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早晚要亡国，只因川人倾轧自取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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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年混战中击败绝大多数军阀能够得以互相分庭抗礼长期鼎立的三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然有他独特的优势，方能得以生存发展，这似乎是不用怀疑的，这也是一种必然使然。
　　三国政治优势之比较：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统王牌 —— 蜀汉刘皇叔“匡扶汉室”的政治旗帜 —— 孙吴地方豪强世家的“家门政治”
　　古今中外凡举大事成大事者首重政治口号的提出，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帜，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广政治招徕，就是要做好“政治广告”。对于这一点农民起义军都懂得。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在鱼肚子里装上帛书写上“陈胜王”的字样，又在夜里派人模仿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就是最原始的“政治广告”、政治纲领——要推翻秦朝、兴继楚国。黄巾大起义的纲领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天当立，岁在甲子”。三国的三位主子绝不会比农民义军政治智商低，因而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与政治优势，这也正是他们与那些目光短浅的大小军阀们的不同之处。
　　曹操与孙权、刘备相比在这方面是最无个人出身政治优势的。刘备是皇室后裔；孙权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人；而曹操却是一个宦官的后代，他为此似乎半世无颜，常以这个不好的出身为憾事。但是他的养父曹嵩曾是朝中的大司农、太尉，因而对于曹操早期的政治生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否则他不可能从二十几岁就连任洛阳北部尉、县令、议郎、典军校尉等职务，并迅速跃迁到中央一级的政治权力中心，得预朝中大事。在他的养父失权后，他又紧紧抓住了汉献帝这个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终生没有放弃，一直到死他仍尊奉献帝为皇帝，直到曹丕继魏才把献帝废掉。从这一点上看，曹操的个人政治优势在三雄中似乎又是最强的，起点又是最高的，发展也是最快的。他有着最直接的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梯子助他爬升。
　　汉献帝先受董卓专政的控制；董卓被杀后又受他的部将李专政的控制；后由李的部将杨奉拥戴逃往河南陕县，又被追迫得北渡黄河逃到山西平陆东北的大阳县。汉献帝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这是公元196年12月的事。献帝连居处都无定所，常在野外露宿，天子与朝臣行礼会见时，士兵趴在篱笆上看笑话互相打闹为乐。后来献帝又回到了洛阳，但洛阳早已被毁，仍无住处衣食供给。百官采野菜而食，有饿死在废墟上的。这时的曹操已打败吕布，攻下许县，离洛阳很近。曹操的首席军师荀彧听说献帝回到洛阳，便马上向曹操建议：赶快把献帝接到许县，以许县为都城。如果晚了，被其他人抢先便来不及了。曹操便先派曹洪为前驱，之后自己又亲自带兵到洛阳把献帝接到许县，并以洛阳残破为借口，把许县定为临时都城，所以许县又称许都。并请献帝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这“侍中”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日常陪侍天子随时准备应对顾问的角色；那么“尚书令”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统领朝廷奏章、文书、政务的最高总管。这两个职务使荀彧能随时知道皇帝的言行；所有入奏的奏章折子书信与发出的文件、命令都要经过他的手。这就等于曹操直接控制着汉献帝的全部信息集中与发散。这就可以用天子的名义来行事，这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真正含义。这也是曹操在政治上远超越于其他军阀之处。也正是这块招牌为他收拢了人们向汉的人心，聚集了许多优秀人才。
