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话“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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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清以来，大众对于国史最熟悉的段落，莫过于“三国”；最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可能是“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大战”；最倾注爱憎情感的历史人物，大约为刘备、诸葛亮、关羽、曹操。这可以称之“三国文化效应”而引发此种效应的，主要得力于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讲史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既不像《东周列国志》那样对史事作忠实的通俗铺陈，也不像封神演义那样恣意虚构，将殷周鼎革写成神话，而是“据正史，采小说”，全书讲述的基本史事和历史演变大势（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事，到群雄蜂起，演为三国鼎立，终至三国归晋），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题材取舍、人物描写、故事演绎则广纳传说野史素材，并借助艺术虚构，以达成妙笔生花，脍炙人口。在受众那里，《三国演义》往往被认作三国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章学诚讲的观者“惑乱”，就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两者间的矛盾性给读者带来的困惑与混淆，本文试图理清此种“惑乱”。
　　一、大体反映历史真实的文本陈寿：编纂的《三国志》
　　《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依据的主要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三国志》是一部关于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作者陈寿（233—297），曾任蜀汉东观秘书郎等职。三国归晋以后，任著作郎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分裂局面，陈寿集合三国官私著作，撰魏、蜀、吴三书。三书本独立成篇，称《国志》（魏志、蜀志、吴志），南朝宋始合称《三国志》。
　　《三国志》虽然尊魏为正统，却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记录三国鼎立、互不统属的局势，符合三国历史实际。值得一提的是，陈寿的父亲为马谡参军，失街亭以后，寿父和马谡一起受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寿父处髡刑，被逐出军营。而陈寿编撰《三国志》对父亲只字未提，因此，寿父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对于惩罚寿父的诸葛亮，陈寿评价颇高，足见其史笔公正。
　　陈寿死后，晋惠帝下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使得《三国志》普及中原民间。《三国志》叙事精炼，素称良史，然有叙事简略之短，南朝宋文帝时，史家裴松之（372—451）奉旨为其作注，博引群籍一百四十余种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注文多出本文三倍。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大体提供了三国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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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英译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意为“三个国度的传奇故事”），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与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红楼梦》同列四大名著，是讲史经典之作。小说描写公元三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彰显的军政谋略树立的艺术典型（智慧如诸葛亮、忠勇如关羽、奸滑如曹操）为后世津津乐道，其正邪分明的价值观、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观对社会的雅俗两层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三国故事在晋代即在民间流传，唐初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更多有三国人事进入唐诗（见于李白、杜甫、杜牧等的作品），杜诗《蜀相》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传诵千古。宋、金、元“说三分”已编入话本，又登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四十多种，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赴会、白帝城托孤等故事皆已成篇。说书人、戏剧工作者长期取材，演绎铺陈，使“说三分”内容愈益丰富。
　　元末明初罗贯中（约1330—约1400）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提供的基本历史架构，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倾注自己的社会人生感，悟创作出构思宏伟、颇具史诗品格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年间刊刻，俗称“嘉靖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删削论，赞增添自己的评论，修订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综上可见，《三国演义》源出众手，然功成于罗贯中。从一些文献记载获悉，罗贯中曾参加元末农民战争，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清代徐谓仁称其曾入张士诚幕中。身历元末割据战争，目睹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辈角逐天下，使罗贯中真切体验改朝换代间的群雄纷争，亲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代变故，这对他理解三国、表现三国大有助益。而晋唐两宋以来的尊刘贬曹思潮，则养成罗贯中的正统观，《三国演义》将其尽情挥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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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三国志》的“曹魏正统”到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
