支人马立即前去进行冲击。
　　此仗，双方打得甚是激烈，庞德的战马被累得一连换了好几匹；而关羽亦因为靠前指挥，其额头竟被冷箭所伤。交锋的结果，曹仁见难以挡住蜀军，遂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改命庞德前往樊城以北十里之处去安营扎寨。至此，蜀军便在樊城顺利地站住了脚跟。
　　然而，由于曹操已经判明了蜀军的作战企图，所以，当其得知关羽兵出樊城的消息后，遂命于禁、满宠等人各率一支人马前去增援；自己却仍旧按兵于长安，坚持其重夺汉中的既定方针不变。于禁、满宠等人率领的虽然只是魏军的一旅偏师，但是，如果再加上庞德所率领的人马的话，则前来包围蜀军的魏军，其兵力几乎是目前已进至樊城地界上的蜀军兵力的大约两倍。
　　面对如此情形，一个新的抉择无疑又摆在了关羽的面前。此时，关羽如果选择就此撤退的话，那么，作战目的则势必将难以达成；然而，如果是选择坚守的话，作战目的虽然还存有达成的可能，但却又是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胜利与失败俱在的困难局面。
　　从好的方面而言：关羽如果能够率部坚持到秋汛到来之时，仍然能够将阵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上而不为魏军所攻破的话，那么，当汉水暴溢而出之后，便可以利用魏军眼下无舟兵可用的弱点，迅速对包围自己的魏军发起攻击。
　　此时，负责包围蜀军的魏军，其在兵力上虽然处于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被洪水给分割在各个不同的岗地之上，相互之间却无法进行有效地策应；而蜀军在兵力上虽然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由于有船只可供使用，所以，关羽便可以将自己的兵力集中起来，从而在每一个局部的战场上对魏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并最终达成对驻守在不同岗地之上的魏军实施各个歼灭的目的。
　　退而言之，由于魏军的顽强抵抗，关羽在此阶段即便是不能够将包围自己的魏军加以歼灭、亦即打破不了魏军对自己的包围的话，那么，其最终仍然可以选择在洪水消退之时，率部乘船撤过汉水，从而顺利地跳出魏军的包围圈。
　　从坏的方面而言：假若洪水不能够如期而至；或者说洪水虽然如期而至，但却由于水量太小不足用的话，那么，等到那时，关羽及其所率领的这支前出至樊城的蜀军，几乎可以说是插翅难逃。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与结果的或然性之所在。
　　不过，最终的结果大家都已知晓，就在于禁等人将关羽所率领的蜀军包围起来不久，秋雨、秋汛遂如约而至。在经过了一连十余日的“大霖雨”之后，汉水再亦接纳不了如此之多的雨水，终于暴溢而出，并迅速地浸入到了岗地之中，为蜀军歼灭包围自己的魏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
　　可是，面对蜀军的进攻，魏军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当时，除了庞德率领一小部分人马进行了一番激烈地抵抗之外，主将于禁及其以下的三万魏军皆选择了不战而降。按理说，于禁及此三万魏军有着太多可以不降的理由：
　　首先，魏国是一个大国、强国；再加之又是在本土作战，所以说，与蜀军相比，他们无疑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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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魏军在此阶段的作战任务简单而明确，即先暂时解除蜀军对自己的心腹之地的威胁。而要想达成该作战任务，只须坚持到洪水消退之时即可；因为，到那时，蜀军必将自行撤退。否则，当洪水消退之后，进至樊城的蜀军仍然选择死守不撤的话，那么，等待蜀军的必将是全军覆没的命运。
　　其三，蜀军要想一一攻取魏军的阵地的话，亦绝非易事。
　　因为，就在汉水暴溢而出之前，天上还曾经一连下过十余日的大雨。土岗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雨水的浸泡后，可谓是既十分松软、又极其湿滑，这势必将大大地限制蜀军的进攻行动。
　　因此，魏军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实施防守，即便是不能够保住自己的每一块阵地，但其力争做到将某些个主要的阵地始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恐怕还是有较大的把握的。