　　在汉献帝逃难未归洛阳时，袁绍的谋臣沮授就建议他“迎大驾安宫邺都”，并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意思是说把皇帝接到我们的邺城，以此为都，从此便可以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各地方军阀，以朝廷的名义募集军队，随时*不服从的地方。非常可惜的是袁绍谋士想到的全部思路袁绍不用却全部为曹操所实践。因为袁绍是个既没有远见也没有主见的人，他不听沮授的建议，却听从了其他谋臣的主张，他们认为把天子弄到跟前来，得事事请示汇报，行动诸多不方便。这就看出眉眼高低的不同了。曹操已经把皇帝当成工具了，可袁绍却还把皇帝当司令；曹操想的是利用最高权力来获得超级权力，袁绍想的是怕最高权力限制了他的小权力；曹操想不到谋士想到了，他就能去做到，袁绍却是自己想不到谋士想到了他却不肯去做。所以不仅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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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奉养着天子有什么好处呢？在洛阳一见面，汉献帝仿佛遇到了救星，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到了。他虽然是皇帝可也得有地方住、有衣穿、有饭吃啊。于是便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隶校尉是干什么的呢？是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并拥有对所有京官的监督检查权。“录尚书事”又是干什么的呢？是最高文职官，总揽朝政。这一官职只授于朝中的*重臣。这两个职务就等于授予了曹操既管京都地面的所有政务与文武百官，又处理全国的行政事务。后来又封他为大将军、司空等职，这等于又授予他朝中的军政大权。这些职务的权力合起来就是不“挟天子”，都可以“令诸侯”了，更何况皇帝还捏在自己手心里呢？此外，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汉家王朝在做事，是在为朝廷卖命而不是为了自己，免得受攻击。这就使曹操获得了最大的政治优势。而且这一优势无论在聚拢人才、积聚军事力量、扩大版图、征战*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无比的便利，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刘备要领徐州牧，还得假惺惺地“三让徐州”；要得荆州，还得被追杀得差点丧命。而曹操想要哪里就可以输打硬要——皇帝要冀州、要青州、要兖州……要天下你也得给，天下本来就是天子的吗。而天子在老子手下，你不给我就打，我也有实力，还怕了你？
　　刘备的个人政治优势是自己的出身好，虽不过一个布衣百姓，但却是刘汉的一脉后裔子孙，更何况献帝又认了他一个刘皇叔，这是曹操与孙权比不了的。更何况刘备集团一直高举着“匡扶汉室”的政治大旗。这杆旗极有利于把具有正统政治观念的人们聚拢在旗下，而且也便宜行事。谁能怀疑一个皇叔会对朝廷有贰心呢？而且刘备集团一直到汉献帝被迫让位后，才称王为帝。但仍用汉为国号，这就极有利于蜀汉政权在后来的战争中以光复汉室的名义来号召民心征讨天下，与吴魏对抗。刘备集团可谓把正统的政治优势利用到极致了。
　　孙权集团便没有这等优势了。但他有自己的地方与家族的政治优势。前有孙坚、孙策父兄两代的政治基础建立在江东的士民心中。又有两代父兄留下的文武战将为中流砥柱。文有鲁肃、周瑜这些安徽望族大户名门的相帮衬，还有江浙三吴地方豪强和张、顾、陆、朱等家族政治势力的铁杆后盾。比如陆逊世家三代为将帅，出过两任丞相、五人封侯，出过十几位将军，且陆逊、陆抗、陆机这三代人物都是统兵的著名督帅，始终扼守着西部防线；顾雍为丞相19年。这两个大户都是孙策的儿女亲家。在东吴政权任职的各级官吏仅陆、顾、朱、张四姓的人就达到千余人；而安徽帮的鲁肃、周瑜都是孙权时代的大都督、主要谋士。因而这个集团的核心凝聚力相当强。所以孙吴集团的地方政治优势却是曹刘两个集团所都不具备的。曹魏政权为什么先灭蜀而没有先去攻打地缘更近的吴国呢？这一点，灭蜀主将邓艾讲得很清楚：孙权虽然死了，但那些地方名宗大族都有自己强大的家兵，凭借着这些优势，吴国仍旧可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固。因为这些豪族大姓不仅拥有兵众，而且拥有大片土地，有经济后盾。东吴纯粹是地主政权。曹操在中原也具有一些此种优势，可刘备就不行了。无论在荆州还是在益州，他都是“外帮秧”，都被地方视为一种“侵略势力”。尽管刘备集团也有极强的高层核心凝聚力，且也努力与地方豪强建立统一战线，任用地方人士，但终不及孙、曹两个集团，因而一入益州，便到处发生叛乱，几乎失去控制。在刘备、诸葛亮和抚与征讨并用，严刑峻法下，西蜀才平定下来，但始终积蓄着一股强大的地方反对势力。因而，在三国归晋后，东吴几乎原封未动地保持着旧有的政治体系，不但政治稳定，而且经济发达，并对两晋年间的各种叛乱有着极强的抵抗能力。而中原与蜀中则祸乱得不堪入目。且蜀汉政权一灭亡，外来的各种政治势力几乎尽数被排挤净尽。这就是地方政治势力的厉害之处。因而，三国政治优势的相比较，还是蜀汉最弱最差。