　　中国的专制帝制延绵两千余年，朝代兴替频繁，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并排斥其他派别的争夺，秉持天命观，援引宗法礼教，论证本集团政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正统论”顺势而生。“统”指统治体系；“正”相对于“伪”。所谓正统，指合法的统治体系。
　　正统观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正统观颇有差异。晋承魏统，一统天下，西晋陈寿修《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孙吴为偏统。
　　表现之一，《三国志》的《魏书》卷一记曹操，题“武帝操”；卷二记曹丕，题“文帝丕”；卷三记“曹睿”，题“明帝睿”，体例、规格同于《史记》《汉书》的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有传无纪，以《先主传》记刘备，《吴主传》记孙权。
　　表现之二，刘备、孙权先后称帝，《三国志·魏书》皆不记。《蜀书》《吴书》有载，却特别标明“黄初”某年某月，而“黄初”是曹丕称魏帝的年号。
　　表现之三，陈寿对曹魏奠基人曹操给予充分肯定。《三国志·魏志·武帝操》对其功业才德作这样的评断：“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尽写曹氏的雄才大略，一派开国君主气象。
　　视曹魏为“篡伪”，尊蜀汉为“正统”，发端于东晋，肇因于偏安江南的东晋自比蜀汉，而将占据北方的诸政权（前赵、冉魏等）比拟曹魏。东晋史家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即以蜀汉为正统。这种观念延及唐代。北宋情形有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三国志”条称：“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袭陈寿《三国志》，述三国史事用魏国纪年，但民间尊刘贬曹的情绪仍在发酵，苏东坡谈及当时市井“坐听古话“（听讲历史故事）：“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足见俗众爱刘憎曹的情绪。时至南宋，态势又变：“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朱熹及门人撰通《鉴纲目》力陈“帝蜀”“伪魏”之义，将《资治通鉴》述三国史事用魏国纪年改为蜀汉纪年，从“辨名分，正纲常”出发，扬刘抑曹。
　　梁启超说“正统之辩，昉于晋而盛于宋”是恰当之论，而《三国演义》的创作正值南宋以下正统观盛行之际，又对正统观的传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肯定朱熹的正统观，当然也是对《三国演义》正统观的推崇。
　　《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集中表现在斥责曹操、赞颂刘备上。
　　作为一部文学杰作，《三国演义》没有将曹操简单化。作品抒写曹操剿黄巾、讨董卓、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平定北方，文韬武略，知人善任，气度恢宏，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更显示军事才能。作者借郭嘉之口将曹操与袁绍相比，赞曹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胜”，必定战胜袁绍。《三国演义》对曹氏功业战绩及识士用人之明的描写，与历史人物曹操大体相符，但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谋魏公魏王位、僭越专权则猛烈抨击，揭露曹氏“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在汉末三国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情势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明智而有效的谋略，为当时有识之士所共见。较早提出此一方略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时在初平元年（190），袁绍被关东诸牧守推举为讨伐董卓的联军盟主，沮授向袁绍建策：“迎大驾（指汉献帝）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号令天下，以讨未复。”
　　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提法，不过另一谋士郭图认为汉室难复，不如勿迎汉天子，袁绍拒绝沮授建策，采纳郭图之议。以后献帝被曹操掌控，北方诸雄臣服，袁绍追悔莫及。
　　曹操集团确定“挟天子以令诸侯”谋略在初平二年（191）收揽黄巾部众、建“青州兵”以后，谋士毛玠建策：“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实行此一谋略，奉天子获义战之名，得以建立扫平北方的大业。
　　孙策经营江东，谋士张纮建议：“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亦取类似韬略，不过孙吴无天子可挟，只能打出“匡辅汉室”旗帜，以求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主功业。
　　刘备早期流徙于陶谦、袁绍、曹操之间，兵力单弱，又无地盘，却自诩帝胄之后，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诸葛亮为其献“信大义于天下”的方策，三分天下，进而夺取中原，“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仍然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套路。
　　总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东汉末至三国间唯一可行的军政策略，有识见的群雄都采用此谋，并非曹操这个“奸雄”的“奸计”但《三国演义》对其力加抨击，全然是站在刘汉正统立场上作出的政治评判。
　　为达成对曹操的贬斥，《三国演义》更对曹操竭尽道德谴责，书中穿插大量情节，如杀吕伯奢、梦中杀近侍、割发代首、血洗徐州、借粮官头平息兵怨、哭祭袁绍、借刀杀祢衡、妒杀杨修、赤壁横槊赋诗、大宴铜雀台等，表现曹操性格的奸诈、伪善、诡谲、狠毒、残暴。史书上本有曹操“酷虐变诈”的记载，关于杀吕伯奢，《魏志》等史书有两种载录：一为吕氏子侄欲害曹操，曹仗剑杀之；二为吕氏子侄磨刀杀猪宰羊，曹误杀吕家诸人，但《三国志》及《三国志注》并未渲染这一情节，而《三国演义》则调动各种表现手法，突现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尽写其“乱世奸雄”性格，从谴责曹操“篡伪”的角度，将正统观发挥到极致。
　　《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集中表现在尊崇蜀汉“正统”，这大有别于《三国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论刘备，并未强调其宗室正统性，而是从刘备实在的优长与缺陷评议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
　　既肯认刘备与刘邦相类，有英雄气度，并称颂其与诸葛亮君臣契合，为旷古美谈，同时又指出其谋略不及曹操，功业较狭窄。这是对历史人物刘备允当公正的评价。
