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热捧的三国故事,主要来自演义。文学史家都认为,演义成于众手,一代代说书人、唱戏人反复宣讲、吟唱,集中了民间方方面面的智慧,罗贯中是一个最重要的整理者。将其作者确定为罗贯中则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此后,乾隆年间的毛宗岗又做了系统整理校订。 演义虽说与正史颇多不符,但它已成为中华民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融汇了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的理想与向往。鲁迅曾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诚如此言,那确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 不过,历史剧的创作究竟要在多大的尺度上遵从史实,成为近些年来争议最大的难题。这问题其实不复杂,一部历史剧,对确凿的史实不宜作大改动,而史料中没有记载或语焉不详的则可以进行艺术加工。那些认为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不够精彩需要重新编排的说法不值一哂。 喜爱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影视剧编撰出来的情节远没有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关键是导演和编剧能否把它表现出来。 某些历史影视剧为了迎合市场和票房,借古人的躯壳将现代人对权力、金钱、美女的欲求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戏说连篇。这种“古为今用”,往往会误导观众,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当成真实的历史接受下来。 国人对三国史的认识因有了“演义”而更为复杂。不错,我们在演义里看到了义薄云天的胆色与忠勇,看到了匡扶正义的光辉和希望,看到了扭转乾坤的努力和奋斗,看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和悲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三国真实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品味。 本文尽力溯本清源,呈现一个个丰富而细腻的史实,让三国的魅力更加清晰、真切。古今多少事,都付细谈中。 三国时没有座椅 东汉时期,中原汉族延续了秦代席地而坐的风俗,室内的地面上会铺有较大的席“筵”,一般为长方形,坐姿为跪坐。除此之外还有坐床和坐榻的习惯,榻狭而低,比床要小,坐姿依然是跪坐。剧照中皇帝和曹操的垂足坐是在两晋之后才传入中原的。 跪坐,即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则叫做长跪,又叫跽,是准备起身的姿势,以表示对他人的尊敬。 在现代,人的坐姿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要求,但远不如古人看得那样严重。在古代,有一种不合礼仪的坐法,叫箕踞,是两腿伸平与上身成为直角的姿势。据《韩诗外传》卷九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因坐姿不合规矩,女人甚至有被休的危险,可见古代社会对此的重视程度。 曹操的这种垂足的坐姿和现代人的坐姿差不多,它原本是游牧民族的起居习惯。两晋以后,中原战乱频繁,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的坐姿才传入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席地而坐的习俗逐渐改变,不再只有跪坐这一种坐姿。 此后,适合垂足的家具随着坐姿慢慢改变,5-6世纪敦煌壁画中除了席、床等传统的坐具之外,还出现了高足坐具,如束腰圆凳、方凳、椅子等。剧照中曹操坐的这种类似椅凳的新式坐具在东汉末年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汉献帝的“张冠李戴” 东汉明帝正式确立的汉代服饰制度,对祭服、朝服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等级特征十分鲜明。 电视剧《三国》的第一集,在汉献帝和大臣一齐恭送董卓的那场戏里,汉献帝所带的冠形似冕冠(图2),与君臣朝会这样的场合不符,当然,汉献帝头上的冕冠也和真正的冕冠有一定的差距。冕冠是皇帝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标志性服饰之一,宽度为汉尺的7寸(约今23.5厘米),长为汉尺1尺2寸(约今28厘米),向前延伸至悬空的冕延为圆形,向后伸的部分为方形。内里的颜色为红色和绿色,外部上面为黑色。向前伸的长度为汉尺的4寸(约今9.4厘米),向后延伸的长度为汉尺的3寸(约今7厘米),有12旒白玉珠垂旒。 在这君臣朝会的场合,皇帝应该戴的是通天冠。它是一种比较高而竖直,顶部少向后斜卷,铁卫梁,有装饰的皇帝专用冠,也可用作皇帝的常服。 从这场戏的剧照中(图3)可以看见满朝文武的服装十分统一,但根据东汉的服饰制度,这也是不对的。东汉时期,官员应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戴不同的冠。文官所戴的是进贤冠:其形制为前高约16.5厘米、后高约7厘米、冠长约18.8厘米,前高后低的梁冠。剧照中官员所带的冠与进贤冠相似,但后高前低,在具体的形制上与真正的进贤冠相差很大,缺少了代表着官阶高低的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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