　　三国的人才优势之比较：曹魏政治军事人才的过盛——蜀汉人才奇缺但量少质高精诚不贰——东吴文武兼众但文弱武强优少庸多且多内耗。
　　人才为成事之基，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得人才者得天下与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有着同样的道理。凡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们没有不懂这个道理的，但能不能得到人才，拥有人才能不能用好人才，能不能人尽其才，这些才是问题的根本。张辽在三国中也是一流战将，但在吕布手下便成为败军之将，直到成为俘虏，到了曹操手下却成为了无敌将军。赵云在公孙瓒部下没什么建树，到了刘备手上成了三国中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黄忠在长沙太守韩玄手下不过是一个老兵，到了蜀汉集团同样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姜维在天水不过一个小将，到了诸葛亮手下便成了一流的统军元帅，而到了刘禅手下却一筹莫展，不得不以屯田去政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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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国之中最具人才群体优势的要数曹魏集团，一来曹魏领土均是中原与汉家旧地，且幅员辽阔，只乡土人才便层出不穷，取之不尽。再兼之曹魏即汉、汉即曹魏自有对人才的感召力、凝聚力。其次曹操的雄才大略也自是人才向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曹魏集团可谓谋士成群，战将如云，人多势众，出类拔萃的也不少。最出色的智谋人物为荀彧、荀攸、郭嘉一类，还有司马懿，但与诸葛亮相比均逊一筹，而主意多是曹操自己拿，兵都是自己带。武将中的骨干基本是家族式的子弟兵：曹仁、曹洪、曹真、曹休、曹彰、夏侯、夏侯渊尽数是曹操的家族班底；还有张辽、张、徐晃、李典、于禁、乐进一班圈外战将；还有许褚、典韦这一类“虎痴”、“樊哙”式的猛将，都属三国时代的一流战将。但与蜀汉的“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相比，似有逊色，尤缺传奇色彩，更乏统帅人才。因而在曹操有生之年的重大战事，似乎都需曹操本人充当指挥，在战阵中多次九死一生，实属不易。曹操的一生与刘备、孙权相比实际上最为操劳辛苦。
　　东吴阵营中的人才具有极强的地方性。朝臣谋士多为江东三吴才俊，不出张、陆、顾、吕、朱、孙等几大家族。只有周瑜、鲁肃是安徽籍人士，诸葛一族是山东人士。武将中亦多以江东旧将为主。一部分为孙坚孙策时代的老将，如周泰、蒋钦、甘宁、凌统、程普、黄盖、韩当、陈武、董袭等。一部分为后起之秀，如吕蒙、陆逊、诸葛恪等。东吴亦不乏统帅之才，如鲁肃、周瑜、程普、吕蒙、陆逊、陆抗、诸葛恪等，但与蜀汉的将帅相比仍有逊色。尽管吕蒙陆逊等曾打败了刘备、关羽，但正如威灵顿、布吕歇尔打败了拿破仑也仍超不过拿破仑同样，而在《三国演义》五虎上将排行榜上没有一个东吴的战将入围。
　　蜀汉集团的人才最没有优势，尤其在量上实在有限，经常在使用人才时捉襟见肘。到了后来，竟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话语流传。尤其是早期的文职人员只有亲属连带和老旧关系的什么孙乾、糜竺、糜芳、简雍一类的人物；武将只有关羽、张飞、刘封、关平等人。后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谋士群：诸葛亮、庞统、法正、徐庶等人。而武将中陆续有赵云、黄忠、魏延、马超、马岱这些屈指可数的人加盟。
　　蜀中人才虽然匮乏，但却多是顶尖的人才。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曾有曹操聘请，亦云孙权欲聘，但独归了刘备，成为三国一代著名军师、贤相、智圣。庞统、法正、徐庶等人也都是曹操所钦羡的人物。徐庶硬被曹操以拘母为人质夺了过去，对于法正，曹操也叹道我收尽了天下人才，独不得法正。武将虽然只有那么几位，但在民间流行的“三国五虎将”排行榜上，多是蜀中将领。一种说法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一种说法是“一吕布、二典韦，三关四赵五张飞”，但不管怎么排关羽、张飞、赵云都是“五虎将”之中的人物。对于这三个人曹操都是垂涎三尺，用尽办法也留不住关云长，便想除掉他；为了收服赵云，在混战之中竟下令不许部下伤害他，为此不知要死伤了多少战将兵员；长坂坡见到张飞，吓得勒马转身逃命。也正是这种人才质量的上乘，方能令最为弱小的、根基最薄的蜀汉政权凭借西南弹丸之地能够与曹孙两大集团抗衡。不仅东吴轻易不敢侵犯西蜀，而且连最强大的曹魏集团也被打得自叹“魏兵畏蜀如畏虎”。正如老百姓所言：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喂了猫。当然，吴魏两国的人才济济也绝非等闲之辈，否则就没有三鼎峙的局面了。
