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之才与奸雄之志——浅谈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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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十分复杂。你无法简单的说他是贤臣还是佞臣。甚至你都无法确切的说出他对曹魏竟是忠心耿耿，还是早就包藏祸心。司马懿经历了积极效忠到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变。
　　司马懿集大奸大忠、大智大勇、坚韧与猥琐等众多品质于一身，这使得他性格显得十分复杂。在政治、军事的较量中，他时而默默无闻，隐忍不发；时而锋芒毕露，高举屠刀。充分显现出了他的机变和智慧。司马懿的一生跌宕起伏，也使得这个文学形象更加真实丰满。
　　《三国演义》中第一次提到司马懿，是在小说的第三十九回：“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为东曹掾，崔琰为西曹掾，司马懿为文学掾。懿字仲达，河内温人也。颍川太守司马隽之孙，京兆尹司马防之子，主簿司马朗之弟也。”这一时期，曹操手下人才济济，司马懿并未受到重用。所以这里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司马懿的出身背景。
　　随着魏、蜀、吴三方斗争的不断加剧，司马懿方才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才逐渐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司马懿的真正出场直到第六十七回。当时曹操平定了张鲁，准备回师。时任主薄的司马懿敏锐地意识到此时是进攻刘备的大好时机，便建议曹操继续南下，他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但是曹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曹操叹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
　　于是刘备势力逐渐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并进一步率兵北上，大败魏军，占领了汉中。
　　小说第七十三回，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消息传到邺城，曹操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这时司马懿又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他劝曹操：“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曹操大喜，从之。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探马报到许都，曹操召集文武商议，欲迁都以避之。司马懿及时制止：“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大计，本无所损。”并且进一步指出，可以利用吴、蜀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做一番文章，联合孙权，共击关羽“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危自解矣。”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再次派出使者联络孙权。在魏、吴两方的夹击下，关羽败走麦城，导致刘备势力彻底失去荆州，从而使得蜀、吴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而孙权杀了关羽父子后，将关羽的首级送与曹操。司马懿又察觉到“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并指出“昔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东吴害了关公，惧其复仇，故将首级献与大王，使刘备迁怒大王，不攻吴而攻魏，他却于中乘便而图事耳。”曹操立即醒悟，便问对策。司马懿答道：“此事极易。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礼；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处若得一处，那一处亦不久也。”
　　果然，刘备大起川军进攻东吴，不幸在夷陵战败，退回白帝城。而在刘备去世后，司马懿立即建议曹丕乘刘禅刚刚继位，立足未稳时进攻蜀汉。并提出五路进军之策。懿曰：“若只起中国之兵，急难取胜。须用五路大兵，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然后可图。”
　　在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每一方都希望另外两方陷于对抗乃至战争之中，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司马懿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便以利害关系作为权衡利弊的出发点，几次向曹操、曹丕提议。这一时期司马懿看起来是片段的、零散的，但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司马懿在重大问题上的独具慧眼、一针见血。这使得他从一般谋士中得以脱颖而出，也为他日后与诸葛亮对抗，甚至两次成为曹魏托孤重臣的做了合理的铺垫。
　　由于司马懿的不凡的表现使得他逐渐受到重用。曹丕病危时，召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四人，托以后事，并说：“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辅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曹睿继位之初，因诸葛亮用离间计，使司马懿遭贬闲居。诸葛亮乘机北伐中原，势不可挡。此时孟达又致书诸葛亮，欲起兵叛魏投蜀。魏国上下一时无人可敌蜀军，无奈时，重臣钟繇“以全家良贱”保举司马懿。司马懿受任之后，调集军马，准备赴长安与曹睿汇合。但当他得知孟达欲反时，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当机立断，先不去面君，而是首先平叛。在打乱了诸葛亮的计划之后，再去觑见魏主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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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在这一段的叙述中，当诸葛亮听到“懿提督雍、凉等处兵马”时大惊，他说：“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而在司马懿遭贬之后，孔明闻之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马懿总雍、凉之兵。今既中计遭贬，吾有何忧！”