　　退而言之，假设由于蜀军特别英勇善战，魏军连一块阵地都保不住的话，那么，只要他们敢打敢拼，仅仅凭借其远多于蜀军的人马这一大优势，亦基本上可以把蜀军给拼对个差不多，由此足以令蜀军丧失战斗力。
　　其四，在魏军如云的战将当中，有五位最为能征善战的上将军，于禁便位列其中。根据《三国志·于禁传》的记载，在这五位最能征善战的上将军当中，于禁又以“最号毅重”著称于世。所以说，仅仅从其强悍的个性及维护自己的尊严与荣誉的角度出发，像于禁这样的悍将往往会宁愿选择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亦绝不会轻易选择不战而降。
　　其五，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于禁麾下的这些士卒，可谓是人人皆历经过无数次战火的洗礼；个个都不知在枪尖刀口上滚过多少板，所以说，即便是其主将命令他们投降，这些人亦未必就会如此这般毫无反抗地去执行此令。
　　不过，于禁等人虽然具有如此之多可以不降的理由，但其终究还是选择了投降。如此说来，导致于禁等三万魏军选择不战而降的直接原因，会不会真如陈寿在《三国志·于禁传》中所记载的那样，是因为汉水暴溢，导致“禁等七军皆没”所致呢？
　　如果该记载为真的话，那么，当那场突如其来的、致“樊下平地五六丈”深的滔滔洪水下来后，于禁等人恐怕早就被冲到“爪哇国”里去了，哪里还等得到蜀军来俘虏他们呢？由此看来，陈寿在这里所采用的不是那种“实录”式的记载方法，而更多的使用的只是一种修饰性的表述而已。
　　另外，就在该句话的后面，陈寿紧接着又记载道：“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由此看来，于禁等人的确应是没有被洪水所淹。
　　既然洪水不是导致于禁等人投降的直接原因，那么，又到底会是何种原因，最终导致了于禁等三万魏军选择了不战而降的呢？
　　就在让人百思难得其解之际，忽然想起当年曾经听说过的一段逸闻趣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军的一支部队在云南边境地区执行对越军的作战任务期间，有一天突然遭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个别帐篷被大风掀翻，居住在里面的战士及其所使用的衣服、被褥等物品皆被雨水浇湿，害得这部分战士夜晚睡觉时由于没有干被子盖，只好一连数日与其它战士挤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觉。
　　由此及彼，让人联想到于禁等人的不战而降，是否也是因为与此相同或是相似的原因，即：由于于禁等人所居住的帐篷被狂风给刮翻吹烂，存放在里面的粮草、衣服、被子遂被暴雨淋湿，弄得他们一连数日吃不得好吃、喝不得好喝、睡不得好睡；再加之连连多日的大暴雨后，天气较为寒冷，导致于禁等人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甚或是疾病丛生，最终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所致呢？
　　综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首先，根据《三国志·于禁传》的记载，就在于禁率部抵达樊城后不久，那场“会天霖雨十余日”的漂泊大雨便接踵而至。如此以来，则留给魏军用于构筑工事的时间势必较短，尚且来不及将帐篷设置成地下式或半地下式以避风雨。
　　其次，樊城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秋风秋雨能够在此形成一连十余日的大风大雨的天气现象，往往是由于受到了来自于南方的热带高气压与来自于北方的寒带低气压，在此一带长期相互作用，忽而南风压倒北风、忽而北风压倒南风的结果。
　　另外，樊城以西、以北的岗地的四周皆为平地，当狂风刮过岗地的上空时，在岗地的抬升作用下，岗地之上的风力便显得尤其猛烈。因此，在忽而东南风、忽而西北风的劲吹下，驻扎在岗地之上的魏军可谓是躲无可躲、藏无可藏。
　　其三，那时的帐篷乃是由手工纺织出来的粗布制作而成；用于固定帐篷的绳索亦是由手工编织而成的草绳，这两种材料不仅极不赖腐蚀，并且，抗拉力亦较差。因此，在狂风暴雨的双重作用下，其中的许多帐篷或被掀翻、或被撕烂便不足为怪了。
　　其四，农历秋八月的天气，气温已经开始转凉。在连续十余日的狂风暴雨的劲吹与浇淋之下，昼夜的气温早已骤降致有些寒冷了。在这种极端天气条件下，魏军一连数日吃不得好吃、住不得好住，战斗力急剧下降，便不难理解了。
　　由此看来，关羽之所以能够取得“水淹七军”的重大胜利，靠的绝非仅仅是侥幸或运气，而是精心策划、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英勇奋战的结果。于禁等三万魏军最终之所以会选择不战而降，绝非是因为其主观上不肯战，而一定是出于某种客观上的原因，令其不能战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