　　《三国演义》则在《三国志》提供的基本史实基础上，用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刘备集团的事业，对刘备极尽美化之能事：一是抒写其正统性，反复强调刘备乃是“皇叔”“帝胄”，以“复兴汉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己任，以对比曹操的篡伪性；二是渲染其仁德性，极写刘备宽厚爱民，克己复礼，兼及刘备集团诸英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的忠、义、仁、智、信，以对比曹操的奸雄性。
　　《三国演义》把刘备视作政治上的“真”（正统）与道德上的“善”“美”的统一体，与书中塑造的“假”（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恶”“丑”的曹操形成强烈反差。《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写刘备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这既是讲刘备的策略，同时也道出了《三国演义》黑白对应、善恶比照的塑造人物技法。
　　《三国演义》描写“完人“刘备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仁君”的盼望之切，但艺术上却颇有失误，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及蜀汉偏爱有加，用力将其抬上正统庙堂，而又必须遵循历史的基本框架：三国之中，蜀汉始终最为弱小，蜀汉君臣又多有失误，关羽的失荆州乃至走麦城、刘备彝陵之战的举措大谬、诸葛亮的失街亭等等，作品也都有较充分的表现。刘备虽口称忠于汉室，实则却无时不在想着称孤道寡，汉献帝尚在位时，自己便自行汉中称王，献帝刚一去位，便迫不及待地称帝。蜀汉最终被曹魏所灭的史实，小说也浓墨重彩地予以表现。这都显示《三国演义》浓厚的“尊刘反曹“的正统观，并未改变其对历史基本历程的反映。这种正统观的“理想”与魏、晋完成一统大业的“实际”之间的矛盾性，构成《三国演义》的悲剧色彩，增添其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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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同与异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两百个人物，其用力尤深的是诸葛亮、曹操、关羽，毛宗岗称之“三奇”，又称“三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加上刘备的长厚与仁德、周瑜的倜傥与狭隘，在我国乃至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已经家喻户晓，妇孺尽知，老百姓已很难分辨这些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这里有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关系的问题。
　　《三国演义》塑造的艺术形象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又作了相当程度的文学虚构，采取移花接木、添枝加叶、夸张虚拟等等手法，以达成对人物褒贬扬抑的效果。前已讨论曹操、刘备，以下再议关羽、诸葛亮、周瑜，略考其在信史《三国志》与说《三国演义》中呈现形象的联系性与差异性。
　　（甲）关羽事迹辨析
　　关羽勇武善战，乃“万人敌”，性格坚毅（“刮骨疗伤”时面不改色，谈笑自若），忠于刘备（离曹追刘），皆载之信史。然关羽并无显赫战绩，还有刚愎自用、丧失荆州的大过失，在三国历史上算得一个二流人物，置于中国古史全局，不过三、四流军人。《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篇幅不大，与典韦、张辽、张飞、赵云、马超、吕蒙等传不相上下远少于周瑜、鲁肃等传。这种处理与关羽的历史地位相当。然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却被浓墨重彩，大加渲染，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成一勇武无敌、忠义盖世的头等英雄。清顺治间，上谕追谥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褒扬盛烈”，乾隆更赞颂关羽“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又在谥号加添“灵佑”二字，还在上谕中斥责“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在民间，广建“关帝庙”，与“孔庙”并祭，孔、关抬举为文、武两圣，尽享馨香崇拜。这与《三国演义》塑造关羽形象直接相联系。
　　以下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关羽事迹的异同窥探关羽崇拜的生成机制。
　　（一）桃园三结义———《三国志》没有关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的记载，只是说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且关羽年长于刘备，若义结金兰，兄弟次序当为关、刘、张。《三国演义》则大力铺陈刘、关、张三结义，且作为全书首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以下多回又一再强化三结义，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表现刘、关、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使之成为贯穿全篇的一条红线。
　　（二）青龙偃月刀———关羽的兵刃是长矛，《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关羽杀颜良，用语为“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这一“剌”字正是用长矛杀人的专用字。而《三国演义》第一回详写关羽兵器“青龙偃月刀”的打造过程，后面的章回又一再渲染此刀的神威。《三国演义》用力表现的兵器还有吕布的“方天画戟”和张飞的“丈八蛇矛”。其实史载吕布的兵刃也是长矛，张飞的兵刃并非丈八蛇矛，而是一般的矛。《三国演义》中英雄使用华美锋利的武器，烘托英雄形象，显然是采自讲史艺人和戏曲作者的塑造。
　　（三）三英战吕布———据《三国志》，公孙瓒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所以当时追随公孙瓒的刘、关、张三人也未曾参加伐董之役，也就不可能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一幕。
　　（四）斩华雄———《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参加讨伐董卓，“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三国演义》第五回浓墨重彩描写关羽“温酒斩华雄”，显然是将孙坚事迹移花接木到关羽身上，是从讲史艺人的创作中汲纳过来。
　　（五）斩颜良，诛文丑———“刺颜良”确系关羽，诛文丑的却是曹操。
