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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的演变 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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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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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下称《辑考》),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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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碑言:
  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祐四年(1052),屡败宋军。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倘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这里提到皇祐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中考探,此不赘。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是一疑问,下文再探。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宋史·郭逵传》复言:“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休。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
  史载由于北方将士民夫不适应岭南暑热,“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损失也很惨重。相比之下,这支队伍的确很幸运,值得在乡里立庙,以感神庥。值得注意的是,碑阴说明“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立庙元初□□”,则新庙刀马是在桂林市区南面的荔浦县“本祠”请到的,看上去似乎与碑文所述狄青完新之关庙颇有分别。
  按桂林尚存有刊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即狄青征伐侬智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三年)之《义缘龙隐岩造像记》,其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四恩,下资三友。
  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可知中国化后的佛教不但摒弃了“沙门不拜君亲”的天竺原教旨,反而主动为国家请求护佑,而关羽也作为“擎天得胜”之神受到崇奉。据说宋仁宗看到慈云遵式所著《金光明护国仪》中的发愿文中“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慈临无际”之语时,曾经感慨:
  抚几叹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此事距狄青征侬事不远,却仍然保留着唐人传说中佛教托迹关羽显圣的故事,而“擎天得胜”之说,也保持着由佛教护法战神毗沙门天王演变而来的痕迹。这也许就是宋军将士祈祷关公护佑的真实原因。
  荔浦位于今之桂林市区南面,该县城城西旧有关帝庙一座,现已撤毁。方志记载,亦只言“宋绍兴间建”,可知曾经失传。若按蔡□“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的记述,或者“本祠”就是狄青祷神的荔浦县之关羽祠庙。碑文中有“精诚所召,助顺之灵”一语,疑即仁宗赐额“灵顺”之山水。而南宋时周将军庙亦额“灵顺”,或者就是其混杂入关庙的原因。且细玩文意,“侬贼陷邕州”一语,似为道明侬氏势力最张之时,而非其祷庙之地。而神虎军之“到是庙”,即是“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之祠宇,亦即侬智高祷请毁坏、狄青完新之关庙。《宋史·地理六》“桂州”条下注明:“荔浦,望。……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元丰元年复……唐丰水县。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元祐元年复。”可知荔浦作为当地的“望”郡繁邑,熙宁初年正在不断扩大中。
  又桂林市区东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大型关庙,占地面积较当地孔庙大约一倍。据介绍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目前广西保存得最好、最大的关帝庙。这种情况颇不寻常。据方志记载,恭城置县始于隋末大业十四年(618),另《宋史·地理六》在“昭州”条下有“恭城。下。太平兴国元年(976)徙治于北乡龙渚市。景定五年(1264)复旧”,可见桂林地区崇祀关羽之风习,犹存留至近世不衰,亦为旁证可也。
  人贬谪,常以岭南为流放地。柳宗元以“八司马”案被贬谪柳州,曾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中说: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蒲。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
  应是身履亲历的感慨之言。但也把中原风俗带至岭南。晚唐人莫休符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即撰有《桂林风土记》三卷(今存一卷),已备述“舜祠”、“尧山”、“伏波庙”、“张天师道陵宅”等名胜。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范成大曾出知静江府(今桂林市),又在《桂海虞衡志》中逐一描述桂林山水之胜,风物之奇,民俗之异。永嘉人周去非淳熙(1174—1189)中官桂林通判,著有《岭外代答》,以记载海外诸国闻名,四库全书辑为十卷,但两书都未叙及祠宇庙祀。周去非惟于第三卷中谈及“僧道”,略谓“南中州县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可知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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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碑将领与北宋兵制