从诸葛亮的一惊一喜中，不难看出诸葛亮对司马懿这个潜在对手的重视，也让读者从诸葛亮的表情变化之中，对司马懿的军事才干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纵观《三国演义》全书，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敌方将帅的去留，能够如此牵动诸葛亮的神经。纵观孔明前期的对手，不论是曹操还是周瑜，诸葛亮都能轻松战胜。但是对于一个还未曾在战场上露过头角的司马懿，诸葛亮却如此重视。作品在接下来详细叙述了魏国驸马夏侯茂和大将军曹真的败绩，一时间魏国满朝文武无人可用，眼看危在旦夕，华歆奏曰：“须是陛下御驾亲征，大会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经过一番前方告急和朝中惊慌失措的气氛渲染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写太傅钟繇保举闲居在家的司马懿出山。读到这里，读者也想看看司马懿究竟有何能耐，是否能挽救曹魏于危难之中。而此时，赋闲在家的司马懿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自己也确实有心复出。他时刻都在关注着前方战事，暗自谋划。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从司马懿的举动中，却发现他异于常人，这也为他后来扭转局势作了铺垫。却说司马懿在宛城闲住，闻知魏兵累败于蜀，乃仰天长叹。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当日侍立于侧，见懿长叹，乃问曰：“父亲何为长叹？”懿曰：“汝辈岂知大事耶？”司马师曰：“莫非叹魏主不用乎？”司马昭笑曰：“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言未已，忽报天使持节至。司马懿复出后，面对的是由诸葛亮统领的连战连胜的蜀军，和已露反迹的孟达。司马懿面对复杂被动的局势，忙中不乱。他先麻痹孟达，佯称约孟达共击蜀军，造成孟达在判断上的错误。然后率大兵星夜兼程，出其不意，兵临城下，消灭了孟达，挫败了其呼应诸葛亮，袭取两京的计划。读到这里，人们便不难从中找到诸葛亮情绪变化的原因了。司马懿的第一次出手就如此不凡，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之中。此后，当人们再看到他能在战争中与诸葛亮抗衡时，便不会感到突兀了。从这一节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罗贯中成功地运用了铺垫、渲染与衬托等艺术手法。这种由诸葛亮情绪变化的“虚”到司马懿复出后迅速平叛的“实”的相互结合，使得这一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在平定了孟达的叛乱之后，魏主曹睿对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大加赞赏，大喜曰：“卿之学识，过于孙、吴矣！”赐金钺斧一对，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就令司马懿出关破蜀。
　　在军事上，司马懿还十分善于调查研究。他对用兵之处的地理形势，山川地貌了如指掌。在街亭之战前，张郃问道：“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对战略要地如此熟悉，正是他事先调查研究的结果。接下来，当他得知蜀方街亭守将是马谡时，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司马懿对马谡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在一举扭转了局势后，司马懿迎来了第一次与诸葛亮的直接对话。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空城计”。这一情节的主要目的是为突出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但也表现了司马懿过于谨慎的性格。司马懿面对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面对诸葛亮时，向来是非常小心的。他从大量战例中掌握了诸葛亮善于用计的特点，生怕上了诸葛亮的圈套。他从诸葛亮的审慎性格和用兵规律上知道诸葛亮必不弄险。司马懿曾对张郃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在司马懿看来，子午谷这样的有利机会诸葛亮都未利用，更何况在西城的诸葛亮处于极端劣势，更不可能弄险。这也合乎一般的逻辑。作者为了塑造司马懿的性格形象，已在文中多次进行铺垫。所以，面对“空城”时，他不能不谨慎行事，因而失去战机。他对司马昭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有人说司马懿为什么不派小股部队进去看看，或是直接射死诸葛亮。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这件事本身就是虚构的，所以我们能够依据的只有《三国演义》原文。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根据作者对司马懿这一人物的设计，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会有冒险的举动。所以派兵也好，射死也好，或是又提出什么新的方案也好，其本质都是在冒险，这都不符合作者的设定。这次中计并不说明司马懿愚蠢，而是司马懿过于了解诸葛亮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只注意了诸葛亮性格中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特殊性。诸葛亮自己也承认：“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所以谨慎的诸葛亮利用了司马懿的谨慎，取得了“空城计”的胜利。说明双方都是知己知彼的，但是诸葛亮棋高一着。司马懿得知真相后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也有人说，司马懿早有野心，为了避免兔死狗烹，所以故意放走了诸葛亮。司马懿的确在后期发动了政变，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司马懿这时候已经这么想了，这不符合司马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此事容我后文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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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司马懿肩负起统领魏军抵御诸葛亮的重任。战场上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统兵将领贵在随机应变，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天下奇才，无人可敌。司马懿也深知自己不如孔明。小说中多次叙述了他在一些战役中被诸葛亮击败，狼狈逃窜、损兵折将。但这都没有使司马懿失去战略上的主动。他始终抓住蜀军出兵远征、粮草不济、急于速胜的弱点，采取坚壁防守的策略，使得诸葛亮纵然连战连胜，却始终难以收复中原。