　　（六）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七）华容放曹———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但是刘备晚到，所以曹操得以跑掉。此事与关羽无涉，而《三国演义》铺陈出“关云长义释曹孟德”故事，为的是烘托关羽的义薄云天。
　　综观《三国演义》关羽之壮举，多为移花接木或虚构。
　　（乙）诸葛亮用兵如神吗？
　　《三国演义》三十六回至一百零四回写诸葛亮，以六十八回篇幅（占全书一百二十回一半以上）描绘孔明，塑造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军事家形象。
　　历史上的诸葛亮有战略眼光，擅长政务治理，而用兵、战阵非其所长，陈寿对孔明有“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瞻惟工书，名过其实”的批评。
　　陈寿编定《诸葛亮集》后上表晋帝，表中评价诸葛亮有“逸群之长，英霸之器”，又指出孔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语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以为诸葛亮民政强于军政，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三国演义》所述诸葛亮的军事成就，多为移花接木转自他人。
　　火烧博望坡———此乃刘备所为，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
　　草船借箭———此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
　　借东风———冬至时日，多有东南风，此乃曹操遭遇之天灾，非诸葛所借或预测。
　　赤壁之战———诸葛亮智激孙权是史实，其他诸如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识破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等均为虚构。破曹的主要指挥者是周瑜，诸葛亮只是敲边鼓。
　　三气周瑜———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筹集军需，未与周瑜见面。三气周瑜纯系艺术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事迹，仅三顾茅庐、隆中对有史实依据，其他多为移花接木。鲁迅称《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一语破的。
　　（丙）周瑜的器量
　　《三国演义》刻画的周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然而却心胸狭窄，尤忌诸葛亮智谋胜己，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终因褊狭而丧命。然而，这并非真周瑜。《三国志》载，刘备评价周瑜“器量广大”“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赞其有“王佐之资”。程普评价周瑜说：公“与人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评价周瑜“性度恢郭”。另外洪迈、苏东坡等宋代名士对周瑜的人品也给予甚高评价，《前赤壁赋》“雄姿英发”的“千古风流人物”之盛赞，也是给周瑜的。《三国演义》渲染周瑜狭隘，是为了映衬诸葛亮的智略恢弘。此为中国小说、戏曲惯用的“扬抑法”。
　　遭此类似待遇的是鲁肃。《三国志》载，鲁肃“思虑宏远”“有过人之明初”，见孙权即建策：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竞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战略眼光与诸葛亮“隆中对”水平不相上下。而《三国演义》中的鲁肃老实忠厚，屡屡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当然也是为着衬托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蒋干中计———蒋干劝降周瑜而未果，返回曹营，称赞周瑜雅量高致。此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前，蒋干、曹操中计，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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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结
　　总观《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反映了由汉而魏、由魏而晋的政权更替统系，可见作者重统而不违史，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故嘉靖本《三国演义》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是基本恰当的（需指出：陈寿是“晋平阳侯相”而非“晋平阳侯”），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
　　法国历史传奇作家大仲马说，他把历史当作挂衣服的钩子，衣服则是他缝制的。大仲马的《铁面人》《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分别写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后拿破仑时代，其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人以艺术享受，我们不必也不应当从这些小说获得关于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后拿破仑时代的信史，不会因《铁面人》而相信路易十四是冒充的继位者。对俄法战争史有精深研究的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不仅严格遵照历史真实框架，而且十分讲究细节真实，上自沙皇亚历山大宫廷、贵族家庭，下至行伍士卒，乃至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皆能还原历史场景，可以作为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看待，但不必也不应当将这部小说当作俄法战争的信史，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不能以真实历史人物视之；书中对拿破仑充满厌恶，所刻画的装腔作势的拿破仑未必是历史真实的拿破仑。
　　总之，应当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当然，不同的史传文学与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战争与和平》《彼得大帝》比《铁面人》《三个火枪手》接近信史一些；《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接近信史一些，艺术感染力也差了许多。《三国演义》习称“七实三虚”，有“真三国，假封神”之说，而我认为尚没有达到“七实”，凡精彩情节（过五关斩六将、蒋干盗书、借东风、三气周瑜、长坂坡之类）都是虚构的，不过都还挂在三国历史这个钩子上，我们只能以文学作品欣赏之，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感和美学享受，而不可求信史于《三国演义》，也不应当以信史标准苛责小说《三国演义》，正如不能以过高的生动性、典型性要求史书《三国志》一样。