  据《辑考》考述者统计,沁县关庙署名之立碑人达到780多人,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只是对立碑人的身份检索无多,仅以“其余生平无考”概言之,是一憾焉。其实立碑人中官衔最高的一位,即“左麒麟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知威胜军兼管内劝农事,及管本军驻泊军马公事王文郁”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就有他的传记。据载:“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他与前述狄青、郭逵同样,也是西夏前线行伍出身,勇谋兼备的骁将: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又《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七》:
  (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距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以王文郁为西上?门使,代李浩知兰州。
  他最后积军功位至御前都虞候、观察使。立碑时的主要职务就是威胜军的主管。倒是他的这个职务不见于史传,可以补其阙失。其余信众主要涉及到两支成建制的部队,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并“基钱一伯(百)七十三贯文,并是安南道回人出办。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的神虎第七指挥;另一个是前来赞襄,“愿舍俸财,装塑大王尊像,及合满殿平棋、暖阁装漆并完,并累集钱修盖在庙殿宇,具合上石”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据《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言:
  概有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神虎军属于厢军升为禁军的,“(咸平四年)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隶属禁军侍卫步军司。宣毅军亦然:“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治平)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在宋军的“诸军资次相压”即排序上,神虎军居于81位,宣毅军居于94位,都属于“下军”之列。后世演为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原型人物,曾在庆历年间借弥勒教在贝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宫县)起事的小校王则,就是属于宣毅军的。
  《宋史·兵四》言,河北、河东,咸平三年诏:“五百人为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据《中国军事史·兵制》言:
  指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北宋以五百人为一指挥,以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计算禁兵兵力时,不以厢、军、都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固定的编制单位。在屯戍和调动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隶属编制系统,而以指挥作基本单位临时编组……至于每指挥实有人员,经常不满五百之数,原因之一是各指挥情况不同,一是宋军普遍缺员。
  以此观之,则此次奉祀关羽的神虎、宣毅两指挥的人员,就是神虎军“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包括“安南道回”与“在营”两个部分,以及宣毅军的指挥编制“二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二十五人,占立碑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其列职务除了指挥使、正副都头和节级之外,尚有北宋实授军职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局,此外还有孔目官、勾押官、开坼官、正勾覆官、副勾覆官、上名押司官、次名押司官、下名押司、前行、后行、攒司、军司、勾当人、军头、旗头、教头、曹司、急脚等名衔职务,远较《宋史·兵制》所记为详。史谓宋制多吏,此亦见证之一。由于此碑将北宋一个指挥的建制部队职官名衔囊括一尽,也是难得的古代兵制资料,幸望留意。又“安南道回”的神虎军人员具有官衔职务者,明显多于“在营”及宣毅军人员,显为碑文所言“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的结果。
  立碑人中还有“在军都仓”和“军城马铺节级”、“近铺节级”,应当是威胜军的后勤管理部门。职务有斗级、节级。还有外地供奉人如“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亦为后勤官吏。按娄烦县(今属山西忻州市)唐时为静乐县,五代宋置宪州,是专门为皇帝饲养军马的行政特区。此外地方官吏则有铜鞮县之上押、下押、手分等。另有乡里平民若干,亦可见出平民中尊奉关羽的普及程度。或者可以说,正是普通将士对于关羽的崇拜,才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及上层官员的。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北宋军队中的关羽崇拜

  至于关羽崇拜的风俗为什么会在西夏前线出现,也有踪迹可寻。我曾写了一篇《宋代的二郎神崇拜》,比较了《宋大诏令集》关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围困延州,并俘获赴援宋将刘平、石元孙,导致宋军在西夏前线的第一次重大失利,在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解救了宋军之厄之后,宋廷曾有几次诏书封神。据《宋会要辑稿》,最初同年五月的《封嘉岭山神诏》,说是“范雍祷嘉岭山神,其夜天大雪,又城上若鬼神被甲之状,贼遂惊而退”。其夹注言:
  唐天成二年正月,唐刺史高万金因祈雨有应立庙,赵元昊入寇,刘平战殁,围城将陷,范雍祷于神,夜大雪,城上有巨人被甲之状,虏惊引去。元丰五年王师西讨,盛冬无烈风大雪,米脂之战,军大克捷。
  而在后来的《昭惠显灵王封真人赐中书门下诏》中,这次战役侥幸不败的原因,已被描述为:
  门下:天下有道,聿多助顺之体;圣人成能,斯极感神之妙。昭惠显灵王英明夙降,变化无方。治水救民,本上穹之所命;纪功载德,有往牒之具存。肇自祖宗,间兴师旅。能施云雨,复济阴兵。致殄羌戎,备昭灵迹。比濯征于夏寇,乃克相于天威:雷霆声震于敌城,人物飙驰于空际。荡平巢穴,肃静疆陲。矧兹京邑之繁,尤被福禧之广。册封王爵,血食庙廷,尚仍祀典之常,昌侈天真之贶。宜更显号,以示钦崇。可改封昭惠显灵真人。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降临之神已非延州土神,而是赫赫有名的西蜀灌口二郎,其神功则俨然唐人描述的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或后世的中国战神关羽了。随后又传播各地,《东京梦华录》卷八曾有“(六月)二十四日川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的大段记叙,可以参看。至于关羽崇拜与毗沙门、二郎神的关系,笔者另有《金代关羽神像考释》一文详细考订。事实上沁县关庙立碑之后不久,张商英在《关三郎庙记》把关羽父子与李冰父子连类而及:
  李冰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于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者。
  此即前线关羽信仰向内地传播的一个信号。靖康金兵南下西进时,西夏前线的宋军曾抽调精兵猛将,或者鏖战于河东,或者“勤王”于京畿,结果镇洮军节度使种师道兵败病卒,麟环庆路的多年经营亦一旦归于瓦解。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辽故将小呼鲁攻破麟州,知建宁寨杨震死之。”“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金人破陕州,武经郎、权知州事种广死之,统领军马刘逵战死。”其中的勤王将士南渡后又成为抗金主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列举南宋诸帅如张俊为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刘钅奇德顺军人,吴蚧、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又刘光世保光军人,曾为鄜延副总管;杨沂(存)中即麟州死难守将杨震之子,郭浩曾为环庆路第五将部将。他们又把关羽崇拜扩展开来。唯其如此,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兵挟踏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应当就是出自这些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且又崇尚关公之戍边将士之手。此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也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些将士还把西夏前线的祠庙一直带到临安,《咸淳临安志》言:
  旌忠庙:在丰乐坊,俗谓“三圣庙”。按神一姓高,名永能,绥州人;一姓景,名恩谊,晋州人;一姓程,名博古,河南府人(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元丰元年同为统军,力战于银川,挺身抗寇以没,始配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宣和间方腊寇睦,讨捕者祷于神,凯还。奏闻,始封侯。中兴初,屡以助顺讨贼功,赐庙曰“旌忠”,加封六字王。嘉泰初以平潮着灵,加王八字:一曰忠惠顺应福佑善利庙,旧在清冷桥北。绍兴十九年杨殿帅存中申请,以“旌忠”赐为观额。后因德寿宫门拓,徙建今处,即觉苑寺废址也。自嘉泰辛酉至淳?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
  也属于“肉身成神”,激励后人的榜样,类同当时的关羽崇拜,不过后世不传罢了。与此同时,西夏前线战事与“关羽显圣”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元人同恕《榘庵集》卷三的巩昌府《关侯庙记》,其中提到:
  相传金大定间,西兵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独此邦用是日,答神贶也。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武安”是宋徽宗加于关羽之封号,金代仍之。说明金兵也沿袭了宋与西夏作战每以“降神助阵”,夸言胜利的做法。大定是金章宗的年号,此前由于完颜亮征发数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北方兵力空虚,故武势正张之金兵,亦须借宋兵之神护佑一方。盖缘西夏宋军前线崩溃后,宋军也有降金或西夏者,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五、北宋军队的关羽崇拜与“说三分”起源

  沁县崇建关羽庙宇的碑刻,已把北宋西夏前线的三位高级将领狄青、郭逵及王文郁联系在一起,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军中的崇拜风习呢?值得思考。笔者再加一层考探,这就是治文学史及小说史经常引用的苏轼《东坡志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以塞其实:
  王彭尝曰:“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此而来,尚未见到学者认真考证此语究竟叙述的是何时、何地的现象,讲述者王彭又是何等样人物。往往一言蔽之,当作汴京市并所见景象。这不但模糊了话本及说话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含糊了关羽崇拜在北宋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故不能不为之一辨。
  首先需要查实的,是苏轼究于何时何地,结识了这位叫做“王彭”的人物,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苏轼文集中。《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