以至于孔明第六次北伐时，火烧上方谷，眼看着司马懿父子就要被烧死，突然天降大雨时，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正因为司马懿这个对手太强劲了，上方谷是诸葛亮仅有的几次能够置司马懿于死地的机会，却没有抓住，所以诸葛亮方有此叹（不得不说老版三国的编剧功力实在是深厚，这集名为《火熄上方谷》，就改了一个“熄”字，意境就完全不一样了）。诸葛亮见无法激司马懿出战，便“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以羞辱司马懿，激他出战。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司马懿确实老辣，他没有上圈套，大怒之后迅速转为佯笑，反而问使者：“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在用兵方面，诸葛亮计高一筹，但在纵观全局方面，司马懿则表现得更加老谋深算。当得知“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面对诸葛亮派去的使者，司马懿反而能趁机抓住孔明的隐痛“寝食及事之烦简”并“重待使者”，使其回去能如实应对，如此来刺激孔明。他运用心理学上“暗示”这一诱导对手的方式来对付孔明。用兵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司马懿深喑此道。司马懿的不出战是在等待时机，但他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千方百计促使时机的到来，即使是小的机会也不放过。以至于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司马懿面对强敌，始终镇定自若，不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感情用事。他把与诸葛亮角逐的重心，由战场上转移到帷帐之中，最终拖死了对手。可以从中看出，站在诸葛亮面前的司马懿，是一个意志顽强、能够忍辱负重的对手。关于其能忍的性格，演义吧精品区里已经有了一篇相关文章，本文便不再重复。这与作品中的周瑜，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照。有人把司马懿定型为“大智若怯”的战略家。“大智”说明他拥有很大的谋略与智慧；“若怯”则说明的是他善于防守，示弱于人，但这不是表现出他的胆小，而更是显出他的深谋远略以及他像狐狸一样狡猾，善于掩饰自己，把自己遮盖好。纵然最后罗贯中安排了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一情节，但更多的也只是说明诸葛亮在军事上更强，给予读者心理上的安慰而已。司马懿的出现，使得诸葛亮始终无法实现其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宿愿。
　　写到这里，作者描写的分明是一个忠于魏国的忠臣形象，但是为什么广大读者头脑中产生的却是奸臣的错觉呢？连魏国的太尉华歆都说：“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这是因为《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司马懿作为曹魏方面的重臣，又是曹操之后诸葛亮最大的敌人，也是造成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剧的主要责任人。自然也是要贬的，他不是作者想要歌颂的正面人物。司马懿更多的是作为诸葛亮的反衬来进行刻画的。诸葛亮一生的精华都在他的后半生，其鞠躬尽瘁的精神都在与司马懿的斗争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从而升华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由于司马懿在《三国演义》中并不是绝对的男一号，故而罗贯中对他的描绘着力有限，并没有过度夸张，使之成为一个纯反派的人物。在描写司马懿的事例时基本遵照了历史，也没有被处理成为仅仅是串联情节的NPC，也写出了他的各种才能。然而，就艺术形象而言，他与曹操和诸葛亮相比，还是稍显逊色的。例如对于司马懿前半生的叙述，就远逊于曹操和诸葛亮。这也是罗贯中为了让人物服从于作品需要的有意为之。作者对司马懿的描写，多是采用片断的形式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几乎没有具体的或较详细的介绍。我们只有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方能显现出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的基本面貌。
　　可以说与诸葛亮作对手，是司马懿的幸运，也是司马懿的不幸。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司马懿的本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现，使读者充分见识到了他的才能，这是他的幸运。但是与诸葛亮的较量不仅仅停留在战场层面，更是延伸到了精神层面，这却是他的不幸。
　　我们看到，司马懿生性残忍、手段毒辣。在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的战役中，公孙渊自知不是司马懿对手，令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请降。懿大怒曰：“公孙渊何不自来？殊为无理！”叱武士推出斩之，将首级付与从人。我们都知道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司马懿此举公然违背了游戏规则。城破后，司马懿又将公孙渊宗族，并同谋官僚人等，俱杀之，计首级七十余颗。在高平陵兵变时，司马懿先用狡诈的手段两次派人诱骗曹爽。懿乃召许允、陈泰曰：“汝去见曹爽，说太傅别无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权而已。”许、陈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蒋济作书，与目持去见爽。懿分付曰：“汝与爽厚，可领此任。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然而曹爽交出兵权后，司马懿凶残的面目立即暴露，当即杀尽曹爽宗族及其党羽，“亦将桓范等皆下狱，然后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最终掌握了大权。其用心之险恶、手段毒辣可见一斑。司马氏在夺取中使用的诸多血腥手段，不但使他成为《三国演义》中的反派人物，也使得两晋成为很少为史家与儒家士大夫赞同的朝代。因此，从宋元时代开始的民间叙事中，司马懿就作为一个可敬而可怖的智者与政治阴谋家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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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之下，诸葛亮则更符合传统儒家学说中仁义的基本思想。南征时，面对孟获请来的藤甲兵，诸葛亮不得已采用火攻。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班师渡泸水时，忽然阴云布合，狂风骤起，兵不能渡。土人告说：“自丞相经过之后，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自黄昏直至天晓，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鬼无数。因此作祸，无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土人曰：“须依旧例，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则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为人死而成怨鬼，岂可又杀生人耶？”唤行厨宰杀牛马；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三更时分，孔明金冠鹤氅，亲自临祭，令董厥读祭文。虽然这两段内容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是却成功的塑造了诸葛亮不忍滥杀无辜，仁者爱人的正面形象。
