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三国文化博览

　　在元初女真人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144]中，非常生动地塑造了一群金代中后期女真贵族破落子弟的典型形象。此剧主人公行枢密院事山寿马(女真人)有两位叔父，一称金住马，一称银住马，他们的祖上“是开国旧功臣”，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变得一贫如洗。金住马怀念他早年的富贵生活时唱道：“往常我便打扮的别，梳妆的善：干皂靴鹿皮绵团也似软，那一领家夹袄子是蓝腰线。……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圆，我尚兀自拣择穿，头巾上砌的粉花儿现，我系的那一条玉兔鹘是金厢面。”但他后来竟一步步沦落到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他自称“往常我幔幕纱幮在绣围里眠，到如今枕着一块半头砖，土炕上弯着片破席荐”。当银住马被侄子山寿马授以金牌上千户(猛安)，奉命前去镇守夹山口子时，金住马特地向他讨了一件旧棉袄以抵挡严寒。
　　金住马何以会从一个贵族子弟沦落到这般田地呢?从他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个大概：“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缘、旧日的庄田，如今折罚的我无片瓦根椽、大针麻线，着甚做细米也那白面，厚绢也那薄绵”;“我无卖也那无典，无吃也那无穿，一年不如一年”。恰如我们在《金史》里看到的那样，金住马的贫困正是他奢侈、懒惰、不事生产的结果，于是一份好端端的家业最终被他“折罚”得一无所有。
　　金住马还有一个名叫狗皮的儿子，已经离家多年，一直在外面四处游荡。当银住马向他问起狗皮时，他答道：“有人向中都曾见，伴着火泼男也那泼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里穿，几年间再没个信儿传。”这个狗皮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女真贵族破落子弟的形象。
　　从金住马父子身上，我们看到了金代后期女真社会的一种世相，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晚清的八旗子弟。女真人走到这一步，与他们的全盘汉化显然很有关系，而这正是当初世宗和章宗想要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十二世纪初的女真人，曾经创造过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将辽、宋两大帝国彻底征服。当时的女真为何如此强大?《金史·兵志》这样解释说：“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作为一个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尚武精神，这就是他们当时无敌于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仅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陈亮谓金人一自南迁汉地，便“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145]据南宋归正人说，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146]至世宗时，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碁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47]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48]可见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自金初以来，金宋两国使节相互往来时，照例要举行射弓宴，双方在宴会上射箭以决胜负。金朝前期，金人在这种场合往往是胜多负少，然而从世宗以后，胜负就颠倒过来了。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来贺皇帝生辰，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149]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南宋贺金国正旦国信使程卓至中都，在朝廷例行的射弓宴上，金朝方面的“伴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自午初射，伴射连不中”。[150]由于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早在世宗时，太子允恭就曾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左司郎中粘割没雅遂建议说：“今后所差奉使，乞降指挥预选，令于南京考射阅习。”[151]据大定十年(1170年)跟随贺正旦使汪大猷到过中都的宋人楼钥说，在这年正月四日举行的射弓宴上，由金人完颜仲雄押宴，“仲雄于进趋酬应一无所能，手有雕青细字，盖以射选借官而来。射虽不能命中，而善于发矢，人多服之”。[152]这大概就是采纳了粘割没雅上述建议的结果。
　　从金代墓葬的变迁中也能看出女真尚武精神的蜕化。考古文物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金初女真人有随葬鞍马的习俗，但到金朝中后期就很少见了，金墓与汉墓基本无异，鲜有自己的特征;相比之下，辽墓虽也摹仿汉墓，但无论是墓室结构，还是葬具、随葬品等等，都始终保留着一些契丹人的特点。[153]
　　更值得注意的是，丧失了传统尚武精神的并不只是移居中原的那些猛安谋克。章宗明昌间，右丞相夹谷清臣到胡里改路省亲，回朝以后，章宗问他：“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夹谷清臣回答说：“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又谓“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囊时”。[154]西南、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则位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地处边裔。胡里改人在金初还不被认为是女真人，当地部族素以“勇悍”著称，开化程度不及女真。[155]但到了金朝中后期，就连这种地方也未能避免汉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国文化博览

　　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宋人对此做过比较：“金人之初甚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后，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156]这是说的海陵末年的情况。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扰而用兵北边，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经过相州时，听当地女真人私下对他们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157]这种厌战情绪真实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当时军政存在的严重问题：“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愿与诸大臣讲明军政，以为自立之计。”[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堕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况下，猛安谋克军制必然要走向废弛。据《金史》卷九一《孛鲁阿鲁罕传》记载，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这里说的“子弟”，是指猛安谋克军户的正军子弟，他们本应是作战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驱口充任的，但由于女真甲军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来补充缺额。对猛安谋克甲兵的庸懦无能，金朝中期诗人史旭已经看得很明白，他有诗写道：“郎君坐马臂彫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元好问评论说：“景阳(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159]
　　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160]
　　这就是我对“金以儒亡”说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汉族士人中，对金朝的亡国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就在蒙古灭金的次年，刘祁写下了《辩亡》一文，意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他说：“金国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谓“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61]按照刘祁的说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彻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够继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尽行中国法”的话，金国就未必会败亡得这么快了。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元初的汉族儒士郝经和许衡。郝经在作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立政议》中，极力鼓吹当行汉法，并以金朝作为前代北族王朝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谓金人“一用辽宋制度”，“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为鉴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163]《时务五事》的主旨也是劝谏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并且断言“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认为金朝之所以能立国百馀年，乃是因为行用汉制的缘故。
　　上述观点与“金以儒亡”的说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对金朝的亡国原因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与蒙元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总是积极鼓动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当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说法，而是把金朝当作汉化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甚至要说金朝的亡国是因为汉化程度还不够!这种苦衷我们是不难理解的。
　　时过境迁之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宗室诸王和满汉大臣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164]皇太极的这种解释，与“金以儒亡”的说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后来的清朝诸帝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由于满洲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与当初的女真人极为相似，所以他们对于金朝败亡的教训有比常人更为深切的理解。

三国文化博览

　　五、尾论
　　女真人的汉化是金朝历史长河中的主流之一，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可以将金源一代的历史变迁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从金朝初年至世宗大定初年
　　这是女真汉化道路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熙宗和海陵两朝对汉文化无保留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至世宗大定初，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化观念的层面来看，金国与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姑且以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行腊祭一事作为这个阶段下限的标志，这意味着金朝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
　　(二)从世宗大定初年至章宗泰和末年
　　这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抗争阶段。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金朝统治者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以挽救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但这一人为的努力根本无法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方向，完全没有达到世宗和章宗所预期的目的。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以及泰和七年宣布女真进士免试骑射，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最终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三)从章宗泰和末年至金末
　　这是女真族走向全盘汉化的阶段。金朝后期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打破了女真人与州县汉人之间的藩篱，给女真人的汉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金朝统治者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失败之后，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原载《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孺子牛

看了LZ的帖子，我只想说一句牧羊三国论坛很强大！

wx_8813644134

楼主，不论什么情况你一定要hold住！hold住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