　　三国的战略思想之比较：蜀汉“龙飞”—— 三步走战略规划的完美与悲剧的制造者；曹魏“虎步”—— 一统代汉的政治“大略”折戟沉沙于何处；孙吴“鼠偷”——“政治鼠窃”与地方自保永久防御战略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战略不过是一种“远虑”而已。但胜算之道，只有“远虑”还不够，还得“虑”得正确，还要有正确履践实行的能力。
　　东汉末年失政，群雄逐鹿，各路军阀之所以一一被消灭，要因正在于以上几点。如吕布是天下第一战将，但既无根据地，又不善用人，更没有长远战略规划，几如一流寇；袁绍是最大的军阀，但志大才疏，有战略并不能实施，有人才又不能听计；刘表、刘璋、公孙瓒、刘基、刘虞、张鲁、张绣等都是很有实力又有地盘的军阀和地方势力，但都胸无大志或志大才疏，根本谈不上战略规划，能保住一块地盘就不错了。那个皇族牧守刘虞，一帮人想拥戴他当皇帝都不敢做。因而都一个个被击败。曹操、刘备、孙权当初都是没什么名分与实力更无地盘的弱小群体，但他们在这场“逐鹿”天下的大角逐中得以捷足胜出，首先应该归因于他们的战略的正确与正确的战略实施。
　　首先他们都重视建立和稳定、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曹操把自己的大本营建在河北的邺城，该城是魏郡太守的治所首府，因而曹操以汉帝名义自封为魏公，后又开国称魏王，其子曹丕灭汉后也称魏帝。刘备则选中了汉中，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他的政治旗帜就是匡扶汉室，又有汉皇叔的身份，所以先在汉中称王，后来跑到成都称帝，仍国号蜀汉。孙权则继承父兄，守定江东三吴之地，虽定首府于石头城，但仍称吴王，开国亦号吴称吴帝，因为吴政权的腹地在三吴。这也是三国分立的各自基础。他们正是据守这个根据地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曹操据邺城统一了整个中原与东北西北，再以此为基础向东南、西南发展；刘备据汉中进军益州开拓了西南云贵，再据此不断北伐；孙权则据南京经略江东，开发南方、东南，遂成三国鼎立之势。但这都是宏观大略，在操作实施层面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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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最明晰的首推刘备集团，著名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既审时度势，又制定了操作计划，完美得不能再完美。
　　刘备当初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不过是一个政治上贫无立锥之地的小角色，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类于流寇，到处东依西附，南逃北窜。先投官军讨黄巾，谋了一个小县令；被农民军打跑后先投河北军阀也是他的同学公孙瓒；后又充任豫州、徐州刺史，被吕布打败后投奔了曹操，借出兵机会又投奔了袁绍；袁绍败给了曹操又投奔到荆州刘表，无所事事一呆就是七年。但这七年没白呆，遇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见到诸葛亮，才有了自己的发展规划。
　　诸葛亮首先向他提出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的第一步战略思想。因为第一，曹操破袁绍后，雄兵百万，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且很有智谋，这是不能与他争锋的，我们没有这个实力；第二，孙权据守江东，坐承父兄之业，从孙坚、孙策到孙权已经营了三世，根基牢靠，长江天险，贤才为用，对他只能引为盟友，而不要希望把他消灭，这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现在只剩下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州的牧守刘表、刘璋都无能，我们可以把他拿下，这是老天对您的赏赐。接着又指出了第二步的发展措施：您如果能夺得荆益二州便以此为大本营，依靠西南的物华天宝与长江交通便利，凭借着高山险关的屏障可外拒于敌，然后向西、南两个方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东面与孙权和好，抓紧时机治理内政安定后方。接着又向他提出了第三步发展的目标：在略定西南与孙吴结盟后，如果中原一旦有事变发生，可分两路出击：第一路派一员大将率荆州之兵直接北上进攻宛城、洛阳；第二路由您亲自率领益州兵众于秦川东进中原，如果能这样，那么便可以成就霸业，兴复汉室。这就是“隆中对”的全部内容。
