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战争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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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军队是战术能力最为接近“近代军队”的一支军队——以满城之战为例
　　1.关于“近代军队”的概念问题
　　“近代军队”这个概念，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一本叫《窃明》的YY小说里头。我曾经去翻阅各种军事类理论书籍，也从来也没有见到哪一本书里对这个概念有过精确，或者说，至少是明确的定义。
　　我在网上查阅到的近代军队的概念定义，无非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军队各职业的专业化和军队各项事务的科学化而已。
　　我在网上浩如瀚海一般的帖子里闻出来一股浓浓的偏见。这些近代军队的拥护者在对于所谓“近代军队”概念的阐述中，他们对于近代军队建制的各种职能优化以及技术引入的反面就是中国古代的行军制度，后勤制度，参谋制度仅仅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科学。
　　由于大部分问题无关本文宏旨，所以本人就不在此展开论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提醒诸位的就是：无论是中古还是近世的古代中国，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著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三十万、五十万、乃至一百万的军队指挥，百万石以上的后勤物资和不计其数的战争资源调度使用，是不是简简单单的“经验”二字就可以大而化之的概括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而在这里，我要提出的观点是：“近代军队”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有一句军事格言恐怕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这句话扩展开来解释，那就是，军事，是为了实现某一个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最终手段。
　　而军队，就是执行这个“最终手段”的机构。
　　所以，脱离了所存在的时代的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社会经济条件，能够独立地以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模式存在的军队，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因为，现实位面，不存在穿越时空这一回事。
　　故此，我在这里引用“近代军队”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要给予一个能适用于本文的定义，那就是：在本文中的所谓“近代军队”，就是专指近代国家体制下的军队。而我们讨论的模式，也是这些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限定下的军队的运行模式。
　　[注：自第一节阐述“近代军队”的概念结束之后，下文的近代军队将不再加引号标注。（为什么？老子嫌麻烦呗）]
　　2.宋军的战术能力直逼近代军队的论据——以满城之战为例

　　公元979年，辽军为了报复宋进攻幽州，乘高粱河之战大胜之势，于年底发动大举南侵，故此发生了满城之战。
　　双方的兵（水产）力部署如下：
　　辽军方面：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权奚王耶律抹只各率本部兵从征。辽军主力直指满城，另有别动队一只，由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指挥向河东方向作牵制性攻击。
　　辽军总兵力相关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根据《辽史兵卫志》如下记载：“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
　　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由于此战辽军配置都统，故我们可以确定辽军总兵力有十余万。
　　宋军方面：据《宋史赵延进传》记载：“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太宗回京之后留下防御契丹自遂州、满城方向入侵的徐河防线守军有八万。而右翼的关南屯军的兵力没有记载，但假如有一到两万，那么此次满城之战宋方总兵力也可以估算为十万之众。
　　而满城之战的过程在《长编》中的记载如下：
　　契丹大入侵，镇州都钤辖、云州观察使浚仪刘延翰帅觽御之，先阵於徐河。崔彦进潜师出黑卢堤北，缘长城口，衔枚蹑敌后，李汉琼及崔翰亦领兵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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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上以阵图授诸将，俾分为八阵。大军次满城，敌骑坌至，右龙武将军赵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不见其尾，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士觽疑惧，略无淢志。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於克敌尔。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翰等曰：「万一不捷，则若之何？」延进曰：「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翰等犹以擅改诏旨为疑，镇州监军、六宅使李继隆曰：「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翰等意始决，於是分为二阵，前后相副，士觽皆喜。三战，大破之，敌觽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追奔至遂城，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生擒酋长三人，俘老幼三万口及兵器、车帐、羊畜甚觽。冬十月庚午，捷书闻，手诏褒之。
　　满城之战大概的情况既然已经介绍完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场战事是如何体现出宋军的战术能力直逼近代军队的。
　　很多人在斥责宋太宗赐阵图予武将钳制前线武将指挥之时，满城之战的这段记载就是他们常用的例子。那么我们先扯一点题外话。现在来分析一下，到底此话能不能当真。
　　第一个问题：此战的指挥模式问题。在之前的宋辽双方兵（水产）力部署的介绍之中，我并没有说出此战的主帅是谁，这个问题在对于指挥模式的问题中将得到解答。
　　《长编》卷二十：庚寅，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箉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上谓诸将曰：「契丹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
　　《宋史赵延进传》：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从这两条史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太宗班师回京之前，太宗就已经做下防御契丹南侵的战略部署，但是没有在这四大兵团指挥官中找出来其中任何一个人做统领整个防御战区的指挥官，反而是让四个指挥官互不统属。