　　然而，在诸葛亮死后，司马懿并没有乘机发动灭蜀战役，而是个人野心膨胀，开始了暗中夺权。此时魏明帝已死，临死前曹睿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对于司马氏在外不断建功的态势，曹爽集团唯一的策略就是加紧蚕食司马懿手中的权力。
　　司马懿此时的处境十分危险。这一次他再次显示了自己能忍的特点，放弃了正面抗争，以退为进。“司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职闲居。”，转入了实际的政变阴谋活动。清人王懋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八年五月懿谢病，盖已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稔其恶，意即让曹爽集团充分暴露其缺点并激发朝野众怒，在这一点上司马懿的赌博可谓步步成功：爽每日与何晏等饮酒作乐：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后进宫，佳人美女，充满府院。黄门张当，谄事曹爽，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选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为家乐。又建重楼画阁，造金银器皿，用巧匠数百人，昼夜工作。
　　曹爽派即将出任荆州刺史的李胜前往司马懿府第，假借探病，窥其虚实。这段故事堪称司马懿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的典范。他由两名婢女扶持而出，佯装耳背，将“荆州”称为“并州”，饮粥时“粥皆流出沾胸”，又恳请李胜在自己百年后照顾两子，临别时“流涕哽咽”。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司马懿锋芒内敛、韬光养晦、示弱于人，善于遮掩自己。但其中他是带着谋算的，最主要的是让曹爽对他失去戒心，为自己接下来的政变奠定基础。
　　果然，曹爽上了司马懿的当。不一日，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祭祀先帝。司马懿父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其计划有条不紊、招招致命：他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并家将数十，引二子上马，径来谋杀曹爽。懿自引大军据武库。然后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占据了高平陵至洛阳的要害，并送奏章给曹芳历数曹爽之罪。从这一系列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懿深谋远虑，早就暗中有所准备，就在等待一击必杀的时机。这时，曹爽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完全暴露。是夜，曹爽意不能决，乃拔剑在手，嗟叹寻思；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最终，“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的曹爽向司马氏投降。司马家其取代曹魏，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曹操虽则是目无君上，自封魏王，造成了儿子曹丕可以顺利篡汉的环境。然而曹丕所篡的天下，终究是曹操本人打出来的。然而司马懿却不曾打下这个天下。这个天下，是曹操留给曹丕、曹睿、曹芳的。曹丕最多只是“篡”。而司马懿父子祖孙，则不仅是“篡”，还加上一个“窃”。司马懿被后世批评为“以狐媚取天下”，这狐媚二字很恰当。他会“媚”，会骗，骗了曹丕，又骗了曹睿。最后又把曹爽骗进了鬼门关。所以说，司马氏的政权，在一开始就法统不正，在道义上也缺乏支持。当然，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皇帝之前，在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大哥和四弟；宋太祖赵匡胤本为后周将领，但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人们却没有因此对唐朝和宋朝进行过多的指责。这是因为唐朝和宋朝的统治还算不错。相比之下，晋朝的统治就不行了，统一了没多久便是八王之乱，接着五胡乱华。故而，人们追根溯源，最后把司马氏后人的罪责也附带一并追到司马懿的头上去了。
　　最终，司马懿的遗言很值得玩味：“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这里，司马懿似乎又没有篡位的野心。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要为帝谋事，嘱咐司马师和司马昭要好好辅佐皇帝治理天下。虽然他灭了曹爽，但是还是一心向曹魏，让后人不要计较嫌隙，仍忠心于魏主。但亦可以理解为要让儿子们做好表面功夫，瞒过世人眼，然后让他们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取而代之，最终自立。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至此，司马氏一举掌握了大权。其后司马炎统一中国，建立晋朝，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司马懿不是忠臣么？怎么会突然发动政变呢？这似乎不符合逻辑。这就回到上文“空城计”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司马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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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懿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这是否定一切的理想精神，立足于实际，根据需要，不需要理想指导的唯物主义论。