　　这是一份既审时度势又鼓舞人心且极具操作性的一流的战略规划：首先它明确了根据天下混战的实际情况与刘备集团的实力状况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三分天下：抓紧时机在曹操与孙权还没有余力，而荆益二州又没有防守能力的情况下，一举夺取西南，与各占据北方、东南的曹操与孙权成三足鼎立之势；第二步练好内功、治理内政、巩固根据地、安定大后方；第三步两路出兵，进军中原，兴复汉室。
　　这篇战略规划除了拟定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外，同时制定了相关的发展政策，即：以曹操为主要对手，与东吴采取*政策；对西部、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抚政策。这是一个配套成龙的发展战略规划。对于国内混战形势如此了如指掌，思路如此清晰，这正是诸葛亮卧隆中十余年冷眼旁观风云研究的成果。但问题在于这个规划太完美了，而越是完美的东西几乎注定是悲剧的结局。因为一旦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么这种完美便变成了残局。这个规划不仅被刘备接受了，而且能够一步步地得以实施，这是刘备的过人之处。但荆州一失，全盘链条乱套，这是诸葛亮后来治蜀北伐单腿走路而无法全部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悲剧所在。这就是蜀汉政权的战略规划。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战略就是东和孙吴北拒曹操的大政方针的确定，这一战略直接关系到蜀汉的安危存亡。可惜的是这一重大战略首先被关羽发动的襄樊战役破坏了。正由于荆州——这个蜀汉战略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被打掉了，就影响到整个战略规划的实施。然后又是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使这个伤口越挖越深、越撕越大，以至于刘备身后，诸葛亮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修补这道樊篱围墙，以免蜀汉两面受敌。诸葛亮自己制订的战略规划只能自己去执行了。终其一生除了不断巩固这种联盟外从未和东吴再起风波，因而得以使他能够集中精力治理内政，虽然不断地北伐，却仍没有把国家带入过危险的境地。
　　曹魏政权的战略规划也比较明晰。但是，曹操集团并没有十分明晰的如“隆中对”那样的发展战略规划。曹操的一统天下却是在早年就形成的志向。治军伊始不过是随帮唱柳的击黄巾、讨董卓，也同样不过是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尽管史书上总是说他那时就卓武不凡，但他没有实力，又没有清流身价，因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起哄的角色，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决策。但他有自己的长处：第一，肯读书，学孙子兵法写过十几万字，行军作战也手不离书；第二，善于采纳众智，聚拢人才。这两点就足以让曹魏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
　　曹魏政权也是曹操的基本战略思想是：第一，“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主意是他的首席顾问参谋荀彧提出的。他认为汉帝处于患难之中，正是天下“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之时，如能于此时迎献帝都于许昌，那么就是“奉让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这是荀彧帮他策划的第一个“大略”。第二，“以令诸侯”的目的乃是取代刘汉一统天下，这个战略也是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一统天下先统一中原；第二步，统一中原后向东北、西北发展以统一北方；第三步，统一北方后再向西南、东南两个方向发展。曹魏的这一发展战略中统一中原，征服东北、西北都先后实现了。但由于赤壁之战的败衄，却令曹操的第三步战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连荆州汉中也先后失守。在曹魏政权所有战略中最正确的战略是先剪除后患，避免两面作战，最后与袁绍决战；最错误的战略便是与孙刘的赤壁大战。