　　换句话说，太宗既然在做出了战略部署的同时却又没有任命战区指挥官，那显而易见，这场战役的模式依旧停留在太宗亲征的模式上，人回去了，但是真正的主帅依旧是太宗本人。
　　太宗甚至预先做出了战术部署。也就是所谓的“赐阵图，分为八阵”。
　　第二个问题：在亲征模式下的战略与战术部署。
　　我们既然可以认定是亲征模式，那么由太宗做出战略部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事实也同样证明，“当会兵设伏夹击之”这个战略决策不仅仅是导致了满城之战的成功，也同样是后来雁门之战，羊山之战战胜的基石所在。
　　现在主要的关键问题就剩下了两个：一、太宗是否有必要对前线作战进行战术干预；二、以赐阵图从而进行细节性的战术干预，是否自此在宋代引为成例。
　　公允的来说，单就满城之战而言，太宗的这个干预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前线武将的指挥，你只需要给他界定任务即可，但是没有必要连达成任务的手段都加以界定。因为这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当前线态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前线将领为了达成战术目标而对预先部署进行修正的话，很容易的，就会被认定为违反命令。
　　在上面所引用的史料中，赵延进所谓“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於克敌尔。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的建议，是纯粹站在战术指挥官上的角度来说的；而李继隆的“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很明显就是站在战场指挥官上的角度的原则性建议。
　　所以，在原则性上来说，太宗进行战术干预，的确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在亲征模式下，太宗对于战术的干预我们或许可以用惯性思维来解释。五代宋初的皇帝，大多都是以勇武为名，喜欢亲冒矢石，阵前突进的。石敬瑭之所以选石重贵为君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勇武与吾相类”的原因；而比如像李存勖灭后梁，柴荣征富平，这些都是君主亲征的例子，即便如柴荣这样并没有亲自上阵搏杀，但君主身在前线也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君主若无勇武谟烈，五代武人何以服之？！
　　而太宗当然是五代的旧武人。所以亲上前线，直接进行战略战术部署在他而言也不过是一种领军的习惯模式而已。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前线的战术干预在宋代被引为成例了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没有找到任何史料支撑这个说法的。满城之战之后，违令的李继隆赵延进等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就战功进行了褒赏；而我从来没有在太宗之后的岁月里找出来一句比如像“老子发给你阵图你不照着摆你就给我去死”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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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既然没有引为成例，何来说自太宗以降，钳制武将指挥是宋代痼疾一说？
　　好了，题外话扯完。现在咱们就来说阵形应用问题。而这个，也是本文论题的关键所在。
　　先说说八阵和“前后相副”阵。
　　八阵到底是个什么阵势？中国古代兵法当中，关于阵形的名目很多，比如偃月，雁行之类，但是就总的阵形走势而言，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横向阵势；二是纵向阵势。
　　横向阵势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占领战（水产）场空间很容易，比如河岸，山坡，平原等地形；第二个，他的战术动作难度不大，只要部队能够做到基本对齐就可以，这对于比如像南北朝那种拉壮丁没怎么训练就开战的时代，就几乎是阵形上的唯一选择；第三个，横向阵势可以让骑兵在两翼展开，让骑兵发挥机动性，这个原因也是为什么隋唐之时横向阵势最为流行的根本原因，比如唐太宗的霍邑之战。
　　那么单就太宗的八阵来说，八阵就是一个横向阵势，也就是所谓的“我师星布”。单就在徐河战线的地理而言，太宗在这个问题上的“参谋作业”，实际上是没有大问题的。本来就是在河岸布阵，那用横向阵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参谋作业和战场指挥是两回事，参谋作业是不可能预卜先知的，它顶多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针对过去或者是现在的最佳部署。太宗的问题也仅仅就是把参谋作业的手伸长了一点而已。参谋（水产部和战场指挥官之间的矛盾，貌似到了近现代还有不少事例证明在扯皮，那之前指责太宗的很多言论照此看来，我个人是认为有些求全责备的。
　　好了，回归正题。纵向阵势如果换个名字可以大家能理解得透彻一点，那就是“纵深梯次队列”。也就是说，由于部队兵力分布前后，并非一开始就全部投入战斗，那战场指挥官就可以根据情势变化，灵活地控制战斗。前哨战，主力战，投入预备队，甚至是撤出战斗，这些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指挥官下达命令进行调整。但是，这种阵列对于战术动作的要求相比横向阵列要高得多，相比横向阵列的简单好用而言，这是纵向阵列相比横向阵列必须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回归到具体的满城之战的细节上。在这里头，《辽史》的一些相关记载就非常有意思。
　　《辽史韩匡嗣传》：军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俄而宋军鼓噪薄我，众蹙践，尘起涨天。
　　《辽史耶律休哥传》：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翌日将复战，宋人请降，匡嗣信之。……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驰。
　　从这两条史料对照上面的史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这么几个情况：
　　第一：宋军将领在争论是否变阵的问题的同时，辽军已经在战场上摆好了阵形。
　　第二：在变阵的决定确定下来之后，宋军为了拖延时间变阵，向辽军诈降。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两军对阵，即便用诈降计拖延时间，能争取到的时间是多少？更不用说“俄而”、“须臾”这样的短时间形容词。
　　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宋军能在两军阵前极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战术动作，就充分说明了两点：
　　一：宋军的训练水平和执行战术的能力极高；
　　二：不管是“八阵”，“前后阵”，宋军在之前的训练中早就操演的烂熟！不然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战术动作！
　　这种战术执行能力，在宋代之前的古代中国我没有见过，宋代之后的古代中国，我还是没有见过。戚继光的部队走多少步就要重新整队来着？忘了，知道的同学在下面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这种在近代国家的步兵操典执行后才能完成的战术动作和阵形变化（当然，近代军队这个玩意儿是不太稀奇），在宋代就已经能做到了。
　　那么，在战术能力上，宋代作为冷兵器战争的巅峰这个论点还有什么问题呢？
　　以上论述单就战术能力。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就不在战略，后勤等方面进行论述了。以后慢慢更新好了。还是老话一句：欢迎方家指正，谢绝小白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