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做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如杰克·唐纳利指出的，现实主义不仅不能提供一种一般理论，而且它基本上也是前后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对同一事件的解释经常不一致。现实是变动不居的，针对不同的问题，现实主义当然给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不然就不称其为现实主义了。这与诸葛亮的理想主义有很大不同。理想主义是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的。通俗点讲，诸葛亮的所作所为是基于其对信仰的追求，他有明确的目标，所以才会不断北伐中原。回到文中，在空城计时，司马懿刚刚复出，他此时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立功来提高自己曹魏集团中的地位，能一举拿下大BOSS诸葛亮，司马懿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杀了或是活捉诸葛亮符合司马懿此时的现实利益。所以说，他这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兔死狗烹的问题了，开始考虑自己将来政变的问题了，未免有点为时尚早，因为实际情况此时尚未发生变化，司马懿也不能预知未来。难道杀了诸葛亮就意味着中国统一了？无论是他早期提出的计谋，或是后期领兵作战，甚至是晚期发动政变时，“乘时”都是其最大的特点。当为曹魏政权效忠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司马懿表现得忠心耿耿，而当现实情况出现变化，司马懿发现有机可乘，可以一举夺取实权，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时，他又果断发动政变。所以说，司马懿归根到底只忠于自身利益，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或是某个政权。他会出现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清人王鸣盛在谈及司马懿时，说“（司马懿）少壮则为魏画篡汉策，及老又为子孙定篡魏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从这一点看，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其现实主义的作风，也是符合逻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司马懿这个人物形象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显然，把握现实是司马懿的成功之路。同样是托孤重臣，他与诸葛亮在世界观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最终选择的不同。虽然现实比理想残酷，诸葛终其一兢兢业业也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是屈从现实的司马家一统天下，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轻易否定理想的意义与价值。
　　虽然《三国演义》夹杂了罗贯中很大的主观情绪，但正是作者把握了司马懿一生的性情变化，使他集善恶、忠奸于一身，人物形象也鲜活、生动起来。也使得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得以保留着自己独有的一席之地。
　　《三国演义》对于司马懿的描写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的。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懿的早期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想还原司马懿的真实面目，我们只能从史料中寻找答案了。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如此刻薄寡恩、手段狠辣的司马懿却出身于河内温县儒学世家。《晋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一开始，司马懿“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为此不惜假装身患“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但最终不得不在曹操威压下“惧而就职”。
　　《晋书》记载，曹操对“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本就有提防之心。“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曹操在被封为魏王后，曾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曹丕却对这个“每有大谋，辄有奇策”的中庶子非常依赖。当然，司马懿的大谋，首先就是韬光养晦。《晋书》上说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一副鞠躬尽瘁的忠臣样子。
　　但是，仅仅是努力工作，显然无法解释司马懿为何能迅速地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当曹操将孙权劝其称帝的书信出示给文武大臣看时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当初自比汉朝忠臣的司马懿却回答：“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种态度，无疑使曹氏对司马懿的忠诚有了基本的肯定。
　　于是，在曹丕时期，司马懿荣宠有加。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司马懿都受命镇守许昌，录尚书事。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才被正式委以重任，从而能充分发挥他的军政才干，即率兵抵御诸葛亮。这与《三国演义》的叙述大致相同。
　　魏明帝曹睿临终前对司马氏父子的忠诚是起疑的。因此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仍长期滞留西北，未被召回中央主政。明帝曾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以“忠直”著称的散骑常侍高堂隆在病危之际上书，也曾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由于司马懿及其子孙在夺权过程中的手段太过于残忍、狡诈，以至于后来的东晋明帝司马绍都看不下去了。《晋书》记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可以说这些内容对于丰富司马懿的形象有很大的帮助。然而罗贯中在写作过程中没有采用这些史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然，既然《三国演义》中没有这些内容，我也就不对其进行过多的展开与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