正是选择了正确的时机与袁绍的一战定乾坤以少胜多，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也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与孙刘联军的赤壁大战，彻底破坏了他征服江南与西南的宏大战略，并由此终止了他一生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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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东吴的发展战略则无足轻重了。因为东吴基本是地方地主政权，唯以自保为唯一战略，对于天下大势，除了隔江观虎斗，乘机捞一把，扩大点地盘外，并没有什么宏图大略。今天和刘汉和亲，明天又反目成仇，然后再联盟；今天向曹魏投降，明天开战，后天再屈服。基本是一切立足于保住地盘、保住位子而已。就像一个政治盗贼，处处的机会主义。很有一点鼠窃狗偷的味道。周瑜、鲁肃在时，尚有横行天下志在一统的雄心，周瑜、鲁肃曾经有过规划，但二人去世后，东吴便采取了一种永久性的防御战略了。就是有发展的机会都要放弃。比如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后，本可以乘胜追击，但却草草收兵。但这从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上来看是正确的，不应受到非议。但有许多这样的机会都放弃了。甚至东吴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并不在于扩张与获胜，只是做做样子，耀武炫兵，威慑曹操而已。这也与东吴军事力量的特点有关。孙吴的军事主力部队都是水军，离开了水便无大能为。而曹、刘政权的军队多以步骑为主，因而与东吴作战取胜也很困难，赤壁之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东吴政权固守长江天险、巩固内部、自我发展，对曹刘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是一种正确选择。一直到三国归晋，东吴是最富庶的，乃至到最后仍成为苟延残喘的东晋政权的可靠大本营。
　　在东吴的战略中最正确的抉择是蜀汉联盟，是赤壁大战，使东吴扩大巩固了江东政权的西部和北部防线，为江东建立了可靠的外围阵地。最致命的错误是并不认真贯彻也不忠于这个联盟战略，总是与蜀汉闹磨擦，搞小动作，甚至与曹操联手来破坏这一联盟。在后期也从不认真执行这一战略，甚至在魏蜀最后大决战中，东吴非但不援之以手，反而趁火打劫派兵去争取巴东，围困白帝城。所以蜀汉一亡国，东吴就没好日子过。司马氏的一队楼船就把它灭掉了。战略事关兴亡，三国所以兴亡似乎都与战略有关，所以战略问题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可忽略。
　　三国兴亡各有因缘，蜀汉却是在一个根本不应亡国的情况下灭亡的，且实在是不亡于邓艾的进攻，而亡于益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
　　曹魏政权自曹操于公元217年称魏王开府算起，到司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奂立国称帝为止，一共历时48年。曹魏政权纯粹是在一场逼宫政变中亡国，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统治能力。司马氏父子对于后来几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对汉献帝一般无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曹魏在三国中最强大，但统治的时间只有48年便亡国。如果再加上曹操执汉相那段时间，也不过70年左右。
　　孙吴政权自孙权于公元200年接替孙策执掌江东算起，一直到亡国之君孙皓于公元279年投降魏晋，前后经历了79年，是最后一个灭亡的。它的灭亡纯粹是由于内部党争造成的分裂，从孙权时代就开始的政治*的必然结果。
　　蜀汉政权自刘备于公元219年于汉中南部称汉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刘禅降于邓艾止，前后经历了44年。蜀汉是三国中最先亡国也是最短命的。而且无论读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会有很大的困惑：蜀汉政权尚有姜维等将帅手握中央重兵可用，还有罗宪等名将镇守的地方外援支撑，而且还有广阔而稳定的云、贵大后方可以回旋，为什么只邓艾一支已无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一旦破关而入兵临城下，蜀汉就亡国了呢？一是由于邓艾突袭，蜀汉朝野都没有充足的准备，更何况黄皓不断隐瞒军情不报，以至于南中守将霍戈要入援刘禅却拒绝了。二是由于诸葛亮后时代的刘禅昏庸，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闫宇联手专政，使文臣武将丧失了信心，部队已失去战斗力，成都外围将士不是没有抵抗，而是都壮烈牺牲了，已没有主力战将。三是蜀汉的主要军事支柱姜维被逼离开权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祸，使中央政权失去了应变和抵抗能力。四是进攻蜀汉的魏军不止邓艾的部队，还有钟会一军在剑阁对姜维的牵制。两人统帅18万大军，近于蜀汉全国兵力的两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旧官僚地主集团政治势力的出卖。