  也就是说,王彭为宋朝开国时奉命征蜀之大将王全斌的嫡系后人,苏轼密友王诜实为其侄,著《唐语林》的王谠则为其子。其父王恺所管武胜军为秦凤路重镇,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正是对西夏作战或者进行茶马贸易的冲要之地。这里早已是民族聚合纷争之地,故唐时即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歌。说来王恺(凯)也是个人物。曾巩《隆平集》卷十六《王全斌传》附传:
  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徒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门祗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缄、彭。
  《宋史·王全斌传》亦附恺(凯)传,备记他长年征战西夏前线的经历。则王彭“少时从父讨贼”事,当在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以后;“为将自试于边”,蒙韩琦、文彦博赏识,则应在康定至嘉祐(1040—1058)韩琦、文彦博相继主掌兵权之际。此后即任凤翔“监府诸军”军职。可知他一生经历尽在边关风尘,年资应较狄青稍后,而与郭逵相若。
  此外苏轼友朋记载独多,如范纯礼、张耒、李?等都于三国故事包括关羽事迹的流传都有描述,但不仅时间上较苏轼为后,亦且可能受到他回京后转述王彭讲述情况的影响。前述李汉杰元丰碑文虽也说及“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的说法,但亦未言“说三分”风气,也显非出自京师习俗。此当沿袭唐代当阳玉泉寺佛教崇拜而来,笔者已有另文论述,不赘。
  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条尝言: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四库本《事物纪原》馆臣提要,曾据赵希弁《读书附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言,高承为元丰时开封人,于是论者每以高说为汴京之市井形态。其实高承虽与苏轼同时,但生平未详。南宋陈振孙已言明“《中兴书目》作十卷……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云云”。四库辑录时还注意到:
  今检此书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已有所增并,非复宋本之旧矣!其书向为抄本,明正统间南昌贡生简敬始以付梓印行。
  现存《事物纪原》本屡引《宋朝会要》言事,即是后人广益的明证。按宋朝曾设置“会要所”专司其职,而且前后重修续修《会要》达十余次,成书二千二百余卷,但并未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始诏阿鲁图、欧阳玄、张起严等总裁编撰《宋史》,其资料亦取于宋纪《会要》。明代修撰《永乐大典》也曾将《宋会要》中史事“别来列于各韵”。故可推断这部分条目应当出于宋后。何况《事物纪原》此则言“宋仁宗时”而非“我朝”或“仁宗时”如何如何,显非北宋人的口吻,而“谈三国志,或异其说”等说法,也有可能系南宋甚至元人的追溯,自不如苏轼纪事来得准确。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苏东坡是于嘉祐六年(1061)因考制策,列为三等,由汴梁分发,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的,时年二十五岁。如果“途巷薄劣小儿”喜听三国事,果然出自汴京市井,何劳王彭转述,而苏轼居然也大惊小怪,作为异闻,载诸笔端?其次是北宋边关虽以堡寨为主,尤其是各路指挥机关所在地常年驻守,军官家属渐成聚落,居民数量也日渐增多。我们该记得《水浒传》开首写九纹龙史进“夜走华阴道”想去延安府投奔王教头时,路过华阴县,“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并在这里遇见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以及卖艺为生的开山师傅打虎将李忠,结拜兄弟,从而引出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据李焘《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秦凤路提举保甲司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有研究者据此推断说:“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三位妇女,其户口则(每家)多有十人左右者。”可知在前线地带也有居民家庭,确有可能出现“途巷薄劣小儿”及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又《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也说:“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司马光虽非“薄劣”,但当时总还是“小儿”,喜听故事,且从中学习明辨是非。三国故事最初也是以擅长兵法战例而为士卒小儿喜爱,以此观之,其以“说三分”成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也不是偶然的了。至于此后苏轼正统观念由“帝魏”转为“尊刘”的过程,以及其友朋对当时关羽崇拜记叙独多的情况,另文已叙,不赘。
  按嘉祐年号共计八年(1056—1063),苏轼转叙王彭述“说三分”事在“嘉祐末”,这个时段正好亘贯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征侬氏,与熙宁九年(1076)郭逵“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伐交趾两事之间。此后三国故事进一步在前线地区传扬,政和七年(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亦言及“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其中就包括“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实际上已经概括后世三国故事中关羽事迹的轮廓。考虑到树碑者亦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无疑是军队信仰的延伸。
  归纳以上意见,我认为宋代关羽崇拜及“说三分”,最早应当出于宋军西夏前线,戍守之将士及其子女是其最早的听众群。宋徽宗时代汴梁“说三分”的风气,如同二郎神信仰一样,也是由边关传播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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