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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是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大事,其厚与薄与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舆论、政府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两汉时期,尽管多位皇帝提倡薄葬,但从皇帝到平民,厚葬仍然占据主流。到了三国时期,情况突变,薄葬成了丧葬风俗的主流。本文拟就这一变化的状况、原因、特征与影响略抒己见,冀求教于方家。
一、略述三国薄葬风俗
《礼记·中庸》曾言:“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儒家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孝道思想,在两汉得到极度发扬,厚葬蔚然成风。虽有文帝、成帝、光武帝、明帝倡言薄葬之诏,但皇家厚葬之风依然很盛。西晋愍帝时,天下大乱,“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索)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1](《索琳传》)。唐朝名臣虞世南也曾言“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2](《虞世南传》),这些足见汉皇丧葬之奢侈。上行之,下效之,整个社会在丧葬问题上也是奢靡成风。汉明帝诏书中所言“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上。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3](《明帝纪》),说的是普通百姓;思想家王符所言“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梓,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4](《浮侈篇》),说的则是达官贵人了。
世异时移,到了三国,丧葬风俗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家与达官贵人都热衷于薄葬了。这种风气在曹魏表现得特别明显,先说帝王。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平定冀州时,以天下战乱已久,民生凋敝,除减租赋外,“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武帝纪》)。关于他自己的后事,他在建安二十三年下了如下一道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5](《武帝纪》)这道令,选定了自己寿陵所在地,讲出了“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初步打算。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辞世之前又遗令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
关于“敛以时服”,《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针对曹操高陵上有司依汉制所立祭殿,于黄初三年下诏日:“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睦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1](《礼志中》)曹丕不仅彻底完成了曹操薄葬的愿望,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于黄初三年冬十月,选定首阳山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作终制日:“……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台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对于父亲遗命不敢违抗,“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5](《文帝纪》)。
曹睿的葬制,《三国志》中无明确记载,《晋书-礼志中》这样说:“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速营陵墓之制也。”可见,曹睿也是依照乃父乃祖的做法,实行薄葬的。至于曹魏此后三住少帝,或被废黜,或死于非命,或禅位,下场悲惨,史虽缺载,丧葬自然也不会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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