　　邓艾兵临城下时，朝臣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投奔吴国，一种是后撤南中，以图恢复，竟然没有一人提坚守的。难怪此前东吴使臣来蜀后回江东汇报时讲道：入蜀境以来，没听到一句正直的话。这时蜀汉的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撤到南中没有准备，投吴还不如投魏，吴早晚都得被魏灭，我们还得二次受辱，还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然而这个昏庸透顶的刘禅不但没有怪罪之意，却胆怯地问“如果邓艾不接受怎么办？”只这一句话便看出蜀汉亡国也是必然。谯周却信誓旦旦地保证受降，而且还保证一定不失为裂土为王，否则他去洛阳抗议。仿佛他是曹魏的主子。无非是要刘禅早投降，早降魏。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刚武的将帅早被黄皓等人排斥出朝了。刘禅还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可是谯周又威胁他道：去南中，那里必会反叛，说不准还没到南中，连命都保不住了。刘禅就这样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劝降了，蜀汉也就灭亡了。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汉将士还在苦苦浴血奋战。前线蜀汉将士接到成都发来的受降命令无不失声痛哭，以剑击石。就是刘禅降后，姜维仍为蜀汉政权谋取复辟失败而死于乱军之中。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号哭志哀三天，仍坚守南中不降。巴东太守罗宪志哀三天后仍然坚守白帝城，抗击东吴趁火打劫派来的进攻部队。连续多次打败东吴将军盛宪、都督步协、名将陆抗，以两千人敌三万众，一直坚守了6个月，东吴也没有得手而退军。有这样的将帅在外怎么能投降呢？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亡国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将。至少蜀汉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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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要说及为什么谯周那么积极地敦促刘禅投降呢？因为谯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势力地主集团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终受到地方的反对。尽管刘备、诸葛亮在组建政权时充分考虑到了吸纳地方政治势力的加盟换得了稳定，但同时也埋下了政治隐患，一旦时机成熟，便借助外部势力，把蜀汉集团的中原势力几乎全部从蜀中驱赶了出去。由此亦可见地方政治势力的可怕之处。由此亦可知东吴为什么会最后灭亡，而且吴亡后江东仍然稳定不乱，一直到东晋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后方。
　　益州的地方势力、地主集团自以为得计，借事变之机几乎把蜀汉旧臣尽数排挤出成都。但这些旧臣却拥有自己的部队并都带走了，而蜀人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地方，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武装起来的蜀汉旧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没有武装起来的地方政治势力，因而两晋年间，他们根本没有抵抗不断变乱中陆续进入的武装侵入势力，仍遭受了二百余年变乱的荼毒，要比蜀汉时代悲惨的多，这也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是地头蛇政治的一种结果。
　　是的，蜀汉早晚要亡国，但亡国的时候却绝非是应该亡国的时机。因为蜀汉尚有余力对抗吴魏，只是因了一介书生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因了一个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寿终正寝，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